四川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上)

近代四川文化在辛亥革命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推动和影响下，无 论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文艺形式、传媒方式和民众觉醒等方面，都比清朝后期有了较大 的进步和发展，为后来接受外地传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并发展抗日文化运动打下了较 好的基础。本文就四川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情况概述如下：

一：重庆抗日文化运动中心的形成和成都等地抗日文化运动和教育的发展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爆发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抗日救 亡运动的高潮。对时事政治、祖国安危反映敏感的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尤其迅猛 蓬勃。最初的抗日文化运动以上海和北平为全国南北方的中心。北平和上海陷落后，抗日文 化运动的中心一度移到了武汉和广州。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被日军攻占后，郭沫若、阳翰笙、老舍、曹禺等和《新华日报》社、《中央日报》社、“剧协”、“文协”、“青 协”等大批文化机构团体，都先后随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委会迁到陪都重庆。1941年12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澳门、香港等地的文化界人士纷纷转移到祖国大后方，数月 间就转移了几千人，大部分都辗转到了重庆。到1943年上半年，在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约 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文艺工作者。此时，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 大书局先后从上海迁到重庆，恢复营业和出版工作，许多文化名人和作家也自办了一些较小 规模的出版社，如作家书屋、文风书屋等，使重庆的出版事业更加繁荣。从1937年抗战爆发 到1944年，全国的高等学校先后迁到重庆地区的就有31所，将近占全国内迁高等学校的二分 之一。加上重庆本地设立的高等学校，使抗战后期重庆地区的高等学校达到38所，居全国之 冠。因此，战时的陪都重庆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

在成都等地方，抗日文化运动也很快发展起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它们组织宣传队，到街道、工厂，赴郊县、农 村，演唱《保卫卢沟桥》、《全民抗战》等抗日歌曲和戏剧，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义觉悟。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还创办《大声周刊》、《救亡周刊》、《华西日报》等报刊，宣传抗日 救国。战时成都出版的报刊约在500种左右，其中报纸约50种，比战前增加了许多。

文学和戏剧也有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川剧更焕发了生气。如川剧表演艺术家肖楷成把他主演 的川剧《济公传》，修改成《济公活佛》，把抗日救国内容的新台词，插入剧中适当地方唱 出来，每次演出都能激励观众，收到了抗日救亡宣传和艺术鉴赏完美结合的效果。自1939年 到1942年3年多时间，《济公活佛》在成都连续演出108场，场场满座，久演不衰。战时杨鹤 鸣、萼英演出的新编川剧《皮匠爱国》，演的是一个皮匠去参军抗日，妻子鼓励他安心去打 鬼子，不要挂念家里，等待他早日胜利归来。此剧每次演出都博得观众热烈鼓掌。

战时成都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据1944年统计，四川的完全小学和初级小学已有14 8087所(1936年全省小学仅有21万多所)，成都的完小和初小比战前增加约5倍；全省中 等学校已由战前的260所增至670所，成都的中等学校在50所以上。内迁四川的高等学校有47 所，其中内迁成都的有齐鲁大学、燕京女大等7所。抗战中在成都还创办 了省艺专、省会专、省体专等高校。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四川的高等学校至少已达56所，为战前四川高校数 的14倍，居全国各省之冠。由于四川大中小学发展迅速，居全国首位，遂使四川成为全国文 化教育的重心。

二：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高层领导机构及其指导思想

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高层领导机构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关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 有关机构。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抗 日文化运动的领导，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后又称文化组)，开始由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凯丰 任文委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秘书徐冰，委员有冯乃超，潘梓年和胡绳等5人。不久凯 丰回延安，文委会工作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徐冰协助他管全面，也兼管文艺工作，冯乃超兼 有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可以说是南方局与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联络员，协助郭沫若 进行工作，潘梓年主管新闻界，胡绳主管出版界。南方局文委会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就是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 总的指导思想，还有1941年6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指出：“团 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反 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进步的文化力 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文化向 前发展。”这些主要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南方局文委会领导国统区、尤其是陪都重庆抗 日文化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还受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行政院教育部的领导和 控制。这3个部里都设有专门的厅或处，分管宣传和文化(包括文艺)工作。它们领导抗日文 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始终贯穿着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的旨意。而 这个《纲领》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较，除主要的有关抗日反对汉奸方面相一致外，还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如：关于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而国民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则规定，要以国民党所解释的 三民主义和旨在维护其一党专政与独裁统治的法令，来限制人民抗日的权利及自由。1939年 3月12日，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了蒋介石倡导和监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其要旨是深 入动员国民，“集中其一切意识思想智慧与精神力量于一个方向，而提高使用之”，“集结 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即(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军事第一，胜利 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要求全国国民“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即“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之八德”，并强调“最根本者为忠孝”，要“忠于国家”，“忠于纪律，忠于法令”；最核心的是“望吾国民对于建国原则之三民主义，必须巩固其信仰”，以振奋抗战到底 的精神，粉碎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的阴谋，“打破敌人 精神制胜之毒计”。《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也就是国民党当局有关部门领导重庆抗日文 化运动的指导思想。1941年底国民党当局还在重庆都邮街十字路口筑成“精神堡垒”碑，上 书《纲领》要求的“目标”、“道德”等，昭示国民身体力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精神总 动员纲领》是基本肯定和拥护的，但对其中“目标”、“道德”等的阐释和某些内容，有不 同看法和保留意见。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就《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向党内发出指示，“解释纲领的两面性，一方面为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为防共的。”4月27日，中 共中央又就即将举行全国精神总动员发出指示：“各地党部必须根据中央书记处4月5日指示 及中央日内广播的宣传大纲主动的积极的进行工作。主要的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实际解释与发挥我党坚决抗战的正确路线，打击日寇汉奸汪派 托派反蒋反共、挑拨离间、和平妥协的阴谋活动，使这一动员成为我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 员及其《纲领》的这些指示，无疑是南方局对待开展这项动员和领导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指 导思想。由上述可知，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理解，在抗日和反 对汉奸方面是一致的，而在其他方面也是很不一致的，亦错在国民党方面。因此，国民党当 局有关机构，用以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除抗日反汉奸这主要之点是正确的外，其 余都是有局限性的、错误的。因此，虽能促使抗日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必然妨碍其 蓬勃发展。例如，抗战初期，1938年底以前，也是国共刚建立第二次合作不久，国民党抗日 是比较积极的，也容许人民有较多的自由，因此，这时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是较开明的，促使 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也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景象。但是，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 五中全会后，颁行了一系列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政策和实施复古倒退，文化专制的诸多 规章条例，因此，国民党有关领导机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除外)对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 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竭力排斥共产党对文化事业和抗日团体的领导及参与，从而严重 阻碍了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应该指出，实际上由国共合作组成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对贯彻执行国民党错误的指导思 想是个例外。1938年春，经蒋介石和陈诚提出要求，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军委 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负责宣传和文化工作的第三厅。蒋介石和陈诚又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 厅长，这是经周恩来进行说服工作，郭沫若才答应就任的。蒋介石、陈诚邀请在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界威望很高的周恩来、郭沫若担任要职，是企图收揽人心。但在周恩来、郭沫若 直接领导下的、有不少共产党人参与工作的第三厅，却可以利用其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合法地进行抗日宣传。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厅里积极开展工作，三厅主要干部中的共产党员单 独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共产党员另外成立一个支部，互相不发生联系，各自开展工作，团结全厅人员，努力开展抗日宣传，把三厅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使三厅成为国统区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由于在周恩来、郭沫若具体领导下的第三厅抵制国民党错误的方针政策，而主要是按共产党 的方针政策行事，国民党当局就加紧控制第三厅。1940年夏，蒋介石等企图胁迫在第三厅工 作的文化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当遭到以郭沫若为首的绝大多数第三厅工作人员严词拒绝后，就改组了第三厅，而对被排斥的郭沫若、阳翰笙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则实行羁縻政策，在政治部之下，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 从事对外政治活动。”1940年10月1日，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为主任，阳翰笙为副主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的文化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如姚蓬子等。文工会名义上是军委会政治部下属的一个团体，实 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具体领导下的一个“租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革 命化基地”，群众则美称它是“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人利用文工 会的合法地位，广泛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尽量多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他们不受国民党当局规定的束缚，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进行活动，根据南方局 的指示，去发动和领导重庆文化界进行抗日文化运动，从而使这一运动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向前发展。但到1945年4月，文工会又被国民党当局解散。

1941年2月7日，国民党当局为进一步加强控制抗日文化运动，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中央 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文运会”)，由宣传部长张道藩任主任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潘 公展任副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文运会标榜“以文化力量增强抗战力量，以文化建设促进国 家建设”，但实际上是想方设法限制各地、尤其是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

1943年9月8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该《纲领》强调：“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哲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幢。《纲领》要求“坚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救世界的主 义的信仰”，“确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为律定群己关系的共同目标。”还要求“建立三民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及文艺的理论体系”，等等。这样的《文化运动纲 领》使国民党的文化(包括文艺)思想理论倒是体系化、党化和法典化了，但却更复古、倒 退、保守和反动了，因此，这个《纲领》更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有关机构，在领导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主要的一致之处是抗日和反对汉奸，因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共双方能在一段时 间内一致领导发动重庆文化界进行抗日文化运动，并推动其迅速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国共 双方有关机构在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有不少很不一致的地方，而国民党方面的一 些指导思想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必然导致重庆抗日文化运动出现激烈的矛 盾斗争，以致严重阻碍和破坏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