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之争的历史解读

成都人看不起重庆人，重庆人也看不起成都人，这个绵延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如今仍然存续着，有时甚至还表现得异常尖锐，两地人通过各种方式互相谩骂攻击，谁也压服不了谁。成渝之争其实说到底是谁是老大之争，我们可以从它们的历史渊源上找出些脉络来。

一：古代时期成渝的历史

成都代表蜀，重庆代表巴。在远古时代，蜀是古代岷江上游的蚕从族南移以后，逐渐在成都平原上建立起来的人群集居地，并渐渐形成一个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意识圈，其名来源于周人的“一年成歧，二年成都”之意。这种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盆地平原意识，人们爱好清闲，温文尔雅，自信心较强，不喜冒险等等。巴的先祖也并不居住在现今重庆周围地区，而是居住在现今陕西的汉江上中游一带，后来不断向南迁移，先是到达大巴山地区，后又渐次到达三峡地区，最终落脚在嘉陵江下游，也就是现今重庆主城一带地区，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特征，其主要表现为人的性格比较火辣外向，质朴豪爽，具有明显的尚武意识和好胜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两种地域相近的文化意识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又互相诋毁。

战国时期，秦司马错出兵灭了蜀，随即也灭了巴。公元前221年，秦始早统了全国，在现今成都重庆两地分设蜀郡和巴郡。蜀郡的治所(办公地)在成都，巴郡的治所在垫江，后移至重庆。楚汉战争时期，刘邦较早兼并了巴蜀这两个地区，同时又征发巴蜀地区的百姓充军，巴族士兵打仗积极，屡立战功，受到刘邦的赞赏，而蜀地却以地势平坦，粮草丰富，不断供给刘邦军队，也使刘邦大为满意。巴蜀两个地区的特点在楚汉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在整个两汉时期，蜀地出了不少实业家如卓王孙、邓通和等，他们富可敌国；又出了不少文学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而巴地却无重要的实业家和文人，在商业和文化上，巴地是落后于蜀地了。两个地域相近的人群都充满了自负心理，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出来了，隔阂也就慢慢产生了。在整个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发展水平不同，民风逐渐成型，虽然有不同的地域差异，但尚没有明显的敌视和争斗。

成都第一次成为政治中心是刘备在公元221年建立的蜀汉政权，刘备是西汉皇室的后代，蜀汉政权也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奉为正统。其实蜀汉政权是一个外来政权，并不是成都本地成长起来的政权，只不过刘备等人吸收了当地的一些豪族，以便于统治蜀汉地区。蜀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在当时的三国中实力最为弱小，虽有皇帝和诸葛亮等人的尽力维持，也只存在了40多年，就被北边的曹魏政权灭掉了。但当时的蜀汉政权却第一次统治了巴的所有地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巴蜀之间的第一仗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年，朱温灭掉唐朝，驻守在壁州(今四川导江)的刺史王建趁唐末中原战乱，乘机兼并了西川、东川和汉中46州之地，于朱温亡唐后在成都称帝，定国号为蜀，这就是历史上称的前蜀。但前蜀政权没有存在多久就灭亡了。王建死后，他的儿子王衍继位，王衍是一个残暴荒淫的皇帝，不知道安抚百姓，以至百姓怨声载道。923年，唐朝时的名将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灭掉了朱温建立的后梁，在洛阳建立后唐，后唐派孟知祥率军攻打王衍政权。孟知祥从川东进占重庆，大量招募重庆百姓当兵，经过长期训练，在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和成都的王衍军队大打了一仗，结果是孟知祥带领的重庆军队大获全胜，王衍被灭，孟知祥占领了成都，并不断扩展地盘，逐渐脱离了洛阳后唐政权的控制，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仍然称蜀，历史上叫后蜀。孟知祥死后，他的儿子孟昶继位，还扩展了不少地盘，但孟昶为人阴险狠毒，奢侈成性，好大喜功。964年，宋太祖赵匡胤派王全斌从北边、曹彬和刘光义从东边同时攻取四川，965年，孟昶上表投降，至此，蜀政权灭亡了。从907年到965年的半个多世纪中，成都真正成为了四川的政治中心，并统治了重庆地区，而重庆却无所作为。

重庆在唐朝叫渝州，这也是现今重庆简称为渝的由来，南宋时，赵悼被封于渝州，不久又被立为皇帝，是为宋光宗(1189～1194)，两件喜事接连发生，遂以“喜庆双重”之名而命名渝州为重庆，至此，重庆之名沿用至今。

元朝开始在全国建行省，后通称省，四川为其中之一，省会设在成都，明清两朝沿袭了元朝成例，成都一直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占据全省的政治中心位置。但这并不是说重庆就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南宋末年，王坚在重庆合川钓鱼城坚决抵抗蒙古蒙哥大汗大军的侵犯，蒙哥在此战死，也使重庆钓鱼城在青史上留下美名，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攻入四川，在重庆建都称帝。清朝末年，清政府被迫签定的内地通商口岸中，重庆就是其中之一，英国人在四川设立的领事馆就在重庆。

二：民国时期的“陪都”

重庆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八一三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已经是朝夕难保，在日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在1937年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到11月底，政府的大部分机关已经迁至重庆。重庆事实上成为全国的首都。在19''38年11月到1945年9月这八年的时间里，国家东部的大量企业、学校内迁到重庆，奠定了重庆作为西南工业中心城市的地位。重庆的城区面积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国际知名度也迅速提高。中央政府的首都设立在重庆，这在重庆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虽只有短短的八年，但成都却从没有如此的殊荣。虽然在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的最后岁月里，成都在1949年也做过几十天的“陪都”，蒋曾想以成都为在西南的最后据点，拼死力战，但也是昙花一现。其实早在民国时期的1929年，重庆就先成都一年，正式设市，到解放时，重庆的工厂数量占四川的60%，如果不是因为成都是四川的省会城市，而重庆又归属四川，再加之这两个被称为“巴山蜀水”的兄弟城市，本就由于历史的渊源明争暗斗由来已久，成都和重庆也不会结下很深的宿怨。

三：建国后的成渝之争

重庆解放初期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所在地，管理云、贵、川、藏、四省区，1954年6月19日，中央撤消西南大行政区划，重庆作为中央直辖市的地位也就随之消失，划归四川管理。1958年，中央恢复西南局，但驻地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中撤消)，而已经早就是四川省的省会城市的成都，则借国家、省会和政策的优势开始复兴，而重庆则由于行政地位的变更及降级与成都相比在资源的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实经过多年的发展！重庆已经成为了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一度曾有“西南王”的说法。

1930年代～1950年代可以说是重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然而一夜之间从西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中心、陪都而跌落为地市级城市，落差之大，恍若天壤之差别。重庆、成都这对四川上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由于时代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反目成为冤家对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重庆划归四川省后，作为当时四川最大的纳税城市、工业基地，每年按35%：35%：30%的比例税收上缴中央、四川和自行留用。但是无论从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来说，四川省都有意识向成都倾斜，整个四川的金融机构的分支也几乎集中在成都，重庆人真正觉得四川对重庆是提取多而投资少，民间广为流传着“重庆挣钱，成都花钱”的说法，“重庆为成都打工”的怨言。

成渝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成都与重庆市民的口水战更因为各自狭隘的地域意识而不断激化。重庆人直率豪放，快人快语，而成都人绵柔，慢条斯理，二者本就不容易相容。重庆恐怕是世界上最崎岖的特大城市，而成都则一派平原景象。成都聚合，重庆分散。两个城市永远都会拿各自的城市面貌、城市名片、城市知名度、美女、火锅等话题互相较劲，谁也服不了谁。更有甚者，在民间，成渝之争还引发了暴力冲突。成都的蓝剑啤酒在重庆餐馆推销，不止一次地和重庆山城啤酒的推销员打架，酿成流血事件。成渝两地的球迷只要是观看两个城市的足球比赛，十有八九都会打架。两个城市的烟摊卖烟，很少互相卖对方城市产的香烟等等，成渝之争愈演愈烈了。

四：重庆直辖后的成渝之争

重庆直辖，是有历史渊源的。抗战时期和解放初期重庆就是中央直辖市。邓小平对重庆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1980年代初期就有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想法，希望以此来平衡成渝两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时机不成熟，遂将重庆列为中央计划单列市。他的这一愿望，终于在1997年3月的人代会上成为了现实，也使重庆再一次获得了飞跃的良机。

重庆直辖十年来，上有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有重庆人民的不断奋起，乘着直辖之势，加快发展。也正是这种努力，加剧了重庆与成都的竞争与对峙。1999年底，重庆的GDP达到1488亿元，首次超过成都的1190亿元。重庆终于扬眉吐气了。此时，在重庆市有些官员的口中，成都已经不再是重庆的对手了。真正的对手是成都背后的四川了，成渝之争进而演变成了川渝之争。然而也正是官方的推动，成渝或者说川渝之争也在更大层面上有了新的内容。

2003年6月底，随着三峡工程实现125米蓄水之后，一个被经济学者不时提及的“西三角”一词，浮出水面。一场争夺西部枢纽的“战争”，又开始在重庆与成都之间打响，并形成了“西三角”的龙头之争。

2003年8月底举行的重庆发展论坛上，首次提出了“西三角”(四川、重庆和宜昌地区)经济区。有人预言，它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后，中国又一个经济迅速核聚、膨胀的地区，重庆、成都和宜昌三市及其腹地将构成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三角洲”经济带。

同年9月，重庆市发改委拟订了一份“西三角”规划，方案中提出将分三步走打造西三角：先以重庆为中心，培育重庆主城区、成都、宜昌3个增长极，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之后3个城市之间将加强经济联系，形成三角增长区；然后以重庆、湖北、四川为中心构建“泛西三角”地区，带动云、贵、鄂西、陕南。重庆市发改委的官员毫不掩饰地宣称，重庆将成为“西三角”的中心。

而成都也不是吃素的，它自然不会买重庆的账。早在重庆成为第四个直辖市后。成都就在中央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之下，第一个提出了要做西部开发的一个支点的构想。2004年1月7日，成都市发改委发布《上海与成都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不仅将成都与上海相提并论，更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成都要当仁不让地建设成西部金融中心……”

毫无疑问，在“西三角”经济区概念中，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成都和重庆这两个龙头之间的微妙关系。目前，摆在两城面前的共同问题是：西部大开发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随着国债发行淡出，如果没有其他政策替代，国家对西部的投资将逐渐减少，这势必进一步拉大东西部的差距，而成渝只有联手经济一体化，才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官方争论如此，而民间则更为激烈。

关于第四城口水战的爆发，是始作俑者一《新周刊》“惹的祸”。2000年9月，《新周刊》给成都冠上了一个富有冒险色彩的名头～中国第四城，评价成都是继北京、上海、广州中国三大城市之后的“第四城”。让成都成为众矢之的。

此论出世，先是引发了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的论战，紧接着全国各地都陷入了那场纷争，各有说法，支持西安、武汉、青岛、厦门等城市。一时间，被列入“第四城”候选的城市多达十几个。

2003年，国内畅销杂志《中国国家地理》，9月号推出《四川专辑》。在“四川六大争论”中，他们以16页的篇幅为四川“把脉”：“成都是中国第四城吗?”、“成都、重庆和西安，谁是西部的中心城?”再次将第四城的争论推向高潮。

然而，真正将第四城之争演绎得登峰造极的，是2004年10月初发生在重庆和成都之间的“48小时成都印象和重庆印象48小时”的一个真实故事。说的是网名叫“一路欢快的巴虎”、“重庆棒棒”的重庆网民，抱着为重庆雪耻的目的，开着大奔，扛着尼康，潜入成都，专拍成都城市建设的阴暗面，并组成合集《48小时，成都印象》以攻击成都。成都网友再以《重庆印象48小时》回敬，帖子创下了新华网论坛新纪录，其点击量加起来好几十万！

事实上，四川与重庆两地合作的动力也正在逐步增强。随着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重庆明显“找到了感觉”，副市长黄奇帆甚至提出10年后重庆将赶上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成都担心被直辖市边缘化的心态也促使其向重庆靠拢，近两年来频频向重庆伸出橄榄枝，四川省辟方已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成渝经济一体化发展。

然而，由谁来坐西三角的龙头老大交椅?依然是阻碍两地政府握手的壁垒。

近年来，成渝之争在川渝高层的关注和协调下，在官方层面已经明显缓和，但作为成渝两地的老百姓，根深蒂固的观念要一下改变，似乎还很不容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表现在方方面面，更何况还有地缘因素在作祟，各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铸就的性格、成见、风俗、思维定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渝之争恐怕难以消失。

熊茂松，贵州师大历史与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