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类迁徙与巴蜀艺术高峰形成之关系

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艺术，有助于我们破译诸多历史艺术形态形成、发展或衰落、消失之谜，也可以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艺术形式的共性和个性作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反之，从一些古今独特的艺术现象人手，也可以探寻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历史踪迹。震惊中外考古学界的三星堆遗址、汉唐时期“蜀戏冠天下”的盛景、清代川剧艺术的形成，无一不是各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结晶，在此，简要论述人类迁徙、文化交融与巴蜀文化艺术代表作形成的关系。

一：人类迁徙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高峰

巴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古代巴蜀历史的认识停留于“蚕丛及鱼亮，开国何茫然”的朦胧状态。直至三星堆祭祀坑遗址的发现，犹如石破惊天，天门洞开，一个人们完全不熟悉的世界赫然出现在人们面前。高大的青铜人立像、太阳神树、纵目大耳的青铜面具、纯金面罩、金手杖……人们开始认识到古蜀文明的特异性。在夏商时代，以中原文明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青铜器具中，很少见到人面具及人的塑像，三星堆出土的形象各异、数量众多的人的塑像，不仅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区域文化品格，也填补了中国文化史、艺术史的空白。其中有着精美文饰的金杖、金虎、金面具等，其艺术造型和制作工艺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水平。与青铜、黄金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的玉器、陶器、石器、象牙，甚至还有早期作为货币交换的海贝。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至今，许多考古学家、文化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及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从这里找到了巴蜀文化的根源；一些学者提出，纯金面罩、金手杖之类象征着的古代皇权的器具，是西亚、近东文明的代表，在中华文化史上没有先例。那些作为货币的海贝和象牙，有专家考证主要来自古印度及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不同国度；各种精美的玉器如玉璋、玉璧、玉琼却与中原文化、良诸文化一脉相传；各种各样的陶器尽显中原文化特征；经过现代冶炼科学技术测试，三星堆青铜器原料取材于云南永昌。但是，在古巴蜀之地，至今没有发现那一时期的青铜冶炼遗址，因此有的学者坚持认为这些拥有高度技术含量的青铜器是从外地带人四川的。关于三星堆人种的归属、来源，历史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出自百淮民族系统，也即古蜀国土著；另一种认为是氏羌民族系统。羌族是古代西蜀地区一个主要民族，现在川西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还保留着这个中国古老的民族～羌族。川西阿坝羌族的先祖，来自于中国西部高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从西北地区进人了中原地区，与各民族融合发展，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他们其中的一支，赶着牛羊，吹着羌笛，从甘肃南部沿着崛山河谷进人了川西平原，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部落，繁衍生息，绵延发展至今。

综观各种学术观点和说法(包括各种推测、猜想)，可以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即三星堆文明及其杰出的艺术成就，绝非单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果，它是人类迁徙、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采借的产物，由此创造了巴蜀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二：多民族融合与古代巴蜀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

东晋《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女，生子高阳，是为帝誉，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封，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

《华阳国志·巴志》引《洛书》曰：“周武王伐封，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徙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封，前歌后舞也。”又日：“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眠之域，是其中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从以上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场。豫撰写《华阳国志》之前，巴蜀已经融为一体。殷商时期，早年从荆楚之地溯江而上的巴人逐渐强大起来，今日四川之川东、川北逐渐为巴人占据，他们勇猛好战，不断扩张，与川西平原的蜀人融合，形成了统一的巴蜀文明。从文献记载来看，自秦亡巴蜀(公元前316年)之后，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的2000多年来，四川历史上有过7次大规模移民，几乎都是北方中原人口移人四川。秦亡巴蜀后为巩固政权，曾“移秦民万家实之”，自此，中原文化在巴蜀之地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经历了秦、汉时期的漫长演化，大量北方移民导致了四川人口的非正常性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不断融合，并且在这个融合过程中被中原文化所同化。

四川地处内陆，北靠透逸秦岭，西仰千里雪山，东、南倚云贵高原，四周高山，成为天然的战争屏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四川历史上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能够保持人口的自然增长，有利于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从汉至唐，外患内乱，朝代更迭，历次战争导致全国性人口下降，而四川却多数时候与全国人口减少的情况相反。例如，从秦灭蜀(公元前316年)至汉代，四川300余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保持着人口持续增长。两汉之际，全国连续20年的战争，四川仍然没有受到影响。加之四川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都江堰灌区更是水旱由人，不知饥谨。这样特殊优越的环境，必然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此外，秦灭六国后，遣散各国王公、贵族、富豪人川，大批北方人口躲避战难涌人巴蜀之地，也是四川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的大量迁徙，自然将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带人了四川。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民风民俗融合发展，在汉代产生了司马相如、杨雄等一代文豪，造就了唐代“扬一益二”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开创了“天下无，四川有”的天府之国。隋、唐及五代时期，巴蜀戏剧演出活动日渐兴盛，时有“蜀戏冠天下”之说，傀儡戏在民间早有流传。参军戏传说是随唐玄宗幸蜀来到四川，而后逐渐在四川传开。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攻人成都，掳掠9000人。李德裕奉旨查实：“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十一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太秦僧一人。”(《全唐文》卷七O三)其中子女锦锦系女演员，杂剧丈夫显然是男演员。值得一提的是，此处所载是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第一次关于“杂剧”的书面记载。当时巴蜀之地的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可知，当时四川的文化艺术已经达到繁荣昌盛的历史阶段。

三：“湖广填四川”与清代中叶川剧艺术的形成

川剧，是巴蜀文化艺术的一大奇观。奇在何处?我国有30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在中国30个盛市、自治区范围内，一个上亿人口的大省(含重庆)只有一个剧种，这是其他任何盛市都不曾有的独特的戏曲艺术现象。考察这种现象的形成，与人口迁移、文化交融有着直接的关系。

至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战争在四川持续时间长久，战事尤为惨烈。先有张献忠大西军带来的战乱，后有清兵人川的战事，大量四川人口躲避战事转至相邻的云南、贵州之地，接踵而来的饥懂、瘟疫造成了四川境内人口锐减，几近灭绝。战乱平息之后，清政府采取蹦励移民人川开垦的优惠政策，史称“湖广填四川”的数百万移民人川，逐渐恢复了四川的农业生产，同时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文化艺术、民风民俗，改变了四川的人口结构和文化成分。在各省移民相互接纳与交流融会的过程中，一种具有开放性与兼容性特征的近代巴蜀新兴移民文化逐渐形成，五腔共和的川剧就是在这样的移民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据清宣统元年出版的《成都通览》统计：当时各省移民比率为：湖广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0%，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成都地处川西，而川东、川南地区湖广、福建、广东的移民比率更高一些。清代江西、湖南的高腔、湖北的汉调、陕西的梆子等各种声腔随着移民进人四川，“五方杂处”的人文环境为戏曲多声腔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

戏曲是以方言语音及声腔艺术形式进行传播的，其接受主体主要是同一方言区域的观众，否则是难以被接受的。进人四川的各种声腔，由于各方言区移民的需要而生存下来，但随着各地移民逐渐四川化，高腔、梆子、皮黄也逐渐改用四川话演唱，以最大限度地适应各种观众的需求；不同声腔、班社的艺人迫于生存压力，也不断地相互学习、借鉴以求自己演出的剧目能够“通江”。由于以湖广为代表的南方籍移民人口众多，随之而来的高腔理所当然地成为川剧的主体部分，一些皮黄、梆子班社也逐渐演唱高腔剧目；更早进人四川的昆曲则由于方言的障碍，逐步转化为高腔的一部分。而四川的灯戏由于曲调简单，形式活泼，剧目小型，容易学习，自然而然被川剧艺人吸收到自己的演出之中。由此，形成了川剧以高腔为主、五腔共和的声腔格局，创造了独树一帜、异常丰富的川剧艺术。

结束语

以上仅以巴蜀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些卓越的艺术成就作为例证，力图说明人类迁徙与艺术传播与创造的关系密不可分，早期三星堆文化艺术的形成是这样，清代以来川剧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同样如此。综观东西方人类文化发展历史，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种族人群的迁徙、融合，促进了文化技术的交流，激发了人类的思维、创造能力，提升了人类文明程度，也是推动艺术创新的一种重要力量。

杜建华，现任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