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王振耀官转民

王振耀“官转民”

由官转民后，慈善家王振耀的新课题是，如何把精密、准确的量化商业管理手段移植到慈善中来

⊙ 记者：朱汐 编辑：蔡钰

2011年5月6日凌晨4点，王振耀起身，开始修改一份PPT。他已经修改了三遍。5个小时后，他穿着灰色西服，在北京京师大厦会议室里，主持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首期媒体研修班的开课仪式并授课，台下是40位来自媒体和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学员。2个月前，也是在这里，王振耀主持了首期基金会领导人研修班的开课仪式。

这两个研修班，是王振耀来到壹基金研究院一年中，最为看重的事，也是他认为壹基金研究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虽然现在还看不到什么，但这两个班里，也许就能出现推动公益慈善乃至社会的结构性变革的力量。”

整整一年前，民政部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去体制内官职，成为新设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到民间去、投身公益教育，是慈善家王振耀最想做的事。他这个念头萌芽自2008年。那时他还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力主推动建立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发挥了作用，72小时就把中央的救灾款项送达了地方。但到了年底，王振耀发现，对于这场巨大的灾难，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只交出了两份成系统的研究报告。

这让他意识到了中国慈善的另一块短板：“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知识界不能提供可操作、建设性的方案与设计。政府官员就是想推也推不动。”于是，赶快建立咨询机构成为王振耀反复琢磨的一件事。他开始在北师大的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授课。

2010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接二连三发生成年人弑童案。王振耀在国外访问时，不断被华侨们问：中国人怎么了？这让他自己也坐立不安：“我们为这个社会奋斗了这么多年，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觉得不要在自己的行政办公室里做了。得到社会中来，和大众在一块，来为这个社会的改善做贡献。”

决心一下，他接受北师大和壹基金创办人李连杰的邀约，成了中国第一个公益研究院的创始院长。

量化慈善

1999年至2000年，王振耀由民政部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公共管理硕士课程，同时攻读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我当时很头疼，这两家的想法完全是拧过来的。”王振耀发现，哈佛觉得重要的东西，北大不在意；北大紧张得要命的，哈佛不觉得有多重要。“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老师会花整整一堂课的时间来教学员们如何写好一份MEMO（备忘），但整堂课讨论的重点却不是格式或行文方式，而是阅读者的眼神：一个人在看在第几页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看到第几页，开始涣散？他们研究这个！”

2001年，王振耀出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后，这些在哈佛所练就的量化思维成了他设计救灾报告的重要凭据。他要求大灾时每天发放给一线和向领导汇报用的“昨日灾情报告”最多不能超过三页，内容必须言简意赅、直切重点。“领导是做决策的，他就是没时间，他就只需要看最重要的三句话，看完就可以扔掉。”

在离开民政部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花了半年多，为孤儿最低养育标准制定了长达11页的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费用支出参照表，把从吃的蔬菜水果，到用的拖鞋、橡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每月在哪方面平均消费多少钱，列成近300项详细金额。“有了这些标准，孩子为什么要花这些钱，一目了然。不拿到这笔钱我不会走。”他一直等到这个标准得到官方认可，财政部确定拨款25.2亿元给孤儿项目后，才正式决定离开民政部。

2010年，王振耀进入长江商学院就读EMBA课程。他觉得自己“知识不够用了”。

确切地说，是整个行业的知识不够用了。2011年5月曹德旺（专栏）的河仁基金会揭牌成立，首次采用了股权捐赠的方式，不久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专栏）又提出了要以公司产业投入成立家族慈善基金会的构思。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捐赠，国内不但配套政策跟不上，甚至一本相应的指导书籍都找不到。

而另一边，商业领域对产品如何设计、营销的研究已经精细到了每一个环节。“他们为了卖一双鞋子，从怎样让喜欢耍酷的孩子中意，到如何让掌握财权的母亲掏腰包，都有研究，每一个细节都有数据支持。”王振耀说。如何把这些精密、准确的量化商业管理手段移植到慈善中来，是他的新课题。

“中国的慈善很有可能在3年后就在基本框架和政策方面赶上发达国家。”王振耀说，但是慈善公益研究和咨询领域的差距却不见得能三年内跨越过去。上任后的王振耀4次出访美国，拜访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美国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等40多家慈善基金会和智库。他说自己现在迫切需要改变的，是知识生产方式。

民间扬声

开会、讲课、录制节目、出席论坛、参加晚宴、接受采访、带博士生……在壹基金研究院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振耀几乎没有过任何休息日，行程被精确到小时。

抛开民政部官员的身份后，王振耀成了“谁都能找到”的人。有弱势者前来寻求帮助，有草根公益组织寻求政策指点，还有大学教授跑来提醒他重视灾难重建过程中的心理问题。王振耀几乎来者不拒，他不觉得烦：“我得到的信息比在司长位子上更多、更直接！”

“我现在更专、更积极了。在部里我是行政官员，要受行政规则的约束。但现在呢，是专业的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对自己从事的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推动，可以做长期的打算。要是留在部里，只能一人一个位置，到点退休。现在我思考的事、结构、时间比例都变了，自己的打算也都变了。”

大学生创业基金的秘书长范志宏在2010年底的某次慈善晚宴上第一次见到王振耀。当时，她的组织刚刚成立不足半年。她试着请王振耀给基金的发展方向提些建议，王振耀当即答应，跟她们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做成一个操作型而非资助型基金会，不但要支持大学生创业，还要支持大学生就业，要在与企业和大学生充分接触的前提下设计项目。

“到最后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范志宏说，“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后来壹基金开办基金会领导人研修班，王振耀亲自打电话邀请范志宏来听课。

2008年在汶川救灾时，王振耀看到80后的志愿者们在现场指挥把救济品优先留给老人、小孩和妇女，灾民们都听从；而如果是警察或官员去说，却会招来质疑：你是政府，你就应该公平。

这让他感触顿生，开始思考身份与角度的问题：“有些话必须回到民间才能讲。”2010年壹基金研究院成立典礼上，他提出了担任官员时就琢磨了很久的“推动富人慈善，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一百万”的言论，迅速成为“王振耀的标志理念”，在国内传开。“这话过去没法讲，现在可以了。”

来到民间后的王振耀，推动慈善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过去是推动政策，现在则是推动社会结构的完善和理念的倡导。”他更有意识去向媒体借力，以填补失去官员光环和权威后的影响力。

在民政部的时候，王振耀就属于和媒体走得比较近的官员。很多记者都有他的手机号，重大灾情发生时，他是媒体邀请到直播间的首选。2008年南方冰灾时，王振耀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连线，联系上了当时郴州的市委书记，嘱咐对方赶快恢复电台，发收音机和照明设备。节目播出后，“全国都去帮助郴州，那完全不是行政的干预。”那一次的接触让王振耀对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感受颇深。

在离开民政部以后，他与媒体的关系更加密切，不但主动公开壹基金研究院的工作细节，还积极参与每一项公益重大事件的点评。跟以前不同的是，他把自己和记者之间的采访关系，升级成了信息共享关系。“他们问的都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他们都在帮你收集信息。”

宽容与透明的尺度？

王振耀和专栏）2008年相识于汶川地震的废墟上。他劝过陈光标成立基金会，但陈拒绝。“他说他就喜欢那样直接发钱。”

近距离了解民间慈善的推行之难后，王振耀对中国民间慈善的各种萌芽呵护备至。对于4月底全国媒体掀起的对中国“首善”陈光标凭首善之名向政府索取资源的质疑风，王振耀觉得有些过于苛刻，“一个向善的人，如果能从政府、从社会得到更多的资源，他会产生良性循环，有什么不好呢？”

王振耀对陈光标报以包容和赞许。“他的慈善加速了中国慈善事业进程，至少提前了10年。”在基金会领导人研修班上，王评价说。为了减轻在场几十名基金会领导人与陈的隔阂，他还特意把刚从日本地震灾区回来的陈光标请到了课堂上，用整整一个下午与学员们对话。

王的好友、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则持着陈光标式的慈善“是一种慈善的暴力行为”的观点。他觉得王振耀太宽容。“他最大的优点是非常善，非常宽容，几乎对行业内出现的任何问题，第一反应就是要宽容和包容。”徐永光说，“但另一方面他又容易宽容过度，变成了纵容。”

也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过王振耀：“你就喜欢护短，不批人。”王振耀答，“我还真是这性格。我是拿着放大镜找好人、找好事儿、找好的案例。因为批判的人咱们社会很多，但是扬善的太少了。你们就让我扮演这个功能，经常找找。”

对于外界一直要求慈善界做到公开透明，他也不完全认同。“捐赠者可以不公开、不透明，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品格，而受捐助者则往往比捐赠者受到更多的监督。”在开篇所提到的《现代慈善的十大基本理念》一文中，王振耀写道。

“什么叫透明？没有标准就没有透明。”他主张先制定细致又可执行的标准。为了研究国外机构怎么开发票，他专门找过福特基金会的朋友请他吃了一顿饭，然后记下对方在发票背后记录的每一笔信息。“第一条记用的信用卡还是现金；请谁吃，几个人吃，分别是谁；是中午饭，还是晚饭～这个接待标准上有区别；为什么事儿吃的饭……都要写出来。假如我们红十字会的发票背后要写这么多信息，大家也就会自觉地把价控制下来。”王振耀始终相信，只要标准定得够细，足够可执行，下面的人就“对策不了我的政策”。

1954年王振耀出生在河南省鲁山县农村，家里穷，小时候差点饿死。12岁上学的年龄遇上文化大革命，23岁恢复高考，他第一批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一定程度上，他做慈善的使命感来自对自己那一代人的反思：“80后再怎么闹，也不比我们当年斗老师、批副主席，持续了十年的那一代人荒唐。”

“做农村选举、城乡低保、救灾，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一定要认真做，让下一代人知道，你们那一代还行，荒唐过，但也很认真地在改。”

在他首任壹基金研究院院长的5年内，他希望把研究院建成公益领域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既能够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又能够深入课题进行研究，并且能够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理想中，这个研究院将有一个独立于他的强大的知识团队。“我拼命想建立这么一支团队，他们每个人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这样我就可以去开拓别的领域了。”

王振耀认为现代慈善应有的十大基本理念

1.施者应感恩受者提供了实现自己爱心的机会

2.社会对捐赠者宽容，避免过高的道德标准导致虚伪或者暴力

3.推崇高调的慈善个性

4.鼓励民间对捐赠者形成的善意的慈善压力

5.鼓励民间出现发达的公益组织体系

6.为企业和个人慈善提供免税回报

7.社会用重税手段向富人施压，而不是道德说教

8.保护尊严，杜绝揭慈善者隐私

9.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比起捐赠者，更多监督受捐助者

10.鼓励全民参与慈善，优于富人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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