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盆地社会风气初探

四川盆地地处我国西南部，在我国四大盆地中纬度最南，海拔最低，开发较早，物产相当丰富，素有“天府之土”[1]912之誉，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其社会风气也有若干特殊表现。笔者特以宋代四川盆地社会风气作为研究对象，从行为方式、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这4个方面进行考察，探讨宋代四川盆地社会风气的特征及其变迁，从而加深对当时四川盆地居民生活状态的认识，乃至于进一步加深对宋代普通居民生活的认识。

一：社会风气的特征

社会生活涵盖两大范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风气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个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是一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以及时尚等要素的总和。宋代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整个社会风气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笔者从行为方式、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4个方面对宋代四川盆地社会风气的特征加以考察。

（一）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取决于环境差异。宋代社会“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在不同的地区异军突起，因此形成了4种鲜明的行为方式：入仕、事农、务工和经商。当时的四川盆地也不例外，从行为方式上反映出的社会风气具体表现如下：

1.入仕风气在盆地各州呈现出明显差异

根据宋代四川盆地各州考取进士的人数可知，入仕风气特别浓厚的州为成都府和眉州。在宋代，成都府有52人考取进士，眉州有27人考取进士。入仕风气浓厚的州是普州和遂宁府。在宋代，普州有10人考取进士，“独惟人物之富，甲于蜀东”[2]4779。如果说成都府、眉州是整个四川盆地的文化中心，那么普州就是川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入仕风气比较浓厚的州为潼川府、顺庆府、广安军、大宁监、资州、荣州、昌州、阆州、蓬州。这9州的普遍特点是读书风气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进入宋代以后，此风气渐浓。如潼川府，在宋代，共有8人考取进士，甚至在市镇上都有登第之才。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记载：“谭，家住潼川府V县木池镇，绍兴十八年登第，列第四甲第八十三人。”[3]入仕风气不太浓厚的州为简州、隆州、合州及怀安军。这4州的居民喜爱读书，也有为数不多的人考取进士，如“许奕，字成子，简州人……庆元五年宗亲擢进士第一”[4]12267，但入仕风气不太浓厚。入仕风气淡薄的州为茂州、泸州。这2州分别位于川西北和川南，都与少数民族地区接壤，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所以居民“少儒学”，入仕风气淡薄。

2.经商之风盛行，技艺风气较浓，事农风气淡薄

在宋代，四川盆地有部分州的居民以经商为主，技艺风气较浓，如简、隆二州。以简州为例，首先，该州“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侔于上国”[2]4295，居民心灵手巧，技艺超众，丝织业发达。其次，“简之郡，产盐惟最”[2]4295，简州是四川盆地重要的产盐地，吸引了大量的商人来此经商，经商风气浓厚。但与此同时，因土地贫瘠，故事农风气淡薄。经商之风盛行的同时，各州经商类型又有所不同，主要呈现出资源型和交通型。资源型主要有简州、隆州、大宁监、富顺监4州，这4州的一大特点是处于盐产区，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如富顺监，“县有盐井，人获厚利，故曰富世……出盐最多，商旅辐辏”[2]5046。交通型主要有顺庆府、渝州、万州、利州、阆州、剑门关6州，这些地区位于水路、陆路的交通要道，商业兴旺。如：渝州有嘉陵江、长江两大天然水道，“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2]5118；剑门关位于川陕要道上，“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会也”[2]5659。

（二）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在上古时期就形成了醇厚朴实、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到了宋代，随着程朱理学思想的形成，上古时期发展起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在四川盆地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1.保留了醇厚之风

在《舆地纪胜》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记载：简州“民和俗阜，有邹鲁之风”[2]4296；隆州“俗愿悫而好静，公议而无私，有古醇质之风”[2]4472；遂宁府“武信民醇，厚有古风”[2]4668；合州“土风朴厚，有先民之流”[2]4813。这4州社会风气的一大特点就是保留了上古时期良好的民风──醇厚之风。简州百姓淳朴，有着春秋时期鲁国的遗风。鲁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强调“仁义”，统治者施行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而使社会安定，民风醇厚。武信是遂宁府下辖的一个县，此地民风醇厚。隆州居民性情安静，在处理事情时，公正无私，不失偏颇。这些都是四川盆地民风醇厚的表现。

2.孝道之风盛行

郑少微《记略》云：“汉州德阳县西北四十里有镇，东汉姜诗故宅在焉，故号姜诗镇。”汉朝姜诗夫妇对母亲及舅姑极孝，感动了上苍，“舍侧涌泉”、“旦出双鲤”。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汉州，后人为了缅怀，因此到宋代不但出现了以姜诗夫妇命名的市镇，而且还建有祠庙祭拜姜诗夫妇。凡遇干旱，当地乡民都会到姜诗庙祈祷。北宋治平年间，地方官将其更名为孝感镇，“命至之日，稚耋夹途，载舞踊跃”，汉州百姓被姜诗夫妇的孝行深深感染，引以为豪，“吾乡虽僻幽，而姜诗夫妇乃吾东家子也”[5]129。南平军张吉甫的孝行也令人钦佩。张吉甫，“公性至孝，始生而父已卒。皇祖妣、皇妣在堂四十余年，公事养尽力，皇妣常疾病，公年未冠，割股膳以进，病愈。事著闻郡县，旌异。有姊孀而贫，公迎之，敬事于家，事大小必请，终其身”[6]881。张吉甫赡养祖父母40余年，为生病的祖母割股治病，同时照顾寡居的姐姐。

（三）道德观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的总和，并转化为个人的信念和自觉自愿的生活实践，它用善恶、是非、正义和非正义等概念来评价人们的言行[7]。因此，在分析宋代四川盆地居民行为方式的基础上，可将其居民的道德观念概括为忠义观和忧患相恤观。

1.忠义观

忠义观在宋代四川盆地的顺庆府居民中表现尤为突出。该地区居民奉行忠义道德观，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历史上顺庆府境内曾出现过多位忠义之士，王象之曾叹曰：“思史（史谦恕）、窦（窦泌）之遗风，悌谯（谯周）、陈（陈子昂）之遗迹，想陈（陈炼师）、谢（谢自然）之仙踪，慕张（张嶷）、阎（阎缵）之英烈。以仁义抚此境。”[2]4701“遗风”指昔日此地官吏施行仁政，值得后世官吏学习。史谦恕，唐朝时期曾为果州刺史，在任期间，政绩清明，百姓叹曰：“使君来何晚?昔日无储今有饭。”[8]“英烈”指任职果州官员义气冲天，有勇有谋，为后世敬仰。张嶷，“识断明果，咸以所长，显名发迹，遇其时也”[1] 1051。阎缵，“轻生重义，视死如归”[9]。

又如位于眉州丹县东馆镇的花卿冢，此冢和唐朝勇将花卿有关。“花卿，字敬定，本关中人。唐至约，从崔光远入蜀讨段子璋有功。后平寇乱，单骑鏊战，丧其元。犹操戈至东馆镇，下马沃浣，适遇浣纱布女。谓曰：‘无头何以浣为?’遂自僵仆，居民葬之溪上，庙祀不绝，宋封为忠应公。”[5]171花卿骁勇善战，忠义两全，被历代文人称颂。杜甫诗云：“成都猛将说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10]

“忠义观”的形成大都与本地历史名人有关，这些名人皆为颇有政绩、忠义两全之士，深受百姓敬重爱戴，其事迹深刻影响普通居民的生活。

2.忧患相恤观

忧患相恤观在宋代四川盆地居民中体现明显，人们关爱生命，相互扶持，具体表现如下：首先，通过赋食、施舍钱财等方式济贫恤穷。如眉山人苏杲，“轻财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凶岁卖田，以赈济其邻里乡党。逮熟，人将偿之，君辞不受，以至数额其业，危于饥寒，然未尝以为悔，而好施益甚”[11]；邛州蒲江县高氏人，“缓急扣门，则贷者訾之，耕者种食之，疾病死丧者，处业振赡养之”[12]327。

其次，蠲免，即为贫困者提供低息贷款。如成都人刘革，“好施惠出天性，凡以冠昏贫病死徙叩门贷，无戚疏高下，皆实而归”[13]；眉山人王箴，其“父好赈施，而患贫无以继，乃使治息钱，取其赢以周所乏”，王箴劝曰：“放予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鲜，而取怨者多，曷若师孟子所谓仁义而已乎?”其父惊悟，取券焚之[14]。

再次，收痊遗骸。由于战乱、灾荒不断，故宋时有不少无主尸骨暴露无殓，一些民间人士往往于此时出资帮助收痊遗骸，让死者安息。成都人母廷瑞，少年时，“见蜀人死于乱离，如痛人肌髓、收遗髅露骼藏之丛冢者，以万计。流亡苦寒，饥赖衣食以更生者，又几万人。帑不留钱，廪不留粟，悉倾倒施舍以活民命，家以此屡空”[15]。

（四）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既是居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的精神面貌。宋代四川盆地，无论乡村还是城镇，信奉佛教和道教的风气十分盛行，官吏、士人、富商、贫民乃至流浪乞丐之人皆拜佛求神。如恭州名士张廷臣“平生慎言语，谨细故，信佛法”[6]880，资州人何慈妻范氏“事佛甚谨”[16]。当时，四川盆地各地区寺庙、道观林立。如成都府郫县，“郫县七十寺，棋布于郊s”[17]332；嘉定府境内有峨眉山，是著名的佛教胜地，史籍记载此地的大型寺庙接近30所；龙州玉虚观是闻名于川的道观。在各市镇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寺观，如重庆府白马镇有大通寺，眉州东馆镇有灯壁寺，普州普慈镇有显道观。同时，敬奉鬼神的风气也极为流行。据段玉明统计，隋唐时期贵阳、成都、合州、姚州、丽江等16个地区有神祠建筑，其中鬼神祭祀占75%以上[18]。夔州路下辖的万州、涪州、南平军等地由于靠近荆湖路，此地楚文化发达。宋人胡石壁述楚地风俗云：“其俗信鬼而好祀，不知几千百年。”[19]楚文化“尚鬼信巫”的风气也影响了四川盆地部分州的居民，如在南平军，“风俗大率与恭、涪类，尚鬼信巫”[2]5230。这些地区的百姓信奉鬼神、祈祷巫祝由来已久，生病或出现灾难，不求医，不向他人求救，转而相信鬼神。另外，四川盆地居民祭神拜佛风气则更为普遍，如眉州石佛镇信奉猪母佛，相传眉州有石龙泉，有二牝猪，潜其中，化为二鲤，盖猪龙也，当地百姓凡遇干旱都到此祈祷，皆有应验。

二：社会风气的变迁

宋代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地处我国西南的四川盆地也不例外。盆地下辖四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人口快速增长，使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迅猛发展，从而使居民生活日趋丰富，也使其社会风气逐渐发生了转变。

（一）向学之风逐渐浓厚，尊师重教蔚为风气

在宋代，四川盆地的向学之风逐渐浓厚，尊师重教蔚为风气，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1）进士人数递增。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进士作为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其数量和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据相关研究表明，在宋代，四川盆地共有137人考取进士，始终居于全国进士人数的前10名[20]。这反映了四川盆地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向学之风逐渐浓厚。（2）政府重视办学，大力兴办学校、书院。在宋代，从京师的太学、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再到民间的书院、私塾、村学等，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4]3604。当时四川盆地，学校繁荣，一般在州治、县治皆设学校，据笔者从康熙《四川通志》卷5中《学校》统计：唐代，四川盆地有州学2所、县学6所、书院4所，共12所；宋代，四川盆地有州学13所、县学42所、书院13所、镇学8所，共76所，是唐代的6倍，反映出宋代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3）传统文化中心，如成都府、眉州、普州等地依旧保持优势。与此同时，又新增不少新兴的文化中心。如广安军，“近世儒风尤盛，人物渐出，不减遂、果之风”[2]4995；大宁监，“僻在东南，轩冕者寡，而封略之内皆乐尚之编氓。故业儒者日益于前，登名仕版者方兴未艾”[2]5264。这2州位于川东峡谷地带，文化教育长期欠发达，到了宋代，儒风兴起，教育逐渐兴盛，广安军共有4人考取进士。（4）居民喜爱诗书，尊师重教之风广泛兴起。如在普州，“士雅素而笃学，排村偏井，弦诵相闻，故其俗尚礼义，尊爱贤者”[2]4778；在简州阳武乡杏坛山，当地居民设立夫子堂，供奉孔子像，并在四周栽种杏树，命名为杏坛山，由此表明简州百姓尊敬孔子，重视教育。

（二）对物质生活过度追求

北宋文学家苏洵在《上府y吴职方书》中指出“蜀有三患”中的“一患”：“人性骄侈，耀宝贿盛，纨锦赀富，未能百金而炫诸外己，若古程卓辈。”[17]526巴蜀居民大肆炫耀财富，穿戴讲究，爱慕虚荣，互相攀比，摈弃了醇厚朴实、勤俭节约之风。时人张咏撰写的《悼蜀诗》将蜀地奢侈之风描绘得淋漓尽致：“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保奢侈极珠贝，狂佚务娱乐。”[17]309即使在一般的城镇，居民对衣食住行也无不讲究奢华，如成都府郫县“郫邑屋极盛，家家有流水修竹，而杨氏之居为最”[21]。郫县居民的房屋建筑壮观、装饰精美，而杨氏是郫县大族，世代为官，家境殷实，故其房屋为一县之最，所以魏了翁才会有“当时故多靡室靡家”[12]264之语。除此之外，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还表现为“婚嫁重财”。曾在四川任职多年的北宋文学家文同撰写过《冤妇行》一文，反映了宋代人们的婚姻重财心理。西邻女本是一个知书达理、温婉秀丽的女子，只因择偶不当，“求媒不自审，得婿非良家”，并且家人在其出嫁的时候向男方索要聘礼太重，“意初行嫁时，遗赠矜豪华。明珠蹙O裾，杂宝装珈。余赀讵可数，但较辇以车”。鲜艳璀璨的衣饰、丰厚的彩礼，西邻女的豪华聘礼为其后来悲惨的结局埋下了祸根。嫁到夫家后，备受舅姑折磨，最后在悲愤中离世。作者最后感叹，在为女儿选择夫婿时“聘礼贵得中”，“尚约不尚奢”[22]。到了南宋时期，居民婚嫁重财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司马光曾气愤地说：“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是乃驭侩餐奴卖蟀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23]看重财富的婚姻观，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后，居民追求物质利益的普遍心态以及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苏洵在指出四川盆地居民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这一弊病时，也提出了解决措施，即“今其骄侈之风，虽欲化以俭，固未可岁月，待得强明吏，掷其奸，发其非，诛之徙之，则盗可以消矣”[1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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