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拟批准境外人士来华狩猎引发质疑

开放狩猎质疑四起

此次是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境外人士来华狩猎的申请，然而动物保护组织提出质疑：这个专家委员会是什么人组成的，是否有第三方专家（动保与环保组织的代表等）存在？这些应该予以信息公开、举办听证会。

⊙ 记者：邵乐韵

国家林业局拟批准7名外国狩猎者在华狩猎9只岩羊、7只藏原羚的新闻，再次将“狩猎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命题推到舆论中心，一场激辩，围绕着法律条例、生态科学、资金管理、伦理道德而展开。

“战利品狩猎”

在深入狩猎与保护的博弈以前，先来认识一下“现代运动狩猎”或“战利品狩猎”的概念。

美国博物学家理查德B。哈里斯在其著作《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中写道，把任何从事狩猎活动的人都简单地贴上“猎手”的标签，很容易忽视隐藏在其背后的大量不同的动机，在生物学上造成的后果，以及与猎杀和消费野生动物相关的社会制度。

战利品狩猎一般被认为，是专门为了猎物的战利品价值（通常是成年雄性的犄角，偶尔是皮毛或整个躯体），而不是为了食物而猎杀动物，区别于商业狩猎。类似的说法还有运动狩猎。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动物学专家高行宜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解释，现代运动狩猎不同于传统狩猎模式，它是一种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户外运动，狩猎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传统狩猎以获取资源为目的，转变为以娱乐消遣和标本收藏为目的。运动狩猎是一种新兴、时尚的户外运动，可以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增强体质、娱乐消遣。开展运动狩猎，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现代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狩猎场可分开放式猎场和封闭式猎场，开放式猎场狩猎对象均为野生种群，封闭式猎场为饲养种群。无疑，开放式猎场更加吸引狩猎者。

根据哈里斯的观察，战利品狩猎者多去阿拉斯加及加拿大西部打棕熊，去非洲南部打大象、狮子及各种有蹄类动物，少数会到蒙古、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或其他亚洲国家去打山区的各种羊类动物。在大多数战利品狩猎者心中，中国不是首选之地。

但对资金不足的中国省级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来说，来自战利品狩猎的收入，已经成为日常经费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在中国西部，吸引最多猎手的物种是岩羊，而盘羊是让猎手、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官员以及对中国的战利品狩猎持批评态度的人最感兴趣的动物。

猎杀是否有法可依？

此次提出来华狩猎申请的7名境外人士，拟于今秋奔赴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猎捕岩羊和藏原羚，其中岩羊和藏原羚都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将珍稀野生动物列入狩猎范围，是否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虽然有相关人士解释，我国从未禁止狩猎，禁止的只是“非法”狩猎。但公众也疑惑，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版第16条中规定，“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向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那么外国人向中国当地部门缴费狩猎，算哪种特殊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1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狩猎者有计划地开展狩猎活动。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21条：“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狩猎，必须在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对外国人开放的狩猎场所内进行，并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次是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评审境外人士来华狩猎的申请，然而动物保护组织提出质疑：这个专家委员会是什么人组成的，是否有第三方专家（动保与环保组织的代表等）存在？这些应该予以信息公开、举办听证会。

此外，通过开放国际狩猎，在多大程度上如林业部门所宣称的提升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保护了当地的野生动物，捕猎的都是什么动物，数量、收益、分配，这些信息也应当得到公开。

有网友指出，“合法”的狩猎活动有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但是相配套的法律说明、执行措施等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这所谓的“保护”。

而哈里斯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看法：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更好的保护”等同于“更好的法律”。但是，中国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还只是整个体系的一小部分，不能期望让法律背负所有的重担。

他举例说，在北美，要想打猎的公民之所以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绝大多数都不是因为害怕违法后会被抓起来，而是因为他们明白只有共同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才能保证野生动物种群的可持续性，也因此能保证狩猎本身的可持续性。绝大部分的打猎者都明白，他们只有遵守这些规定才能够享受到打猎这一优先权利，这也是一个社会契约。

理论上的保护作用

英国经济学家蒂莫西斯旺森曾提出“动态激励机制”，以此支持把狩猎活动作为保护策略。按照斯旺森的说法，在政府主管部门政策和法律职责明确，但却仍然无法有效控制偷猎或无序开发自然栖息地的情况下，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在需要对野生动物进行管理的区域……完全由当地的社区来全权管理他们所生产的野生动物产品”。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牺牲个别野生动物的生命来换取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被哈里斯形容为“与魔鬼讨价还价”。

“狩猎与野生动物保护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高行宜说，科学地、有计划地、适度地狩猎可以促进野生动物保护，有利于野生动物的生存与发展。“狩猎有着种群调控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实践证明，狩猎不仅能为野生动物保护筹集经费，增加当地牧民的经济收入，而且可调节野生动物种群组成、种群结构和种群数量，提高生境和野生动物种群的质量，并能有效地遏制盗猎和乱捕滥猎现象。”

高行宜举例说，一个地区在建立狩猎场前后，对狩猎动物的保护形成鲜明对比。建立狩猎场前，偷猎严重，到处可见被非法猎杀的野生动物头骨，有的甚至用头骨垒成羊圈（如木垒大石头猎场）；当地牧民单纯地认为猎取野生动物就是为了获得肉食和皮张，一些牧民的肉食主要来源于狩猎所获。而建立狩猎场后，通过狩猎实践，牧民从导猎和接待服务中得到了好处（但远远不够），加上不断的宣传教育，使牧民逐渐认识到了野生动物的潜在价值。保护野生动物逐渐深入人心，偷猎、盗猎得以杜绝。

另外，适度合理开展狩猎，对野生动物实行有效管理，可控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提高野生动物种群的质量和生境质量，减少野生种群内和种群间的竞争和疾病，并可调整野生动物种群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提高野生动物的繁殖力和生命力。

哈里斯分析，在不了解野生动物种群变化规律的人看来，战利品狩猎在生物学上的根本风险似乎在于：猎杀动物会使种群变小甚至导致物种的灭绝。

对此，高行宜进一步解释，目前，开展狩猎是在资源增长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加强，野生动物种群密度与数量不断增长。以新疆为例，2008年冬和2009年春调查结果，9个狩猎场盘羊种群的平均密度为0.97头/km2，北山羊平均密度为1.61头/km2，属于分布的高密度区。2006年调查结果，哈密盆地中等密度区鹅喉羚种群平均密度为0.95±0.05头/km2，种群数量为20397～22905。在一些地区，已出现鹅喉羚与家畜争占草场，争食牧草的现象，草场不堪重负。

至于狩猎数量，是依据调查得出的狩猎动物的储量，科学计算得出的，实际猎取量均大大低于理论猎取量。根据科学计算，猎取量一般可控制在种群数量的20%，而不影响种群的繁衍与稳定。按此计算，如果一个狩猎场范围内有400头盘羊，每年可猎捕雄性盘羊40头。实际上，由于狩猎指标的限制，那些猎取较多的猎场，也仅仅只能狩猎几头，而且是雄性老年个体，因而不会影响种群的生存与繁衍。

狩猎时，狩猎者对猎获物有严格的要求，他们只猎捕雄性老年个体，其他个体一概不予猎捕。因为老年雄性个体体型大、角型优美，是标本收藏的最佳选择。老年雄性个体是不能参加繁殖的种群中的“多余者”，是种群中淘汰的对象，这种淘汰，有利于种群的生存与繁衍。

客观现实的问题

蒂莫西斯旺森在阐释“动态激励机制”的同时，也指出，产生收益是建立动态激励机制的必要条件，但其自身并不一定会保护野生动物。在这个机制中，还要让提供资源的管理者，即供应方管理有所回报，同时供应方管理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最能建设性地使用和管理资源的当地社区……有获得报酬的权利”，以及设计一种保护方案，“让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任何资金都不被那些没能力，也不愿意保护资源的机会主义者所侵占”。

这也是质疑“开放狩猎”的国内人士的一大担忧：经过层层截留，最终有多少资金是真正投入野生动物保护中的？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保护生物学博士卡尔马尔科姆曾对1997至1998年甘肃一个外国人狩猎盘羊的项目收益分配进行了测算。他发现，共计21500美元的收益经过从上之下的层层分流，只有大约4.9%的资金最后分给了狩猎所在地阿克塞地区，用于野生动物保护。

而他在巴基斯坦做的另一个地区项目则显示，尽管当地运作部门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但他们把狩猎所得收益的75%～80%分配给了当地社区，这些钱用于在当地修建学校、医院，或者用于动物保护。

哈里斯认为，中国的国际狩猎场现在是种商业活动，而不是野生动物保护项目，其根本原因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与责任的大小是成反比的。那些对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息地影响力最大的人群只拥有最少的权利。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结构中，利益和责任被倒置了，商业成功和保护成功之间的联系被极大削弱了，也无法确保野生动物得到保护。

不少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对于本身不是猎手的人来说，为了运动而猎杀动物，还打着“保护野生动物”的名号，简直就是诡辩。那些被称为“战利品狩猎”的人，难道不是冲着可以炫耀的犄角或皮毛才射杀动物的吗？所猎的动物有些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无异于加速其灭绝，还谈何保护？

另外，从情感出发的动物保护者们反对狩猎，还考虑到一个“动物福利”问题，高行宜则认为，猎捕动物与动物福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尊重动物福利，就是人们要爱护动物，尊重它们的‘人格’，让它们活得幸福、活得有尊严，死得安乐。如果说杀死动物，就是不尊重动物福利，那么，人们只好出家当和尚吃素。”（本文中部分内容摘引自美国博物学家理查德B。哈里斯撰写的《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