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西方知识界回顾

导语：柏林墙是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对垒的超级象征物，它的“倒塌”是意志行动的结果，被铭记为一个革命性的时刻。二十年过去了，那个历史时刻再度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从2009年初开始，相关的纪念活动、学术研讨会、书籍、文章以及影像作品纷至沓来。

11月9日在柏林墙原址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当一千块巨型的“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欢呼的声浪掠过柏林的夜空。两周以后，欧盟二十七国通过了《里斯本条约》。但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东欧的巨变既给人欣悦与希望，也让人疑虑甚至幻灭。因此，比各种庆典更值得关注的是“二十年之后的思考”。

牛津大学欧洲史家阿什（Timothy Garton Ash）以研究“苏东巨变”而蜚声学界。他在今年发表多篇文章，分析评论最新的相关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1989年巨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突发性，当时几乎无人预料，但事后却有不少“后知之明”的判断，认为这是注定要发生的革命。阿什反对这种决定论式的解释，指出当时的局势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而各种力量的交汇互动以及某些偶然性的因素（甚至包括媒体的错误报道），促成了形势急转直下，直到不可逆转的时刻。在对巨变之成因的探究中，阿什坚持主张，各地的集体行动是主导力量，西方势力在当地的抗议运动中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将运动归结为“西方阴谋”的说法“本身就是当地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力图在反西方的舆论中剥夺反对派领袖的资格，以叛国的理由封锁他们”。实际上，美苏两国领导人对时局的反应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谨慎克制主要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他们不相信会有重大的变局，他们“低估了小国寡民之作为的意义”。在阿什看来，这场巨变的第二个特征是非暴力性质，即所谓“天鹅绒革命”。“如果1789年式的革命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革命的标志是圆桌。”它的行动主体不是阶级联盟，而是广泛的社会大联合；运动的高潮不是恐怖暴力，而是妥协谈判；抗议运动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全新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安排。阿什相信，“天鹅绒革命”作为一种范式并不普遍适用，其有效性取决于具体的国情和国际关系的形态。

左翼明星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关切的问题是巨变之后的政治文化。他撰文指出，“当天鹅绒革命的崇高迷雾被民主资本主义的现实所驱散，人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失望。”当抗议运动的英雄还沉浸在对一个正义、诚实和团结的新社会的梦想之中，前政府官员早就急迫地投身于新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之中，无所顾忌地玩弄肮脏腐败的伎俩，远比那些异议人士更适合经营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那个“新社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人们不禁要问：“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如此悲惨？”齐泽克的回答是，许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必定会带来正义和民主，但这是一种幻觉。他分析指出，某些威权国家实施的资本主义比起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还“更加资本主义”、更为有效、更有利可图。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它与当初对新社会的梦想无关。他相信，在二十年前东欧的抗议者当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渴望资本主义，而是寻求一种生活的自由──“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随心所欲地相聚交谈；过一种简单而真诚的生活，摆脱粗糙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普遍的犬儒虚伪。”这种理想可以被最恰当地界定为“具有人性面目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而在今天，这种理想和态度应当被赋予第二次机会。

新资本主义还是新世界？

距离“天鹅绒革命”不到二十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华尔街的溃败之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就相当于柏林墙的崩塌之于共产主义”──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篇访谈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被广泛引用的名句。2009年5月，著名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Richard Posner）发表新著，其书名点出了他对经济危机的诊断：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场失败”（中译本将书名做了更为耸动的修饰，译作“资本主义的失败”）。反讽的是，1989年的幻灭感似乎在二十年后再度出现，却是以“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方式指向“资本主义”。

在双重幻灭之后，既有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呼吁，也有对“改造资本主义”的诉求。左翼（托派）理论家伍兹（Alan Woods）认为，当前的危机显示，人民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不是过去那种官僚极权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歪曲版的社会主义导致了1989年的巨变，最后演变为一场“反革命运动”。我们需要返回“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社会主义”。同样，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诉诸“理想的”而非“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在新的思想辩论中，每一方都将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不良“变种”，而其“纯正的”版本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冷战思维”，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与政治想象，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崩塌而消失，甚至深藏在许多冷战思维指控者自身的批判意识中。但我们仍然需要这些标签吗？或者，我们应当给旧标签赋予新意义？

2009年1月，巴黎举办题为“新资本主义、新世界”的高峰论坛。欧洲许多政要（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政要们竞相发表改良资本主义的各种见解，但与会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我们应当寻求一种‘新资本主义’还是一个‘新世界’？”他通过对亚当-斯密的重新解读发现，早期思想家所主张的市场观念与当代流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具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他们“没有将纯粹的市场机制当作一种独立的最优运行者，也没有将利润驱动当作所需的一切”。森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信奉市场自足性与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旨，那么资本主义的任何改良版都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新世界”。我们必须基于对市场、社会和国家各种机制的清醒认识，来寻求一种新的更正派的经济世界。

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在柏林墙纪念活动的“多米诺骨牌”表演中出现了意味深长的一幕：相继倒下的九百九十九块骨牌，最后停在一块没有倒下的汉字石碑上（上面刻着《钗头凤》的词句）。这或许在暗示还有一堵“要被推倒的墙”，但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象征了中国是社会主义最后的中流砥柱，屹立不倒。对冷战后的西方思想界来说，当下的中国崛起也许是最出乎预料的一个现象。中国似乎摆脱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市场经济的，它是全球化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超出了二元对立的视野。在2009年，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更趋热烈。

《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2009年两次刊登有关中国崛起的辩论。在题为“中国的颜色”的讨论中，裴敏欣和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就中国经济的前景展开激烈辩论。裴敏欣持较为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环境的恶化、民众的难以掌控、大规模基础建设的隐患、发展的社会成本过高以及发展失衡等等因素，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不可低估。他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中国不做必要的变革，将会面对远比低速增长要严重得多的后果──统治精英的脆弱联盟将会分化，执政党的合法性会被销蚀，社会动荡将会激化。”而安德森则相信，中国GDP势不可挡的增长力量会继续走强，甚至会打破世界纪录。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中国出现经济滑坡的可能性要比大多数人的预计低得多。他在回应中写道：“要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含糊地指出发展的失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完全维持原先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发生一场能将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危机还要来得及时，最好在五到十年之内。”安德森确信，虽然裴敏欣指出了中国在长程发展中面临的种种挑战，但完全没能证明存在那个正在迫近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