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之点与写者襟怀

导语：着意写成之游记，常述通都大邑名山长河，其下笔常不禁歌颂自国，宣扬家威，即炫耀卖弄亦不自觉，此类作者每每有自鸣风雅之攀附通病；旅行史料则羊肠小道、荒岭陌冢、樵村野店亦不时无心兼及，片言微语，不经意中多有出自肺腑者。又前人行旅，殊多赖腿步，有时困守山村、有时久候码头，此类深刻遭逢益使其纪历弥显珍贵。

安徽舒城人刘隆民在《浮生小记》谓：“自我家至安庆，陆路经县城、南港、小关、大关、吕亭驿、桐城、天林庄、练潭、集贤关是大道……快捷方式是经缸窑，翻老鹄岭至小关……崇岭在舒桐界上，万山之间，仅有羊肠小道，常为战时兵家出奇制胜之地。”这一段文字，即在地图上验证，非特不堪一一找出地名，亦不易见出其“兵家出奇制胜”之所在。唯有当事人亲身多年经过，才得深知。

众云亦云随波顺流之旅人，至昆明大观楼，必抄录那数百字历史长联，前接后踵，向不疲乏，令人叹我中华江山竟至如此不堪耶。沈复登武昌黄鹤楼，绝口不提崔灏“昔人已乘白云（一作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诗，只道“……壁间题咏甚多，不能记忆。但记楹对有云‘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倒金樽，浇洲渚千年芳草；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记游黄鹤楼，引崔灏诗者，见之无数，而记这幅楹对惟沈复一人而已。

姚鼐的《登泰山记》，有“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写景美则美矣，然作文者感触恁强，览书人久读之不免空灵；旅行史料则不以此为胜也。李璜记清末民初自重庆赴成都之路途种种：“自重庆陆行赴成都之一路称‘东大路’，本是旧日官吏上省城，客商及洋货内运所必经之西行干道。中间经过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阳、简阳等县城，大都富庶之区，因之沿途招待旅客的宿处，皆有较大之旅店，较好之饮食，不似‘大川北’与‘小川北’两路之设备简陋。不过旅店之中，所谓‘上官房’备宿阔客，而两厢与楼房则住负贩行商与挑夫轿夫不等；一店之中，只有上下床之别，而并无贫富必须分为两种旅居，如今日之都市办法。其时公路已分段开筑，尚未通车，故此种一日行不百里，何处早餐，何处午休，何处投宿，仍照旧日习惯。

如破晓自重庆启行，翻过浮图关而至白市驿，稍远则至来凤驿，则小炒家常饭之食堂准备甚精，到此‘滑竿’轿夫须过足鸦片烟瘾，而坐轿客人也在晨光曦微中呼足清新空气，正饿思食；早餐，新韭盘飧，肉汤泡菜，津津有味，甚于家居。且沿途皆有特产，如荣昌烧酒坊之陶器，内江滥菊蛑糖食，资中之干辣豆酱之类皆为或贫或富的过往旅客所必购，自用或赠亲友，销路均佳，是为农村副业之足以养活多人者……行七日而至龙泉驿侧之茶店子投宿。茶店子距成都不过三十华里，是为省垣小吏前来欢迎达官上任，伺候一宿之所，故设有所谓‘官店’，店屋宏敞，么师（川人尊称茶房为么师）招呼，也较恭谨；但房间表面虽较洁净，而照旧木虱甚多，……仍不能使达官大人得以安眠，臭虫咬人，固不知有贵贱之分也。”（《学钝室回忆录》）这一段文字，既有行程之循序，历历了然于胸，又有沿路投店食买风俗，描写详细生动，且出以川式文体之畅利，此旅行史料之耐人嚼读，亦旅行史料未遑多让山川游记之写景也。

旅行记之写作，亦呈奇特两极；同是文人，有写极多者，亦有写极少者。小说家张恨水，旅行文字极是精彩深入；沈从文，小说之声誉更高，然旅行文字除湘西外实不甚多，且所叙亦未臻深刻。又同是爱游览爱登临，有写得极有洞见极富深情兼能旁征博引者，如李璜、包明叔、严立三、林竞、洪弃生等。亦有侈思于“游记”一体中以多充字篇、广提同游名流而求品列其字号却仅得叙述平庸，更泄漏其胸襟狭鄙如易君左者流。此何者也？固非脚力学力所关，实关乎人之气质胸怀也。吴稚晖游情极豪，游记文字遗存却不多，然自零星尺牍点滴而觇，其人既精于游赏、深于观察，亦实具天地间雄奇人物之襟怀也。

郁达夫、潘光旦、林语堂三人亦曾同游（如由杭至徽），其中郁氏游记写得最多，潘光旦则在游历中最专其目力于比较人种地理风俗，相较下林语堂之记游文字最少亦最贫弱。

亦有大文豪著述等身，却于旅行一节，终生未着一字者，如鲁迅。而鲁迅犹不是孤例，太多人如此。此种现象，颇足玩味。端的是写旅行者恒写，不写旅行者恒不写。

旅游所见，未必全是佳美，徐志摩的《丑西湖》言西湖在炎夏之不堪：“西湖那一洼浅水用不到几个钟头的晒就离滚沸不远什么，四面又是山，这热是来得去不得，一天不发大风打阵，这锅热汤，就永远不会凉……这西湖是太难了，气味先就不堪……那我们到楼外楼去吧。谁知楼外楼又是一个伤心……翻造了三层楼带屋顶的洋式门面，新漆亮光光的刺眼，在湖中就望见楼上电扇的疾转……泰戈尔来看了中国，发了很大的感慨。他说：‘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你们这样蓄意的制造丑恶的精神。’”

潘光旦《武林游览与人文地理学》谓：“西湖山水之胜，有赖于死人之活力与权威者实多。岳坟、孤山之林和靖墓及小青墓等无论矣。即普通之墓地亦自有其价值。西湖西南之地，林壑幽美，设无死人穴藏其间，则生人将糜集而尽其杀伐开辟之能事。不观夫寺院墓道而外，偶有空隙，皆遍植桑茶乎？以钱塘江流域人口之密度，而西湖一带始终未受波及，得以保全其景色者，半属死人之力也。”何慧眼独具也。袁中郎等的精炼小品式游记，往往不聚焦于此。

严立三观察华北六省人民，其东部与西部之差异，概如下：“北六省如河北、山东、河南与甘肃、西、山西，东西部人民，从语音、状貌、行态种种方面观之，似均极有差别，西部民情，虽不及东部开展活泼，而木讷深重，坚忍力强，其相差程度，几与东部与江南之比相等，地势天候之影响于生民大矣哉！东部人口稠密，赴秦晋充苦力、营小贸，甚至耕种落户者，亦极多。而于东部则所见西省人转地谋生者，则极少，此与上江及江北人之赴江南耕种营生之例又极相类。大抵上江及江北人之赴江南者，多因江南工商业之较发达，土著多趋都市，人力不敷，而北方东部之赴西部，则由西部人口较稀，且民情朴质固闭，不轻改业，且对于某种执业，往往不屑为之，此种内地人口自然迁徙之原因，实亦颇足研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