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研究》难以置信的“创见”

导语：书店里见到著述甚勤的张松辉教授新刊的《庄子·研究》一册，略翻目录，知道是十多年前《庄子·考辨》（岳麓书社，1997年）的扩充版。有意思的是，书前有一“导读”，罗列书中十八项“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新的学术观点”。

有时候，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阳光底下无新事。别的不提，“导读”所列第四项“《庄子》是在庄子的主持下，由庄子师生共同完成的”，就是十二三年前《庄子·考辨》里张教授的旧话头了。

特别留意了一下，张教授所谓“《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载有序而完整”的论证，如次的表述，这次与前回几乎只字未易：

在《内篇》中，记载的都是庄子的学术活动，也没有谈到收徒的情况；从《天运》到《山木》，开始出现庄子与贵族交往情况和收徒讲学情况。从《山木》至《说剑》，不但记载了庄子与贵族的交往，而且还记载了他直接同国君的交往。这一情况，正是一个思想家从学术研究开始，逐步受到贵族乃至于国君重视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至乐》写庄子妻子去世，《徐无鬼》写朋友惠施去世，最后以庄子本人的去世作为全书的结尾（《天下》是对各家思想的评述，有人认为它是全书的自序。而《天下》实际上也是以庄子思想为结尾）。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经过一定的系统整理。而且《列御寇》以庄子之死为全书之结，《天下》以庄子思想为整个学术评论之结，也说明了整理者就是与庄子基本同时的学生，甚至负责最终编纂的人就是庄子本人。（《庄子·研究》第29页，又《庄子·考辨》第16页）

其言似甚辩，可看了好些遍，还是不明白：即使张教授梳理的情形属实，就何以能说明《庄子》是庄子及弟子编纂而成的。

悬揣张教授的意思，大约是以为，既然《庄子》中庄子的活动展开是齐整有序的，那就该是当初庄子及弟子精心考究、缀合编纂的。

这是哪家的道理呢？

一般不会怀疑《孟子》是孟夫子与弟子相与写撰的，《史记》的《孟荀列传》里说得明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但《孟子》书里的记事，就错乱得很，开篇的《梁惠王上》篇里便出现了齐宣王，而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孟子先前已曾居留齐国，那还是齐威王时代，而这记在《公孙丑下》和《离娄下》里。按照张教授的逻辑，是不是该怀疑孟子及弟子没有参与《孟子》一书的编纂？否则，何以不整齐而“有序”？

而且，任何稍有常识的读《庄》者，都该知道，今天见着的《庄子》文本，是晋代郭象编次确定的。而这个本子的篇章次第，与之前的本子，并不相同。就说郭象本与向秀本的差别。《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郭象窃取向秀的注本，仅加注了向秀“未竟”的《秋水》、《至乐》两篇：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这是历来聚讼纷纭的公案，如何离析向、郭注，不少人曾加尝试。有一种办法，是查看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引据，至少隋时向、郭注都还能见到。而查看的结果，是今天属于郭象本《庄子》内、外、杂三篇里面“外篇”的《天道》、《天运》、《刻意》、《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诸篇无向注，而属今本“杂篇”的《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和《天下》则有之。同样是根据陆德明《经典释文》的记叙，向秀的注本与郭象“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的本子不同，结构是“内篇”七、“外篇”二十的。这样，可以推测：那些今属“外篇”而无向注的篇目，当时并不在向秀本的“外篇”二十之内；而那些今属“杂篇”而有向注的篇目，当初则厕身向秀本的“外篇”二十之列。一句话，在向秀和郭象的两本之间，各篇的次第即已经过了调整而有不同：或者原属“外篇”而移入“杂篇”，或者原属编外而置入“外篇”。

既然传世的郭象本篇章格局已然与前此的《庄子》文本不同，基于这一事实，不能不试问张教授：

你如何能认定迭经篇次移易的郭象本，就是你所谓战国时代出自庄子及弟子编纂的《庄子》原貌格局？

进而如何还能肯定说原初的那部“《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载有序而完整”？

即使今本“《庄子》对庄子生平的记载有序而完整”是事实，而且确实乃有意为之，怕也该算在郭象头上，与庄子及其弟子何干？

回过来，你如何还能说“《庄子》是在庄子的主持下，由庄子师生共同完成的”？

如今，求创见心切，却对最基本的事实──在有关古典的考据里，即对最基本的文献状况及其形成的事实──漫不经心，甚或完全漠视，并非独一无二，很让人不知所以。

去年夏季有机缘游历关外，接识木斋教授。教授为人豪爽，议论纵横，车上席间，每每谈其“古诗十九首”作者之新见。虽然尊重木斋教授为学之热忱、求新之勇气，对他的结论却期期以为不可，当时便坦然以告，多方设难，甚至不避以红楼索隐比类，而教授则不以为意，盖因成竹在胸、心存定见尔。近日，汇集木斋教授迄今关涉此论题主要论文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面世，大致翻阅，依然不能信服。

木斋教授经过曲折的考索，认定“古诗十九首”等所谓“古诗”，主要出自曹植，关系他与甄后之间的情爱故事；在他死后，曹植的作品“被魏国官府重新‘撰录’删改一次”，“其实质，是要对所有有关植、甄隐情的档案材料进行掩盖封杀”。魏明帝曹蔽薹ㄈ淌苣负笥胧迨宓牡叵虑椋这次“撰录”“乃是曹绷偎乐前之所为，是曹绷偎乐前不解决便不能瞑目的心头大患”，“十九首等优秀的古诗，正该是这次事件的结果，它们都应该是与曹植有关的作品，删除之后被以不同的名目存留了下来”（第十一章“论曹植为十九首的主要作者”，第160页），“删除之后的作品担心后人不信，而分别置放于苏李、枚乘、傅毅等人名下”（第十二章“论植、甄隐情及与十九首的关系”，第196页）。

这样洞悉人心人情而缀合书证史料竟至严丝合缝的研究，不是我能为之的，且许多话儿，说起来，就长了。只说那最末一点吧。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问题，历来说法多歧，枚乘、傅毅和曹植，从南朝始便都列名候选者之中。今天，木斋教授骤然提出：什么“枚乘”、什么“傅毅”，背后都是“曹植”，不仅如此，“苏李”（苏武、李陵）背后也是“曹植”，而且，“曹植”之所以化身，是因为魏明帝曹钡囊跄迸啥āＤ悴凰嫡馐鞘破天惊都不成！

稍稍翻检，“枚乘”、“傅毅”之说，南朝齐梁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提及：“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后来《玉台新咏》卷一录杂诗九首，八首与“古诗十九首”重，归于枚乘名下。他们好像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诗作与曹植有何瓜葛，照木斋教授的意见，他们都上了曹钡牡甭穑恐劣凇八绽钍”亦出曹植之手，木斋教授在书中另一处进而言及“曹植、曹彪兄弟的唱和之作，则被依附到所谓的苏李诗”（第十二章“论《青青陵上柏》”，第265页），更是令人瞠目。苏、李诗作，见诸萧梁昭明太子所编《文逊，之前刘宋颜延之《庭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等，都仅有李陵而无苏武，且后世在相当时段内，所谓苏李诗具体诗篇的主名在李陵和苏武之间尚犹疑不定。逯钦立先生就曾给出《文逊所录苏武诗之前三首曾被认为李陵之作的实例（逯钦立《汉诗别录》“辨伪第一”甲“苏李诗”，《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7～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逯先生论断：“苏诗出于李集，本为李陵诗，好事者以其总杂，故妄增苏武名字。”（同前，第6页）那么，如何能以后代才清晰起来的苏、李两人相对唱和，回溯至曹魏时代去套合曹植兄弟的唱和呢？甚至透露“古诗”或出曹植之手的锺嵘《诗品》里也只是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而在“上品”中对于“古诗”和“汉都尉李陵”也做了明确区别，各自溯源至《国风》和“楚辞”，意谓钟嵘并不认为两组诗出自同一位作者。

并不是说古人的只言片语都该信从，但我们对既往文学史实的认识，不是都建立在这些书证基础上的吗？当你的结论与这些记载龟醪缓鲜保难道没有责任做出疏解么？

“古诗”作者可能是曹植之说，与“枚乘”、“傅毅”之类，都是南朝人的推拟，就文献史料的证据意义言，仅具有与后者同等的参考价值。某种程度上，我愿意承认，曹植距“古诗十九首”较枚乘等距“古诗十九首”更近，但诚实地说，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接受木斋教授这样的考索和论断。

最后，再看钟嵘《诗品》传载的“古诗”出自曹植的说法：

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

对照之下，可以了解到木斋教授书中有一始终未加厘清的地方，即他着力论说的是“古诗十九首”出诸曹植，而《诗品》则指向全体“古诗”。

其实，所谓“古诗十九首”于《文逊将它们撮录在一起之前，作为一个整体，是完全不存在的。陆机的拟古诗见今《文逊中，推原其所拟的原作，其次第与“古诗十九首”多不合，《玉台新咏》所录枚乘杂诗九首与“古诗十九首”相同者其先后次第亦不同，这显示“古诗”一直没有以一个确定的文本形式存在、流传，而是始终处于变易流动状态的。上引《诗品》文字，钟嵘传载的所谓“古诗”出自曹植的“旧疑”，针对不仅“古诗十九首”中的若干首而已，是“古诗”之全体，而钟嵘所见，至少有五十九首之多。《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仅论涉《今日良宴会》、《涉江采芙蓉》、《西北有高楼》、《行行重行行》、《青青陵上柏》数首，任重而道远，木斋教授勉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