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在华的六年试验

导语：放宽历史的视野，1930年代中期以蓝衣社为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和文化建设运动，有其长期的合理性。

《蓝衣社》

位于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江苏会议中心建于1931年，初名励志社，由三幢三层古典宫殿式建筑呈品字形排列而成。励志社系著名建筑师关颂声、赵深设计，是1928年《首都规划》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十八年里，不仅是国民党中央的文娱中心，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俱乐部，负责接待外宾，承办各种文娱活动。

1932年3月1日，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在此正式成立。对于这个组织的成立，当时的传媒未有任何报道，即便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它也没有在当时的南京政界引起一丝关注。这段历史后来才为人所知：民国期间大名鼎鼎的蓝衣社，正是力行社的外围组织。

在力行社存在的六年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其内部运作，但并不妨碍这个组织迅速崛起并成为与CC系、政学系鼎足而立的国民党三大派系之首。直至其结束，力行社社员也不过四五百人，均系国民政府的政治与军事精英。而它的外围组织──中华复兴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拥有数百万人。正是这些人，在短短的数年之内，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

蓝衣社并非一个准确的组织概念，而是复兴社与三青团的通称。这两个团体在1949年后，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特务组织，在当年的政治审查中尤被严加重视。《蓝衣社》这本书的作者，也正是因此才将目光停留于此。这本书以时间为线，穿插讲述了蓝衣社七任书记的沉浮，以及蓝衣社六年的故事。

1931年12月15日，因与粤系的矛盾无法调和，蒋介石宣布下野。次年1月28日，发生一-二八事变，为因应日本侵略，国民政府恢复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为委员长。刚刚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形式统一的国民政府，此时尚未为抵抗侵略做出有效果之准备。在很多西方著作里，抗战前十年被称为“黄金十年”，然就当时情形观之，国府面临的是一个凋敝不堪百废待举的烂摊子。

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一书中一再强调，蒋所面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现代组织的前现代社会。这一历史阶段直至1949年中共建政也没有任何改变。黄仁宇认为这才是当时中国最核心最需要解决之问题。以是观之，在沉疴难起的1930年代，任何天赋异禀的领导人，都很难对其有切实可行之改造。

从蒋的思想资源看，其集儒家信徒、基督徒、国家主义者、三民主义者于一身，乃是那个时代独有的现象。在北伐前，他已认定苏俄的道路并不适合中国，但中国往何处去，他并无有把握的答案。这一问题也困扰着当时的年轻人，三民主义名义上是一切革命建国理论的出发点，但显而易见，三民主义并未提供更多的方法给这些年轻的革命者。

各种思潮纷起，各自的拥趸在报刊上鼓吹自己的那一套，但实际上，却又是一个思潮的空窗期，因为没有一个主流思潮可以为革命者利用并发动民众。三民主义者内部尚且分崩离析派系林立，遑言外界。而救国图强之急迫，又不容许他们坐而论道。许多革命青年，虽然付诸很多实际行动，但也无法形成较为统一之力量。

蒋当时也未有成为中国之领袖的意图，胡汉民、汪精卫的元老地位，他显然还无法撼动。他唯一的资本就是军事力量。自从北伐之后，黄埔系迅速崛起为中国政坛的一股新力量。如何让黄埔系主导改造社会、提振军力之作用，蒋并无切实之计划。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他可以依靠黄埔系的军事力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这就是力行社的筹备。

九一八事变后，力行社筹备处已悄然成型。按照当时严格的社团组织规定，这个秘密组织显然是一个非法组织。早期的成员均是黄埔前四期的学生，有政工干部贺衷寒，有蒋介石侍从秘书邓文仪，有模范师长胡宗南，有留学生康泽。这些人对于南京政权的无能备感忧心却又不知如何改造，他们空有一腔热血。在几次秘密饭局后，达成的唯一共识是，抛弃国民党，成立一个新型的青年组织。

康泽曾留学俄国，与邓小平、蒋经国是同学，他回国后任第二师政训处长，用《曾胡治兵语录》教兵，成为全军模范。可见，留学苏俄的康泽也不认同苏联治军的经验。《曾胡治兵语录》是一个世纪前的产物，传统的治兵之道尚能成为模范，可见中国的军事理论准备此时与世界水平相差甚巨。黄埔七八年的新式经验，仍无法主导军队的政工培训。蒋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遂以德为师，邀请德国人克瑞伯做军事顾问。

贺衷寒1921年被派往苏俄留学，并与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前后共七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对贺衷寒也有巨大刺激，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数不清的乞丐和娼妓，让他认为，中国革命绝不能走苏俄的路。此外，与张国焘的私人矛盾，也让他对共产党极为失望。1924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并迅速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时人有谓：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至于另一个后来加入力行社的刘健群，虽非黄埔毕业，却是力行社的理论构建人。刘健群发现，在闽赣交界的大山，青年学生和目不识丁的山民，纷纷加入朱毛红军，是山民被赤化，还是官逼民反？了解之后他得出结论，其实苏区的税负比中央政府还要重，只不过是偏重于富户，而且宣传得力，故而反弹不是很大。他写了一本《改造国民党刍议》的小册子，其中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主义而无策略，有纲领而无方法……应以黑衫党、褐裳队为借鉴”。换而言之，他不仅要剥夺国民党的组织之壳，还有它的立党之意。

在溪口闲居的蒋中正，从邓文仪口中得知这个筹备处的存在，迅速秘密接见了他们。在连续几天的讨论后，力行社正式成立，其目的就是以统一之组织形式改造社会。贺衷寒曾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一切固有的文化，但对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又毫无办法，没有张本。中国弄到目前国家不能统一，社会不安定，这班人要负重大责任。”他们的办法就是树立蒋的绝对权威，以抗战军兴为契机，逐渐蚕食国府权力，建立新型社会组织。

在力行社成立的当年5月，德国驻华武官克瑞伯，在给希特勒的一封信中提及，“蒋介石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全部资料。”此后，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丰悌，在此背景下被任命为中国驻德国使馆武官。而丰悌在德国，也的确提供了较多资讯给蒋。

中国三民主义青年运动，与第三帝国的青年运动大约同时。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提及，在最初的两年，大约有三百万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其中有五十万少女，他们住进营房过起了集体生活，对自己生活在希特勒时代充满骄傲。凡此种种，使柏林奥运会期间的几万名外国游客充满了惊叹，也使对希特勒德国满怀敌意、异常轻蔑的美国记者不得不承认，“第三帝国的孩子们对他们的国家和自己充满信心。”

在中国，复兴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导了这场运动。以贺衷寒、刘健群为首的力行社首脑，其核心称为“十三太保”，也对中国的未来，尤其是在自己主导的青年运动后的中国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尽管作者将之命名为中国法西斯运动，尽管力行社主导了当时大部分活动，但从整个过程来看，我以为与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尚有区别。

具体到做法，在刘健群的设计中，则是“管、教、养、卫”。首先以极为严格的户口制度控制人口，推行保甲连坐。这样对社会和人群的控制力就会空前增强。此外，以严格的领袖教育和严厉的新闻和出版审查为辅，全面控制思想领域，独尊三民主义。比如见领袖像敬礼，谈及领袖时肃立，将《三民主义》科目列入中小学课程，并禁绝一切异端言论。

且不说这些人对三民主义的理解为何，单就独尊三民主义，就已背离了三民主义。尽管早期他们一贫如洗，不纳妾，不跳舞，不赌博，过着极为严格的清教徒一样的生活，但一旦权力在手并且不断扩张之时，却无法延续早期的理想主义成分。比如，他们在武汉租界，把脏水或者具有腐蚀性的酸水泼在穿西装的人身上，因为要杜绝西化。

1934年2月19日，新生活运动发起的当天，上海就查封了一百多种书籍。因为思想要统一，数不胜数的报刊被停刊，出版社遭查封。威权主义的实现方式通常都是类似的。一个人在幼年时，必须加入蓝衣社的儿童组织，并在学校、所在儿童组织的监视下成长，倘若他聪明、出色并且对蓝衣社充满向往的话，那么他就能优先加入蓝衣社的预备组织，并以此感召其他学童积极向上。

因为蒋的行营设在南昌，在康泽领导的别动队的主导下，江西成为三民主义模范剩1932年春天，以熊式辉设立的农村合作委员会为主管机关，江西合作运动逐次展开。以金融信贷为主要业务，截止1934年底，成就斐然。赤化之地，纷纷恢复了往日的光景。复兴社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和文化建设运动，也逐次展开。

书中提到，“在完全赤化的瑞金、兴国等地，收容难民，发放贷款，派送种子。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1935年秋，红军抵达陕北之际，集市、家禽与土货交易、耕牛贸易、土地贸易，又在瑞金重新出现。江西民间和过去相比，还富裕了些。”

蒋中正是很满意于江西的建设的。他多少有点将其变化归功于力行社的意味。“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思路，终于有了效果。而蒋的声望与权力，也在这些运动中与日俱增。同时，亦因为此，蒋得以顺利铺开他的战备计划。以给蒋祝寿为名的航空爱国运动，多少也增加了中国的军力。这些变化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二十年里，是颇令普通国人振奋的。

当时抗日之准备严重不足。国府内部迁就日人挑衅已非一日，非不为也，盖不能也。蒋与汪在1930年代前期对待日本的态度大体相同。概言之，蒋的中心思想是“拖以待变”，他从九一八以后，一再强调，中国的抗战是焦土抗战，除非日人占领每一寸华夏土地，否则中国绝不算输。他在日记中一再说，“国际上总有情况变化的时候。”在1930年代前期，他已经意识到，要把中国抗日纳入到更宽阔的视野中看待。

这与国际上的战争惯例绝不相同。后来我们知道，即便首都失陷，中国仍不投降，一再迁都。大规模的抗战准备，其实从1935年后才开始。这本书告诉我们，全国民众的军事训练，正是蒋中正深为信任的蓝衣社完成的。单就这点功绩，恐怕也不能将蓝衣社全盘污名化。到抗战后期，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也是以三青团为核心。

截至1937年初春，据军事委员会国民军事教育处统计，全国共计有五百万人参加了军事培训。这些培训全部交由复兴社和三青团完成。抗战爆发后，军事训练更加频繁。整个抗战八年，全国共征集军训壮丁一千五百万人。邓文仪晚年回忆道，抗战期间，河南服兵役者两百余万人，与1936年复兴社在河南大量增加社员有关。

力行社的解散，与蒋介石的权力巩固极为密切。在西安事变中，南京力行社力主起兵勤王，遭到蒋夫人和宋子文的反对。蒋中正第二侍从室主任、军委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在其回忆录中曾经谈及此事。尤其是贺衷寒，他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蒋的接班人，居然在关键时刻，要置蒋于死地，这就是少不更事的坏处了。蒋之被囚，其中波折翻覆，非南京中枢所能想见，力行社的领导人们，更难以判断其间微妙之处，开罪于蒋，自是难免。

从更大的原因来看，力行社的先天不足在于，这种改造之办法，只可见效于一时。抗战军兴，情况愈加复杂，秘密组织与军委会、行政院的种种职权之间有着天然冲突，名不正言不顺。其次，蒋在利用其达到巩固地位之目的后，从体制上也无法向其他派系交代。裁撤力行社，将三青团体制化是其唯一出路。

作者最后指出，“从此以后，与家庭、亲族和社群相比，主义、国家、政权成为更重大的话语符号，从此之后，联保主任、区长代替了乡绅和读书人，成为新的乡村领袖，无论他们多么粗俗蒙昧没有教养。农业中国彻底走向了她的尾声。”

从黄仁宇的观点出发，蒋介石意识到社会改造的复杂性和必要性，但他选择了一条更加快捷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非此不足以整饬军备凝聚人心。放宽历史的视野，1930年代中期以蓝衣社为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和文化建设运动，有其长期的合理性在。后世论者，不可不特加注意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将中国视为一张白纸，可以翻天覆地地改造一切。那是因为他们在破坏这个旧世界之时，没有任何顾虑，无非多几次试验而已，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这种尝试。而蒋在1930年代中期，他未能完全掌控局势，却必须掣肘于各方利益和遵从派系政治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