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老了 病了 忘记了

当《被遗忘的时光》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时，观众几乎被意料之中的情绪所打动。六位老年痴呆症患者，身处一个被遗忘的疾病世界，老人的寂寞映射出了这个社会的冷漠。

81岁的景珍奶奶是《被遗忘的时光》里的第一个出场人物，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将领，过世多年。在纪录片中，景珍奶奶跪倒在墓前，哭着：“我的妈妈啊，你走了我好难过啊”女儿提醒她：“妈妈你看清楚点，是爸爸张国栋啊。”景珍抬头看了墓碑上的字：“哎呀张国栋啊，你居然先走，丢下我不管，怎么这么狠心”当时天下着毛毛雨，景珍奶奶陷入亲人离去的哀伤中，下次来到墓园，这样的遗忘，这样的记起，又会一再上演。

实习记者_肖尔亚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12月13日下午，当《被遗忘的时光》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时，观众几乎被意料之中的情绪所打动。六位老年阿兹海默氏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患者，身处一个被遗忘的疾病世界，老人的寂寞映射出了这个社会的冷漠。

导演杨力州在片场被感动无数次，即便在北京再次看这部纪录片，“仍会落泪，因为我发现这两个世界的人没有办法沟通”。

从2007年至今，杨力州的拍摄重点都围绕着老人。《青春啦啦（拉拉）队》以高雄市一群跳拉拉队的老人为主题，展现了一群平均年龄在70岁的老年人的乐观与活力，阐述“老与病并不是老人唯一的定义”；此前的《水蜜桃阿嬷》则讲述了一名泰雅族阿嬷在高山上种植水蜜桃，艰辛地抚养负债自杀的儿子媳妇留下的七个孩子的故事。

虽然有朋友提醒杨力州，“老年人”是票房毒药，但是《被遗忘的时光》在台湾的票房却超过了很多偶像明星主演的爱情电影，出乎意料地进入了台湾2010年的电影票房前十名。

这也让杨力州感到意外，事后他分析自己这个“票房毒药”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时说，“恐怕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变老的一天，现在老年人碰到的欢乐或者困境，不出意外，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是我们的欢乐或困境”。

水妹的故事

老年痴呆症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会影响到记忆、注意力、语言、解题能力。严重时会无法分辨人事时地物。最常见的老年痴呆症种类是老人老年痴呆症，典型的特征是起始症状为记忆障碍。病人会遗忘刚刚发生的事，而较久以前的记忆则相对在发病初期不受影响。

在台湾，65岁以上就叫老人，65岁以上老人中，18个人中就会有1个老年痴呆症患者，85岁以上老人比例更高，4个人中就有1个患者。大陆的情况并不乐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长辈的照顾与健康问题日渐引起政府和子女的重视。

一直以来，社会对老年痴呆症存有误解，感觉像是一种让人丢脸的疾病，甚至会出现歧视的现象。公众对这个病如果有点印象，大概会是因为2009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现年77岁的他六年前被证实患病，也是因为他获奖，病情才被广泛报道。

当杨力州决定拍摄《被遗忘的时光》时，摄制团队几乎就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台北市万华圣若瑟失智老人养护中心，为了真实自然地记录老人们的状态，工作人员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说服整层楼的30位病人及家属，因为拒绝拍摄的老人，不能出现在镜头里。这也导致他们在拍摄工作中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这些老人沟通。

杨力州开始决定要拍这个故事时，就料想到这可能是一个会让观众想掉眼泪的片子，因为“题材本身就有这样的能力，摄制组要做的事情就是呈现”。尽管杨力州抱着这样的预期，但在实际的拍摄中仍然有太多的未知数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水妹是杨力州拍摄的六位老年痴呆症患者之一。她今年65岁，是泰雅族原祝厚，得老年痴呆症是因为脑血管破裂。医生告诉家人，做手术以后有三个结果：死亡、植物人和老年痴呆症。而她的女儿最欣慰的是“妈妈还在”，虽然手术后语言功能基本丧失。水妹想要表达而无法实现的时候，她会露出焦急而自责的神情，家里人也尽力配合她，猜她想要说的话。

然而有两件事情让拍摄团队和观众都感到惊讶：水妹可以很清楚地表达“我要回家”，“回西林村”―西林村就是她在花莲的老家，而不是孩子在都市的家，她甚至给工作人员看故乡的照片。此外，尽管说话有困难，但是她可以流畅地唱歌。

杨力州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有一天，水妹自己在唱《绿岛小夜曲》的时候，歌词是“姑娘啊，你为什么还是默默不语”，唱到这句的时候，她突然就不再继续唱下去，周围的人就突然意识到歌词的内容。“她都知道她唱的是她自己的困境，之后她就往房间走去，我们的摄影师跟着走进去，她去换上她最喜欢的衣服，戴上她最喜欢的帽子，然后把衣服整理好，提着行李就走出来，她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西林村到了。她指着病房里她的床，这里就是西林村。”

杨力州说，那一刻，他好难过，因为他发现，水妹连心中最美好的故乡的想象都放弃了。“她告诉我们，她也试图告诉自己，在这个四面墙壁的病房里，就是她最怀念的故乡。我们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失落感，因为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她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她连青春，连健康，连记忆，连语言能力都没有了，可是这最后能让她记起的东西她都放弃了。”

电影最后，水妹年轻时候的照片笑意盈盈，穿着泰雅族服饰，散发着青春与美丽。她喜欢唱歌，曾经是五个孩子的好妈妈，是一个男人的好妻子。如今记忆散落，可是，疾病再怎么厉害，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是夺不走的。所以她还可以安静地歌唱―或许在梦中，她真的回到了故乡。

胶囊与纪录片

另外一个老人的故事，则是充满了传奇色彩。老人尹伯最先对摄制组非常提防，护工告诉他们，尹伯把摄制组的人当成了匪谍。而对机构主任王宝英来说，有一段时间，每天听尹伯诉说共产党迫害史，是她的例行工作之一。

在一次交谈中，85岁的尹伯找不到自己的照片了，他问摄影师：“这个照片拿出去，说句不好听的话啊，是不是拿给共产党了？”当摄影师不知如何回应时，尹伯神神秘秘地说：“这个机构这么大，共产党不知道吗？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自己骗自己他不知道！”

身患帕金森症和被害妄想症的尹伯，甚至一度对着摄影机大发雷霆，当他晚上看到对着他的摄像机的时候，他大声训斥工作人员：“白天拍一天还不够吗？现在都要睡觉了，忙了一天，你们还在这个地方来拍，做什么？”直到护工小姐说不拍了，摄制组停下，尹伯还一直无法平静。

护工转身告诉杨力州，尹伯原是国民党特工，曾被派去刺杀大陆领导人，行动失败后，他换了好多个名字。

“我的父亲，在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死在了大牢里，连尸都不叫收，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耶。我哥哥、我父亲都被杀了，我还有两个弟弟也被杀了，我大陆上的老婆孩子都没了。”尹伯操着河南口音，眼睛都红了，“我的腿断啦，逃到新疆、西藏，在喜马拉雅山上，那么冷，取了个西藏人的名字，穿西藏人的衣服，用各种方式才逃到了印度。”

由于当年做间谍时养成的习惯，尹伯会经常“做一些记号”：门关上和打开的缝隙间，都会夹一片树叶，这样有人开门他就会知道。

工作人员在拍摄中忍不住问他：“尹顺周是你的本名吗？”他说“对”，可是他很害怕被人家知道，他甚至认为同一层楼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可喜的是，参加了复健活动之后，尹伯恢复了一些，他告诉王主任说：“我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整个事情我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了。”

有一天摄像跟随他和护工外出，护工走开一会儿，尹伯转过身告诉摄像师：“就剩我一个人了，你想怎么照，你告诉我。”摄像师抓住机会问道：“尹伯伯，你以前在哪里工作？”“这个我忘掉啦。”“那我们聊你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我知道哪些？”“我不知道啊。”尹伯大笑：“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我没办法给你答复啊。”

杨力州在拍摄初期，曾设想自己一定不能把这部片子拍成“一部讲老年痴呆症是什么的卫生教育片”，而在拍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个个老人的故事，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顾虑，因为故事本身的张力已经足以传递出自己的观念。

“当你看到一部会感动你的纪录片，不管你是哭还是笑，其实导演已经把一个信息，或他要传达的一个观念，用一个胶囊装好，趁你不注意的时候丢进你的嘴里。那一刻觉得喉头有东西进去，可是你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没过多久，可能一看完电影，那个胶囊慢慢溶解，你发现非常的苦涩，你就开始有一些思考，这也是可能你有机会产生一些改变的原因。对我而言这就是纪录片。”而杨力州认为，《被遗忘的时光》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种类型的纪录片。

“我很高兴这部影片能够撞击到每个人的内心，尽管他家里人不是老年痴呆症，可是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跟自己、或和自己最爱的家人和解的方式。我觉得这就是做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杨力州的纪录片工作中，他一直乐于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观众有所思考，有所改变：有一名中年美容师在Facebook上给他留言说，在电影院看完《被遗忘的时光》，他瘫在椅子上走不出去，因为母子关系紧张，他已经有20年没有跟妈妈好好吃饭，而看完电影之后，他想在周末约妈妈出来，好好吃一顿饭。在网络上，他只是对杨立州留言：谢谢你。杨立州开玩笑说，自己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观众，因为每次都是因为这种人让他觉得自己应该继续把纪录片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