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操还是圣洁──世俗社会的盛典与无能

性自由和爱无能，是一切世俗生活的基本特征。与其说，中国已全面进入小康，不如说，中国已全面进入性自由和爱无能，才是对当代社会更为准确的观察。

⊙ 特约撰稿：叶知秋

如果说，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的崛起，而是世俗生活的崛起，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对“贞操女神”的回应，大致可划为两个阵营，一是对这一世俗生活成就的义工式的捍卫，二是对这一世俗生活的群众式的议论。

前者的坐标是明确的，是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的，他们的原则是，离这个时代最近的价值就是最好的价值。后者没有坐标，是混乱的，观点不一的。前者是少数人，他们已经拿到了出席这一世俗生活盛典的邀请卡，并在道德观念的改朝换代中，得到某种类似于政权更迭的快感。

后者则是多数人，每一次，涌现出这样的公共事件时，他们都不敢表态，迟疑着，犹豫着，纠结着。每一次，他们的闪烁其词，都被前一种人藐视，并不断培植着前一种人的启蒙心态。

前一种道德的代表之一，是李银河女士，她说，婚前守贞的行为和道德“代表着说这话的人没活在当代中国，也许还活在宋朝或者明朝，说得好些也是活在1950到1970年代”。随后，她以专家的权威宣布，在当今的城市，没有“婚前性活动”的女孩已“快成恐龙了”。

她的比喻是生动形象的，因为笔者就有幸活在一个被恐龙们包围的社群中。在过去几年，我和妻子的工作之一，是从事对青年信徒的婚前辅导和陪伴。在他们中间，至少有一半以上，直到婚礼当天，没有李女士所说的“性活动”。另一半有过性经验的，在接受辅导后，都结束了婚前同居或性行为，从此持守了婚前的贞洁。

性自由是世俗生活的盛典

无论是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8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90年代的洛杉矶，或21世纪的中国；也无论是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出现前，还是出现后；对性及其观念的谈论、展示、塑造、路演和消费，都令人瞩目地，成为古往今来一切世俗社会崛起的最重要的标志。

如果说，性自由，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想前一种人会举手赞成。但如果说，爱无能，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病症之一，我想后一种人中的大多数，也会犹豫地，迟疑地，举起他们的手来。与其说，中国已全面进入小康，不如说，中国已全面进入性自由和爱无能，才是对当代社会更为准确的观察。

20世纪著名的宗教学者伊利亚德，在他的《神圣与世俗》中宣称，神圣和世俗是“这个世界的两种存在模式，是在历史进程中被人类所接受的两种存在状况”。

神圣是世俗的反面，无论“神圣”的来源是什么，神圣都是透过对时间、空间和被造物的区分来彰显的。伊利亚德认为，对那些活在世俗中的人来说，时间和空间都是“均质”的。在道德的意义上，一个身体和一切身体并没有区分，某一天和任何一天也没有区别。这就世俗生活。

换言之，世俗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唯物主义。就是说一切时间和空间，都不会（也不应该）传递几何学以外的任何价值。

就性的议题来说，我们一切的“性活动”，都不传递“性活动”以外的道德涵义。或者说，前一种人旗帜鲜明地拒绝以我们的身体，去彰显任何一种神圣价值。“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意思，第一，在任何一种道德价值面前，选择罢工。第二，就是在任何有利于反对道德价值的机会面前，又以自己的身体成为反对道德化的工具。

中国真的是一个世俗社会吗？

但“神圣”意味着，时间和空间对于有宗教经验和道德信仰的人来说，并不是“均质”的，而是“中断”的。神圣的价值，甚至某种浪漫的情趣，都仅存在于这种时空的中断，即当一件事物从同类中被“分别”出来时候。因此，对有宗教和道德信仰的社会成员来说，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不“神圣”的，性的美好，并不取决于“性交”这一均质化的活动本身，而取决于“性交”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被分别出来的次序和位置：婚前，或婚后；婚姻内，或婚姻外；被誓言约束，或不被誓言约束。

在当代中国，人们结婚，要选日子。人们买房，要看风水。情人节是特别的，结婚纪念日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寺庙，人们拥挤着去抢头柱香。在会议室，人们为少数官员排好座次。在殡仪馆，人们为多数死者买一个级别。

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与其说生活中的事物都在不断地“祛魅”，不断地“均质化”。还不如说，在我们周围，每年都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被“神圣化”，被主动或被动地赋予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各种唯物主义以外的含义。

因此，世俗生活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成就，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可疑的命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在“性自由”这一世俗主义者的根据地中，人们却以宣教士一般的热情，去捍卫对“性”和“身体”的任何道德价值的否定和消灭呢？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

世俗的意思，就是反对神圣。“反对神圣”本身，不可避免上升为一个“神圣”的、不容置疑的事业。换言之，“性自由”从来就不是个生理学的概念，而是个社会学的、甚至是宗教性的观念。人们使用自己的身体，去彰显“世俗”的价值。这不是世俗化，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神圣化”。

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少数人的“婚前守贞”的观念和实践，不能在“另类”这一世俗主义的旗帜下受到惊喜的器重，或在“少数人权利”这世俗主义的另一面旗帜下得到由衷的尊重。因为，在前一种人眼里，“另类”从来就不是一个“均质化”的观念。并不是任何一种少数派的、与众不同的价值观，都会被他们称为“另类”。面对持守道德价值的另类，他们会换一种相当不“世俗”的语气，称之为“落后”或“迷信”。

神圣性的竞争？

所以，笔者要修正伊利亚德的观点。“世俗”并不是与神圣并列的、二元主义的生活方式。更准确的说法是，“世俗”一直都在冒充神圣。成为“神圣”的赝品，是一切世俗生活的最高理想。

涂世友说，“贞操是女孩子送给婆家最好的陪嫁。”这话不但激起第一种人的抗议，也使第二个阵营的同情者难以跟进。因为，和性自由相比，“贞操”也是一种对神圣性的假冒。涂世友女士是令人尊敬的。然而面对当代中国的婚姻家庭危机和性道德的沦丧，她和一些推崇儒家复兴的知识分子，或某些空喊社会主义道德的官员，并没有拿出令人尊敬的神圣性的资源。

贞的意思，就是坚固。操的意思，就是持守。道德的保守主义是十分珍贵的。然而，如果我们和第一种人不同，我们不认为性自由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我们反而认为爱无能是社会衰落的征兆。那么，在自己可以做主的身体上，我们到底要持守什么呢？

至少在两个方面，贞操观不符合人类的良心和普世价值。其一，它特别指向女性，而不是男性。其二，它聚焦于身体，而不是心灵。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被强奸的女性，她的生命（包含身体的、性的价值），在某种价值观下是低人一等的，那么这种价值观就是邪恶的。又比如，一个发生婚前性关系的男性，如果在某种价值观下不会被分别出来，和他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却会被分别出来。那么这种价值观也是邪恶的。

同样，一个幡然悔改的妓女，一个在配偶死亡或被配偶遗弃后选择再婚的、忠诚的丈夫或妻子，如果在某种价值观下，他们的生命和身体的价值，会被视为不如一位婚前守贞的处女，那么这种价值观仍然是邪恶的。而且，也是没有自由和盼望的。

笔者和妻子所从事的婚前辅导和陪伴，最后一课是关于性的。我们的题目是《性的圣洁和性的亲密》。一个错误的观念及其恶果，就是人们以为亲密是与圣洁对立的。换言之，人们以为有禁忌的地方就没有自由。然而，即使是心理学家的实证也显明，性的禁忌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加性的欢愉和满足。因为归根到底，如果性关系不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性关系就不会使人的心灵得到满足。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开课《亲密关系：家庭和夫妇课程》中，Benjamin Karney所宣称的，没有忠诚、信任和稳定的盟约关系的性交，不构成人与人的亲密关系。

在过去几年，笔者请那些接受婚前辅导的青年信徒，列出他们认为“婚前守贞”对于婚姻和生命的价值。我极其遗憾地省略了一部分，只选摘其中的10条，作为这篇评论的结束：

保护自己远离罪恶感和羞耻感；

对创造主及他的作品保持敬畏、惊讶和感恩；

避免因分手而造成身心1难以愈合的创伤；

避免意外的怀孕；

对婚礼的誓言和洞房的欢愉有更多的期待和喜乐；

操练忍耐和克制的品格，成为献给未来配偶的礼物；

证明你在乎对方的未来胜于在乎自己的情欲；

保持对对方身心灵的好奇，在思想与灵性的沟通上得以不断深入；

建立彼此的互信和更坚固的安全感，因信任是亲密关系中必不可缺的；

经历到顺服和神圣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