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拟试验温州式民间金融改革

刘玉海

6月12日，天津一年一度的“融洽会”收官。“融洽会”是天津实现其金融雄心的举措之一，天津为这个雄心已奋斗了5年。

自2002年底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代市长以来，天津便燃起沉寂多年的北方金融中心之梦。

2006年，国务院确定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亦旗帜鲜明地鼓励其在金融领域先行先试。

6年多时间，天津已成为中国私募基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滨海新区也即将成为中国和世界融资租赁聚集区，但就目前整体的金融发展而言，现在的天津与理想仍有差距，迫切需要对其定位进行新的考量。

“今后，天津希望试验温州式的民间金融改革。”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近日对本报记者称。

6年“金改”试验

天津真正开展金融改革始于2006年5月。

当月，国务院下发《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赋予其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

天津官方谨慎地将其雄心表述为，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天津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刘宁介绍，5年多来，天津已初步建立了金融机构服务体系、私募基金服务体系、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交易所市场体系以及外汇改革创新体系，并初步建立了贷款借用管还机制、于家堡金融区可持续发展机制等。

目前，天津的金融机构数量已由2005年的95家增加到2011年的844家，其中金融总部机构由16家增加到40家。

但天津要成为真正的北方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尚有距离。

有学者指出，与京、沪等地相比，天津在金融机构总部、金融机构数量、融资规模、辐射能力以及金融业经营状况均有差距。

统计显示，2011年天津金融业增加值达到702亿元，占天津经济总量的6.8%，与之相较，北京、上海相对应的指标分别是2055亿元、2240亿元，12.8%和11.6%。

同时，天津还有金融市场监管的难题。按照国务院2011年11月发布的《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的规定，天津无疑有需要规范的地方。

以天津近年来最引以为豪的租赁行业为例，虽然其融资租赁余额超过2200亿元、约占全国的1/4，但却没有摆脱类似于PE的“两头在外”模式，即注册地在天津，管理团队和业务开展却大都在外地。

这种“两头在外”，给天津本地带来的收益相当有限，同时还增加了监管难度，今年以来，天津清理整顿PE的传言即因此而起。

陈宗胜认为，“清退PE”的说法并不恰当。但他坦承，这几年在天津打着“私募”旗号的非法集资，至少有二十多只。

陈宗胜表示，天津正在对辖区内注册的金融监管对象加强监管。

试验民间金融改革

与上述问题相较，最具挑战性的是，天津在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金字招牌”正在失去吸引力。

学界认为，迄今为止，天津在金融改革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举措是“港股直通车”，这一改革最终未获得中央政府批准。此外，天津便没有推出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改革。

在天津的金融“先行先试”举步缓慢之时，南方的温州成为了焦点

在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温州金融改革方案中，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主要集中于现代金融方面的天津也在进行调整。陈宗胜透露，天津今后希望试验温州式的民间金融改革，因为“温州的金融改革代表了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重大发展方向之一。

刘宁表示，温州的金融改革与天津改革方向相符。不过他表示，到目前为止，天津还没有相应的改革方案上报国务院。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陈宗胜说，

“天津金融改革从2006年开始，四五年来，一直边推动边制订方案，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方案本身就批了一年多。”陈宗胜称。

南开大学滨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教授认为，天津在进一步改革中，必须更加注意与产业的融合。

周立群称，天津虽然在金融领域全面布局，但真正做得好的，都是和当地产业结合得好的；相反，想做的一些很虚幻的领域都没做成──因为没有产业基础。

“金融要跟产业发展同步”，周立群指出，天津不能为打造金融中心而打造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