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 金达莱|2012-7-1 01:21|查看: 7437|评论: 0|来自: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2月

古蜀语诸家论述纂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前修时贤对古蜀语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让我们少走弯路；也可以为我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阔思路。

就已有的古蜀语性质与面貌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华夏通语──方言说”和“非华语说”两大类；主张“非华语”的学者又有“独立蜀语说”、“羌语说”、“彝语说”三大畛域之不同。

一：“华夏通语──方言说”

持“华夏通语──方言说”的代表有蒙文通、童恩正、张绍诚三位学者。

（一）蒙文通论古蜀语

蒙文通先生对蜀语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1.古蜀语的性质。蒙文通先生认为，蜀语是汉语的一支方言。在论及蜀语和中原语言关系的时候，他说：“巴蜀和中原语言的不同，可能还不到齐、楚不同的程度。如果巴蜀语言和中原根本不同，也如像么西、彝族语言那样和汉语不同，就不仅是方言的不同，这种语言也不可能在蜀灭之后百余年间，到汉代就消灭得毫无踪迹。”［1］（P251）“巴蜀与中原应该是同一种语言，只是有部分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新字，在当时有些突出。”［1］（P252）

2.古蜀语的地位。蒙先生认为，古代蜀语为华夏通语的来源之一。例如，“梁益之间，凡物之小者谓之私，或曰纤”；“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所爱曰伟”（均见《方言》卷二），这些古蜀语与雅言的差别“和‘南楚江湘之间’，‘东齐海岱之间’不同的方言是一例的”。从文字来看，据班固的记载，像《凡将篇》、《急救篇》、《元尚篇》三部字书中《急救篇》、《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凡将》由颇有出矣。”“这反映诸字书的文字都从《仓颉篇》来，但《凡将篇》虽同出《仓颉篇》，却别有些蜀地的新字，出《仓颉篇》之外，这正表示蜀文字和中原是一致的，而又有部分新字。这部分新字，也表示是同一系统的，而非根本上是别种文字。”［1］（P252）“既然同是一种文字，所以扬雄才能采以作《训纂》和《方言》二书。”［1］（P253）

3.古蜀语的面貌。蒙文通先生认为，古蜀语言文字和中原语言文字共同的地方很多。

像《说文》中的“氏”字，是“巴蜀的字，是起于巴蜀而很早的字”，但中原文字从“氏”的字很多，说明“巴蜀与中原的文字是相同的”。汉代《蜀王本纪》、晋代《华阳国志》中的“蜀先称王”的“王”字、“杜宇称帝”的“帝”字、“先祀杜主”的“主”字、“以酒曰醴”的“醴”字，“五妇山”、“五丁”这样的词，“显然都是华文华语”。他又举蜀在开明九世便祀五帝，而秦到汉才具五，“这就不仅是巴蜀与中原同语同文，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先出现于蜀，而后才渐次影响于秦。”［1］（P250）所以他们是相同的语言和文字。

4.古蜀语的文献传承。西周以前的古蜀人，不仅有语言、文字，还有文献流传。据他的研究，《山海经》的《海内西经》“六次提到开明……因此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必非吴越地区作品，而当作于蜀中”，“《大荒经》五篇，曾四次提到‘巫山’……同时，《山海经》中有关‘巴蜀’‘巴人’的记载，也仅见于这部分，因此我认为《大荒经》部分可能就是巴蜀的作品”。［2］（P53）

（二）童恩正论古蜀语

童恩正先生对巴蜀语研究不多，但《古代的巴蜀》一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其中有一些关于古蜀语的论述。

1.古蜀语与中原语言一样，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他说：“巴蜀两族至少在商代就和中原民族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在长时期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巴蜀的语言也开始和中原民族融合，仅保存了一些地域性的方言的区别。《文选》卷四载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国（指中原地区），言语颇与华同’。扬雄的《方言》记载了一些陕西汉中地区和四川（即原巴蜀疆域以内）地区，即‘梁益之间’的语言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巴蜀地区的语言和秦、晋、齐、楚一样，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仅方言有所不同。《方言》所载虽然是西汉时的语言，但此时距巴蜀的灭亡不过百余年，语言的变化不会太大的。”［3］（P99～100）

2.蜀地应该流行有中原文字。“在巴蜀的语言基本与中原一致的情况下，加以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早有交往，中原的华夏民族不断进入巴蜀地区，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推测，中原的文字，从商代甲骨文到周代的金文，在巴蜀境内应当是有所流行的。”［3］（P100）

二：古蜀语非华夏语说

主张古蜀语“非华语”的学者可分为“独立蜀语说”、“羌语说”、“彝语说”三类。

（一）独立蜀语说

1.邓少琴论古蜀语

邓少琴先生对古蜀语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著的《巴蜀史稿》中，第六节“文化造诣”，首篇即是“语言文字”的内容。邓少琴先生认为，古蜀人语言文字与中原不同，遗存今天还保存在彝族的语言文字中。主要的观点是：

（1）融入中原以前，巴蜀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他认为，巴蜀称王的时候，其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大约与中原的夏商周三代相近。而且这段时间，蜀与中原都有交往。中原有甲骨文，与《史记》所载的那些传世之文多相同。而“巴蜀故事，亦多传述。然见之于《春秋》经传及殷墟契文者，亦有相关之处，未能完全加以否认也，故巴蜀不能不有语言和文字。”［4］（P268）

（2）蜀语词汇与中原语言结构有所不同。“巴蜀语言，类多双音，不如中原之多用单音。此其异也。”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还举出一些蜀语的词汇。这包括①地名之属。举有柯、朐忍、滟、葭萌四个词；②物名之属。举有螨、陬隅、桃笙、文草、芎、h锑六个词。③人名之属。举有乘厘、务相、盘瓠三个词。并说“以上略举诸例，应视为巴蜀所用之语言词汇，经汉译乃知。”［4］（P268～269）

（3）古蜀人有自己的文字符号系统。《蜀王本纪》载：“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邓少琴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庄子·外物篇》称苌弘死于蜀。《淮南子·汜论训》：‘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死于周敬王二十八年（公元前492年），说者以为资中蜀人；又i冠子亦蜀人，道家者流，《汉书·艺文志》有其书。是为巴蜀奴隶社会之人物，岂能武断谓巴蜀古代竟无文字！”［4］（P270）

（4）古蜀语言文字保存在彝语、彝文中。“近年于万县新田乡、郫县红光乡出土中胡二穿式，直援方向，援中有脊，援的后部有凸起浮雕状的虎纹装饰，上有一直行似篆非篆的方块文字，其时代应属春秋末期，此项文字颇难识别。但为巴蜀兵器，应有巴蜀文字存在，当无疑义。今之彝族保存其语言，保存其文字、经典，虽各地区语言有殊，传说微异，然其派系，父子名号，连锁相承，彝族往事足资汇参，其作用有如是者。”［4］（P270）

（5）古蜀语是因秦语的入侵而灭亡的。邓少琴先生认为：“巴蜀统一于秦，秦先有大篆，结体茂密，而多见方，既灭六国，于齐楚燕越之文。去其与秦异者而存其同。李斯造小篆，由繁到简以便于用，此篆有大小之分，而秦为之统一也。唐卢求《成都记序》有‘使能秦言’之语，是乃秦之于蜀，不仅移民筑城，作为巩固新得国土之方略，亦且变其语言，为长治久安之百年大计。”“巴蜀语言，实秦亡之矣。”［4］（268）

2.向熹论古蜀语

向熹先生写过专篇文章《蜀语略谈》，从古蜀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诸方面讨论古蜀语，认为上古蜀语别是一种。明清以后，“蜀”是四川简称，“蜀人”就是四川人，“蜀方言”就是四川方言。但从历史上看，情况要复杂得多。

（1）蜀是古国名，地在今四川省西部。三、四千年前已有三星堆、金沙等古蜀文明存在，周武王伐纣，蜀曾派兵参与。西周中期，蚕丛首称蜀王，继鱼凫、柏灌、杜宇至开明，由郫县迁至成都，传十二世，于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并于秦，改置蜀郡。三国时，蜀又为刘备所领蜀汉政权简称。地域比四川省还要大。当战国以来，蜀地的政治文化中心都在成都。

（2）古蜀国民族或以为氐，或以为古“獠族”。《华阳国志》以为“至黄帝，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置其支流于蜀”。是蜀亦为黄帝的后裔，虽有辉煌的文明，并未得到中原华夏民族的认同。秦惠王时司马错、张仪仍然认为“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秦灭蜀国，改置蜀郡，兴水利，汉代进一步开发，经济发展起来。古蜀语言不与华同。秦汉以后，中原之人大量移入，语言也就发生了变化，蜀语融合为汉语方言的一种。有的学者认为汉代梁益方言属于秦晋方言的一个次方言。

（3）隋唐以前的蜀方言词大部分已经消失。只有少数保存下来。其中有的意义上还起了变化。这从扬雄《方言》和隋唐以前文献中记录的材料可以看出。如“尚”、“玄i”。

（4）“蜀语”之名，至晚在宋代已经出现。《老学庵笔记》：“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明末遂宁人李实所作《蜀语》是第一部比较全面记录蜀方言词语的专书。所收的词有些至今仍存在，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成为通语，有的同时见于其他方言，表明在汉语发展中，方言和通语、方言和方言之间处于不断互相影响中。［5］

3.崔荣昌论古蜀语

崔荣昌先生《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是研究古蜀语的一部力作。对古时代的蜀语性质、来源、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主要观点是：

（1）古蜀语不是汉语，“巴蜀的语言与汉语有别”。他指出，“古老的巴蜀语言是巴人、蜀人或者说巴族、蜀族的语言，是巴蜀地区的土著民族的语言，同中原地区的华夏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古代汉语方言的巴蜀语言，或者说巴蜀方言，是在秦汉时期由于华夏族大批移民落秦巴蜀之后才逐渐孕育形成的。”［6］（P64）“古代巴蜀两族在语言文字、社会组织及风格习惯方面，同中原华夏部族都有所不有。”［6］（P62）

（2）古蜀语源于少数民族语。“古蜀语绝不是汉语，当然也非古汉语下属的地方方言，而是与今天四川境内尚存的彝语、羌语或嘉戎语等有血缘关系的一种语言。”［6］（P56）

（3）巴蜀方言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客籍蜀民即由秦地来蜀的移民，他们的语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保留自己的秦语，‘乡音难改’，一方面是向土著蜀民学说蜀语。以便交流思想”，［6］（P57）“巴蜀汉语方言的形成大约经历了300年时间，也即是自秦并巴蜀到西汉末年这段历史时期”。［6］（P61）

（4）秦灭蜀后，巴蜀统一于华夏语。巴蜀语与中原语的融合经历过一个双语的阶段，“居住城镇和交通方便地区的巴民，开始与华夏族杂处，则对内说巴语，对外说汉语；以后由于民族的融合，而逐步改用汉语了。”［6］（P61）“在城镇或成都平原生活的蜀民，因为同中原华夏移民杂居相处，他们也经历了对内说蜀语，对外说汉语的过程；后来由于受中原华夏语言文化的不断同化而逐步改说汉语了。”［6］（P61）“秦灭巴蜀以后的巴蜀语言则是属于华夏族语言，即古代汉语的地域方言了。”［6］（P64）

4.段渝论古蜀语

段渝《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一书有“衣、食、语言”一节，专门谈及古蜀人的语言，作者认为：

（1）古蜀语不同于华语。“古蜀语言与华夏不同，《蜀王本纪》说‘蜀左言’，即不同于华夏语言系统。但古蜀语没能保存下来，今已难知其实。据学者研究，司马相如《凡将篇》，尚存古蜀语言的某些结构要素，不过残痕陋迹，还不能联缀成框架。”［7］（P91）

（2）古蜀语亡于秦。“秦灭蜀后，在蜀推行‘书同文’措施，改革蜀人旧制，很快蜀语便在官方场合消失，随即也从城乡中消失，‘言语颇与华同’，逐渐形成了汉语言系统中的蜀中方言。”［7］（P91）

（3）古巴语与古蜀语来源不同。“巴王族出自诸姬，为诸华，语言为中夏系统。巴地各族，语言支系较多，可能其中以汉藏语系中的苗瑶语族为主。”［7］（P91）

（4）古蜀文字自成体系，不与华同。“在文字方面，固然古蜀与中原‘言语异形，文字异形’，‘蜀左言’，古文字自有源流，自成体系，字体、结构、音读均与汉语古文字不同，但从广义上看，巴蜀文字不论是表意还是表形文字，都确定无疑地属于象形文字系统，从具有音、形、义三要素的象形字发展而来。”“巴蜀方块表意字脱胎于象形字而存其风骨，巴蜀符号中的声符也是从意符演变而来的，未另制声符，这正是巴蜀文字与中原文字的共同础所在。”［7］（P95）

5.唐世贵论古蜀语

唐世贵著有《山海经·与巴蜀文化》一书，其中有“《山海经》中的上古巴蜀方言”、“巴蜀楚三国语言文字”两个专节。其主要的观点是：

（1）“蜀国与华夏不同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8］（P68）“巴蜀远古时代必然会有文字，不过蜀语言文字相对中原华夏滞后而已”，［8］（P71）“巴蜀的确存在一种不同于汉字的古文字系统”，［8］（P73）蜀人在公元前四百年已经接受华语的影响。

（2）《山海经》是古蜀人文献，保存一部分古蜀语词。如“蜀、巴、禹”在《山海经》中即属于上古蜀语，《山海经》是益口述，在禹、益治水过程中带到中原。［8］（P16）

（3）华语与蜀语虽然不同，但“华夏语言中可能与上古巴蜀语言有相同之词汇”。［8］（P18）

5.张绍诚论古蜀语

张绍诚有《巴蜀方言浅说》，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在于对现代巴蜀方言的情况作鸟瞰式的介绍，讨论古蜀语的情况不多。主要的意见有：

（1）巴蜀方言就是分布在巴蜀地域的“殊方异语”；从古到今，四川的众多文士，诸如司马相如、扬雄……“他们使用巴蜀方言，留下许多著述。”［9］（P1～2）

（2）传说时代古巴蜀语不可考求。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时代的巴蜀方言，因为没有可以作为佐证的文字数据，其情形已经不能知道了。［9］（P5）

（3）古巴蜀语独立发展。他认为，古代的巴蜀由于山川地势的限制，与北方最近的秦地都不相交通，十分闭塞。既然秦蜀居民彼此之间不相交通，“定然缺少通语（共同语），这就势必影响到语言的交流。”［9］（P5）

（4）移民是古巴蜀语与华夏语融合的主要诱因。作者认为，秦初河北、山东的移民进川，直到川西南地区，他们从事铸铁制造，与少数民族通商贸易，这样必然促进语言的交流，“把中原话带到当时的四川来，使得巴蜀方言吸收新的营养，补充词汇，影响语音变化，……也就让巴蜀方言融会了秦晋方言的某些特点，但还是保留了巴蜀方言的基本特点。”［9］（P6）

（二）羌语说

1.任乃强论古蜀语

任乃强先生虽然未就蜀语做专门的研究，但是他在《华阳国志·校注图补》和《四川上古史新探》等一系列著作中，指出蜀人源于羌人，蜀语源自羌语，二者关系密切。他还描写了一些古蜀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虽然是零星的，但不乏精彩之处。概括胪列如次：

（1）蚕丛。任先生认为，“丛者，聚也（《说文》）。自聚为丛，被聚为丛病９蚀跃壑字并从取。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10］（P50）“故世遵行其法者敬之，颂为‘蚕丛氏’。不言‘丛蚕’而曰‘蚕丛’者，羌语宾语在谓语后。盖其时蜀族仍为羌之一支，群羌称之如此。”［10］（P51）

（2）戈基。“常氏固云：‘俗以为纵目人冢’，谓是魏晋人访于羌人之言如此。”“我国典籍未见有‘戈基人’，并其谐声文字亦不可得。”“戈基人。绝不可能是羌支民族或北来杂胡，而只能是汉置汶山郡后，徙入住之汉民。”［10］（P74）“‘戈基人’的称谓，须从羌语中求义。杂谷脑藏民奉喇嘛教。其人大都是从康藏地区迁来的‘西山八国’之裔，在羌族各支语言中，属康巴系。康巴呼头顶为果（戈音近），数目之首为几（基音近）……是则番言戈基人，盖指汉唐世住居到杂谷脑河区之华族蜀人也。”［10］（P78）

（3）黄羊。“‘黄羊’可能是汉世蜀中白铜镜作坊名称，可怪的是恰与黄羊种羌字同。黄羊、白马两种羌，原皆居于石泉盆地，为蜀王的支族。”“无论汉代之镜工黄羊与明代之白草黄羊是否为祖裔一系，要皆为蜀族人民则可肯定。”［10］（P145）

（4）青衣羌，又或省称为“青羌”或“青氐”。“不是他们自呼如此，只是汉人因其用旄牛毛绩织的褐布为衣，而呼作‘青衣’（那种淡黑色，巴蜀人叫青色，与中原人称天蓝色为青不同）。”［10］（P166）

（5）蜀。“‘蜀’字系古人专为原蚕制造……估计蜀字制成，即在黄帝之世。其字，亦为当时之蚕字。”［11］（P220）“野蚕性孤独，各据一叶，以保证其食叶充足。故蜀字亦引申为孤独之义。扬雄《方言》：‘一，蜀也。南楚谓之独。’《尔雅·释山》：‘大山`，属者峄，独者蜀。’孔颖达疏：‘虫之孤独者蜀。是以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10］（P50）“蚕丛氏后之立国，独承用蜀之名。可知蜀王蚕丛，是从蜀山氏分出的了。”［10］（P52）

（6）湔。“湔字，取‘前’字为音义。音煎，亦取急意。《汉书·地理志》绵县云：‘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故泯江岸之地置县为‘湔道’（湔氐道），都江堰水坝称‘湔堋’，蜀汉于此置‘湔县’。古音江水字音同于缸，与湔音迥别。其后蜀人读江如煎，字义遂亦相混。”［10］（P68）

（7）地名称小。“《元和郡县志》彭州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凡蜀巴地名，凡徙县治后，新治用旧县名者，旧志所仍存旧名而加小字以示区别。如广汉徙治后称小便汉，涪县徙治后称小阿城，宕渠徙治后称小宕渠，飞鸟徙治后称小飞鸟，其例甚多。”［10］（P70）

（8）郫。“郫字义为卑邑，对海窝子与虹口湔山而言，地势为卑，故曰郫也。瞿上者，谓关口之天彭阙，俯瞰成都平原如鸷鸟之雄视，双目瞿瞿状也。”“郫邑对瞿上言，卑下，潮湿，多水患。”［10］（P70）

（9）蒲泽。“《华阳国志》说的‘蒲卑’与《文选注》的‘蒲泽’应是一人，即杜宇受到高名盛誉并建成国家后为其子孙别立的氏族称号，取泽居之义。其时成都平原为行干涸之大泽，遍生苇、野芋、菱、荷之属，蜀人似曾称之为‘蒲泽’，而内水为蒲水（后世称之为蒲阳河。灌县的蒲村在此水之阳，今为蒲阳镇）。是泽为正字，蒲卑为缘郫字之讹。”［10］（P70）

（10）公子繇通。“《华阳国志》的‘蜀侯通国’，《秦本纪》作‘公子通’，《六国表》作‘公子繇通’。这三处名字不同的原因，由于他是蜀王子，蜀语、秦语、后世人语有别，故作字不同。”［10］（P118）

（11）蜀王兵阑。“《华阳国志》：‘道有故蜀王兵阑。’……所云‘蜀王兵阑’是蜀人所作的地名，谓其滩上礁石似兵器库，冬季出水，可辨而避。夏季没于水下，破害舟船。礁石崖立，石坚不可凿。乃于冬季积薪烧之，而沃以醋，则礁石层层剥脱，终得铲除。”［10］（P134）

（12）蜀黍。“稷在中原一名‘蜀黍’（今云高粱）。自注：中华农作物，由巴蜀传入中原者颇多，亦每冠有巴字、蜀字（如蜀椒、芭蕉之类），亦有自尼泊尔，与西部亚洲及樱哄输入者，如波、豌豆、生姜、棕闾之类。似亦不能不先试种于巴蜀，然后再入华夏。”［10］（P139）

（13）贝锦。“左思《蜀都赋》：‘a_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Y金所过。’今按‘贝锦’，今称锦缎。古章施只于素帛上绘以彩色，蜀人创扯综提花法，织花于素绢上，于锦江水漂濯之使净素，是为贝锦。其后更以漂白之丝染色后织花，是为蜀锦。”“张骞于大夏所见之‘蜀布’，或即是此。”［10］（P140）

（14）X酱。“《史记·西南夷传》载：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使南越，‘南越使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柯。’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枸酱者，蜀中野生枸札遍地（其根入药，曰地骨皮），茎蔓生结小浆果鲜赤如鼠心，味甘，性滋补，蜀人种之，摘其果为酱，远销长安，南至番禺。”［10］（P142）

（15）蜀。“蜀布通过身毒（印度）营销至大夏，为汉使者张骞所见。因而开通了西南夷，亦见《史记·西南夷传》、《大宛传》与《汉书·张骞传》。这个蜀布……我的猜测，它是苎麻布。”自注：“在古代商品中称为‘蜀’或‘蜀布’。”［10］（P143）

2.徐南洲论古蜀语

徐南洲先生是从民族关系辗转证明古蜀语为羌语的。他认为：

（1）“景颇语与蜀山地区土著的语言在古代有同源的关系，景颇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景颇语支”，下属载瓦和景颇两种方言，但这两种方言具有同源的关系。他们都源于其先民使用氐羌语。［12］（P159）

（2）上古的蜀山山脉在今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处，“按照现在语言所说的体系，蜀山地区的土著应该属于藏缅语族的氐羌语支无疑。”而“景颇语中最古老的词和最基本的语言成分，应该与蜀山氏的语言有着同源的关系，也是不成问题的。”［12］（P159）

（三）彝语说

伏元杰则在他的《蜀史考》中专门辟出一章来，即第六章“蜀族的语言文字”，对上古蜀时期蜀语作了初步探索。他认为蜀族与彝族是同源的，所以蜀语和彝语也是同源的，可以从彝语出发来研究蜀语。

1.关于古蜀语的特征：即“蜀人左言”和“议论好比喻”。

作者认为《蜀王本纪》说“蜀人左言”，即语法结构与汉语相左──不同。现在，由于我们已经清楚了古代蜀族与彝族是同一族属，古代的蜀族虽然已不存在，但彝族还存在。我们可以从彝族那里了解到古蜀语言的特点。作者引杨甫旺的观点为证：“古蜀文是一种古蜀语言，和彝语一样，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置于谓语之前，形容q、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伏氏认为，直到现在，四川很多地方还遗留着一些“左言”。如把“公鸡”说成“鸡公”，把“母鸡”说成“鸡母”，把“牧马河”说成“马牧河”。彝族至今说着与汉语不同的“左言”，如把汉语的“吃饭”说成“饭吃”，人们称之为“相左”或“左言”。［13］（P142）

他认为“西迁川西的蜀族大概并没有融入华族，但与华族是亲族，所以在语言文字上与华族非常相同。”［13］（P144）

据扬雄《方言》，梁益与汉中的一些语言基本相同，仅有方言差异。但这只能证明晚期蜀人的语言已与中原基本一致，并不能说明早期蜀人的语言也与中原基本一致，早期蜀人的蜀语肯定与汉语迥然不同，早期蜀人语言肯定是“左言”。时代愈古，蜀人“左言”味愈浓。［13］（P143）

他据《华阳国志·南中志》指出古代蜀人“好比喻”的特点：“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多引夷经。”［13］（P143）

2.关于古蜀语与华语的关系。伏元杰认为，秦灭蜀“通中国”前，川西之蜀与中原的交往不多，在语言上差异很大。《文选注》刘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这里的所谓“中国”指中原。秦灭蜀后“言语颇与华同”，意味着蜀人的语言与华族非常相同。“华”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华，而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颇”字，表示出蜀国与华国的语言高度的一致，从那时起，蜀、华语之间便只存在细微差别，是华族之内的方言差别。［13］（P143）

他又从族源上考证华、蜀不同。认为“蜀国属于神农氏文化，西迁川西的蜀族大概并没有融入华族，而与华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蜀国虽不是华族，但与华族是亲族，所以在语言文字上与伏羲氏华族非常相同，只有细微的差别。所以《地理志》说蜀国的语言‘颇与华同’。”［13］（P144）

此外，向学春发表有《〈蜀语〉所见古方言词研究──兼论移民与四川方言的关系》、《四川方言中的古巴蜀土著语研究》两文。作者认为李实《蜀语》词汇中有70条来源于古代方言的词语，其中42条见于扬雄《方言》，4条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其余24条散见于其他文献；同时《蜀语》词汇中有更大一部分（约83%）词语来源于古代巴蜀方言以外的别国方言，这体现了四川方言与其他国家方言（主要是古楚方言、秦晋方言、齐鲁方言、吴越方言等四大方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在《四川方言中的古巴蜀土著语研究》中，作者根据蓝勇、黄尚军所搜集的材料，得到先秦两汉时期文献中的古巴蜀方言词34条，魏晋至明代共63条（文章所附表为68条）。［14］所用方法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刘晓南、纪国泰先生的结论大体一致，而蓝勇、黄尚军所搜集的本有遗漏，作者没有指出，是其一憾。

以上诸家，对古蜀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意见是：蜀语、华夏语

与羌语关系密切，在先秦时期，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这个方言区与秦方言区联系非常紧密，接触频繁，同属华夏语。两汉时期，由于蜀地文人著作传播的影响，“蜀学比于齐鲁”，蜀语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地位。它和秦语一起成为当时汉语的基础方言。魏晋以后，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南下，“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其通语的基础方言也随之变化，蜀语成为汉语的一支方言。唐五代时期，蜀地人口众多，外地文人大量入蜀，蜀语吸收了大量外地语言的成分，同时也把蜀语的影响传向各地，成为汉语北方方言的重要一支。①至于今人研究宋以后蜀语的有关情况，笔者近年都为《近十年四川方言研究综述》、《近十年四川方言市县话研究综述》、《近十年四川方言专书专著研究综述》三文，以续崔荣昌先生《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之貂。②应该说，古蜀语研究，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总体上的轮廓大致可见。

§　参考文献

［1］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史的问题［M］.成都：巴蜀书社，1983

［2］蒙文通.古学甄微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地域［M］.成都：巴蜀书社，1987

［3］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4］邓少琴.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1

［5］向熹.蜀语略谈［D］.首届蜀学研讨会论文，2004

［6］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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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绍诚.巴蜀方言浅说［M］.成都：巴蜀书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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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