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夷地区的主要族群及其地理位置

一：西南夷名称

有关西南夷较完整而详备的记载，首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此篇总叙部分记载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所记，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所说夷，即《西南夷列传》末句所记“蛮夷”，是汉代对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的通称，西和南均为方位词，西夷是指巴蜀以西的少数民族，南夷是指巴蜀以南的少数民族。

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为“西南夷”，是始见于西汉文献的称谓，在先秦文献并不如此。据《战国策·秦策一》所记载的张仪、司马错之言，蜀是“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这应当是秦国和东方六国的一致认识。《华阳国志·蜀志》也说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这里的“戎伯”指西南地区臣属于蜀的氐羌系和濮越系的各族君长。先秦时期臣属于蜀的族类众多，汶山、南中、僚、僰都曾先后为蜀附庸，蜀为其长，而称为“戎狄之长”，那么诸此族类也就是戎狄了。先秦文献中直接提到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臣于蜀者，仅此一见，说明汉代所称西南夷，在先秦时代多称戎狄，这是随时代的变化所引起的称谓变化，这种名异实同，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常见的通例。

应当指出，先秦史上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1〕，都是中原诸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谓，是他称，非自称，是泛称，非专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又合称为四夷〔2〕，即四方之夷。关于这一点，唐孔颖达的解释最为精当。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名从方号。”又说：“夷为四方总号。”〔3〕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史籍可见，不仅“四夷”事实上都包有大量不同的族系，其中许多族系可以蛮、夷或戎、狄互称，而且这些名称亦多随时代的变迁而异同不一。无论先秦西南地区的戎狄，还是汉代的西南夷，都包括若干不同的族类，所说戎狄或西南夷，都是泛称，而不是一个统一或单一民族的族称。

二：西南夷与南中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把西南夷分为四大类七个区域：第一类是夜郎、靡莫之属和滇、邛都，属于“魋结，耕田，有邑聚”族类的所在；第二类是巂、昆明，属于“编发，随畜移徙，无常处”族类的所在；第三类是徙、筰都、冉駹，属于“或土著，或移徙”族类的所在；第四类是白马，属于“氐类”的所在。很明显，这是以文化属性、民族系统和经济类型进行分类的。夜郎、靡莫和滇、邛都文化相近，均属濮越系族类，以定居农业为生产和生活方式。巂、昆明属于游牧的羌系族类。徙、筰都、冉駹属于氐羌系族类，其中有的是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的则是半农半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白马则属氐类〔4〕。除白马而外，在其他每一个类别中，均包括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内都有“以什数”的众多“君长”，分别以一个“君长”代表一个族群，以区域中最大的记载代表区域。七个区域中有六个区域有“君长”，一个区域“毋君长”。如此看来，西南夷地区至少有上百个“君长”，所以太史公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5〕。对于各个区域内“以什数”的“君长”，总叙只列出了当中“最大”的“君长”和主要“君长”的名称，他们分别是：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其中的滇属于靡莫之属，靡莫自然也是“以什数”的“君长”之一，而巂、昆明则是“毋君长”之属。所称“君长”，当然不是君主制时代的王或帝王，而是犹如“氐王”、“白虎夷王”一类族群的酋豪或首领，其性质如同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记载的“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6〕，属于前国家社会的部落或酋邦之长。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划分的七个区域，与汉武帝开西南夷所设置的犍为郡、牂柯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益州郡等六个郡，具有历史、民族和文化等方面深刻的内在联系。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犍为郡包括西僰，属犍为南部；牂柯郡包括夜郎、且兰、同并、漏卧、句町等“故侯邑”；越巂郡包括邛都、筰都、昆明等部；沈黎郡原为筰都居地，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天汉四年罢置，筰都南迁至越巂郡之大莋、定莋、莋秦等地；汶山郡主要是冉駹居地，属于该地“七羌、六夷、九氐”的主要部分〔7〕；益州郡主要是巂唐和昆明等居地。从汉至晋，西南夷郡县多有分合，其原由复杂，不过汉武帝开置此六个郡时，主要原因还是与族类和政治地理直接相关，《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区域的划分亦当主要据此而来。

《汉书西南夷传》除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西南夷君长”改为“南夷君长”外，其他文字与之大同小异。

《华阳国志》的记载则有所不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移徙，莫能相雄长。

很明显，《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南中”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西南夷”是地域与族群的概念，二者在概念上有所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诸部均为“编发左衽，随畜移徙”，显系误记。按《史记》、《汉书》，滇、夜郎等均属“魋结、耕田、有邑聚”，只巂、昆明等为“编发、随畜移徙”。所以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依《史记》文将此句增改为“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随畜移徙”〔8〕。

第二，“南中”名称始见于三国蜀汉时期〔9〕，《三国志·诸葛亮传》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至战捷”，均可为证。南中，是用以指称蜀汉以南的地区，不属于行政建制和区划。蜀汉和晋代的南中并不是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部，仅相当于秦汉时期南夷的大部分地区，而不包括秦汉时期的西夷。与《史记》和《汉书》相比较，《华阳国志》没有把徙、筰都、冉駹、白马等著录在《南中志》，而是把他们分别著录在《蜀志》和《汉中志》内。《华阳国志》之所以没有把《史记》、《汉书》的西夷以及部分南夷在《南中志》中叙录，这是因为晋时南中不包括秦汉的西夷以及南夷中的越巂等地区。《三国志·李恢传》裴松之注说：“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晋时有“南中七郡”之说，即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牂柯、益州、永昌等七郡，自晋泰始六年置宁州以后，乃陆续分置为十四州。

第三，《华阳国志》总叙将南中十四郡分为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等六个区域，其中滇濮是以族类名称（滇为族称，濮为族属）代表区域，叶榆和桐师是以地名代表区域，句町、夜郎和巂唐则分别是以族群和郡、县名称代表区域。显然，这是从区域即势力范围或地盘的角度立说，而不是从族群或郡县角度立说〔10〕。在常璩所划分的在六个区域内，“侯、王国以十数”，侯、王国即侯国和王国，这些以十数的侯国和王国即是《汉书·西南夷传》中屡次说到的“邑君”，邑君所谓“邑侯君长”，他们多数是从属于“最大”的君长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的六个区域，实质上就是六个大君长及其势力范围所在的区域。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西南夷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可以看出，汉晋之间“西南夷数反”。汉昭帝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汉成帝河平二年南夷夜郎王、句町王、漏卧侯等“更举兵相攻”，夜郎王兴“将数千人”，“从邑君数十人”见牂柯太守陈立，兴被断头后，“其妻父翁指与其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这表明，夜郎王、句町王均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都是称雄称长者。以此类推，南中各地均有最大君长的势力范围，他们于是成为南中“以十数”的侯、王国的典型代表。由于这样的缘故，南中地区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政治地理区域，这就应当是《华阳国志·南中志》划分南中为六个区域的依据。

三：西南夷地区的主要族群

以下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叙顺序，综考七个区域内主要“君长”族类及其地域的基本情况〔11〕。

1.夜郎

夜郎所在，历来歧说纷纭而莫衷一是。诸家或以为在今贵州桐梓，或以为在长顺，或以为在郎岱，或以为在罗甸，或以为在今云南曲靖，或以为在沾益，不一而足。清人多以《汉书·地理志》“犍为郡”下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说，以为犍为“故夜郎国”，方国瑜先生从犍为郡治所的变迁考释夜郎地，同意《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引荀悦所说的“夜郎，犍为属国也”的看法，并认为夜郎当在贵州安顺府北部，抱有今安顺、普定、镇宁、关岭、清镇、平坝等县，其治所在沿北盘江之处〔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夜郎国”的疆界大致是：东起湄潭、遵义、贵阳、罗甸一线北到仁怀、叙永、高县一线，西至昭通、巧家、会泽、东川、曲靖一线，南抵兴义地区，大致以南盘江、红水河为界，此即广义的“夜郎国”疆域，而其中心区域则仅相当于汉夜郎一县之地，汉夜郎县的辖境则相当于今安顺地区及兴义地区的晴隆、普安和六盘水地区的盘县〔13〕。

从史书看，其实夜郎的地理范围应是比较清楚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汉书·地理志》：“夜郎：豚水东至广郁。”《后汉书·西南夷传》注引《华阳国志》：“豚水通郁林。”《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县”载：“郡治，有遯水通郁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也。”这几条材料可以说明两层意思。第一，夜郎国临牂柯江，豚水（豚水即遯水）通广郁、郁林。广郁为郁林郡下辖县，在今广西贵县东。据《水经注·温水》，豚水即牂柯江，水出夜郎，东北至谈稾县，又东迳且兰县，又东迳毋敛县西，又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此水的大致流向与北盘江及下游的红水河相合，亦合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见遯水即是北盘江，而北盘江即是牂柯江〔14〕。第二，夜郎县应为故夜郎国的首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汉代的夜郎县既“有竹王三郎祠，甚有灵响”即夜郎先祖的神祠，那么汉之夜郎县显然即是战国秦汉时期夜郎国的首邑之所在。

学术界向有“大夜郎国”之说，其实所谓“大夜郎国”是以夜郎国为首脑或中心加上一些夜郎周边之小国形成的部落集团或酋邦集团，亦即以夜郎国为主体的夜郎酋邦社会，这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载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谓以什数的君长中的最大者，自然就是众多君长中的大君长，可以联合并动员其他君长形成一个松散的区域性政治集团。《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昭帝元年“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其中谈指为夜郎邑〔15〕；同书又载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带领数千人并有邑君数十人见牂柯太守，其妻父迫胁二十二邑反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夜郎王拥有很大的势力范围，而其势力范围内的数十邑君并不属于也不等于夜郎国，而是夜郎国的附庸。《史记·西南夷列传》首叙夜郎，说夜郎在西南夷中最大，而不像其他君长仅在某一区域中最大，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这个史实。

夜郎属于古代的濮越系族群。《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的牂柯，实际包括了夜郎，是夜郎的异称。夜郎在今贵州西南部与云南东南部。牂柯为百越民族语言，意为“系船杙”。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异物志》说：“有一山，在海内，似系船杙，俗人谓之越王牂柯。”可见，夜郎的主要居民是百越系统的民族。有的史籍称夜郎的主要居民为僚、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通西南夷后，斩夜郎竹王，置牂柯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嗣”，这是说夜郎境内的夷人为濮族。但《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了同样事件，却将“夷濮”改称“夷僚”。这说明，僚、濮实为一族。《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说：“牂柯、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纪》记其事为：“太康四年六月，牂柯僚二千余部落内属。”可知越、濮、僚是可以混称互用的，所指皆一，即今壮侗语族的先民百越民族。僚是古代南方一大民族，见于汉代史籍。南中一带，僚常与濮混称，而在岭南，僚又与俚混称并用。东晋时，僚人从今广西、贵州北上，“自汉中达于邛笮”。迄至宋代，广西部分僚人已改称壮，僚人的一部分为今日的仡佬族，可见僚人亦属濮越系的民族。

2.靡莫、滇

滇为族名，同时也是国名，其中心在今云南滇池周围，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楚庄王苗裔庄蹻于战国时入滇为王，滇始与中原发生联系。从近年来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大量滇国遗物来看，滇文化的面貌已日益清晰。在此基础上，前人已对滇文化的族属作了有益的探讨〔16〕。我们以为，滇国的王室与主体民族应为濮人，亦即史籍所称的“滇濮”。滇与越为一大族系，二者同源异流，濮系民族为今日壮侗语族的先民〔17〕。

靡莫，《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与滇“同姓相扶”，《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与滇“同姓相仗”，清楚地说明靡莫与滇同为濮越系族群。靡莫在滇国东北，从地理和考古资料分析，其地应在今云南曲靖。

3.邛都

邛都，汉代又称之为邛都夷。《后汉书·邛都夷传》记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今西昌邛海)，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巂水伐之，以为越巂郡。”邛都夷是古代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主要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又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又载：“南越破后……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白马为武都郡。”说明安宁河流域一带的古代民族是邛都夷。邛人的中心在今安宁河一带，以西昌为中心，其分布的最北面达到邛崃山以北的临邛县（今四川邛崃）。《华阳国志·蜀志》说：“临邛县，（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有布濮水，从布濮来合。”又说：“阐县，故邛人邑，邛都接灵关，今省。”阐县在今四川越西县，晋代以前也有邛人居住。邛人分布的最南面是在晋代的会无县，即今四川会理县。《华阳国志·蜀志》说：“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邛与濮为同族。可知邛人最北分布在邛崃山麓的临邛，最南分布在金沙江两岸的会无，亦有濮的称谓。最近几十年来在安宁河流域发现的大量大石墓，就是邛人的墓葬。

汉代越巂郡，大体上就是先秦时代邛都夷的集中分布地区，主要包括今凉山州的西昌、德昌、米易、会理、会东、宁南、普格、冕宁、喜德、越西、甘洛、峨边等县、市，以今西昌市为中心。

邛人属百濮民族系统。《史记·西南夷列传》将邛都与滇、夜郎划为同一族系，《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夜郎为“濮夷”，称滇为“滇濮”，可知与之同类的邛都也是濮系。《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下载：“会无县(今会理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直接说明为濮人居地。所谓“濮人冢”，实即今天考古学上的大石墓。这种墓用大石砌墓室，顶部覆以大石，酷似石头房屋，当地彝族称为“濮苏”“乌乌”的住房。濮苏意为濮人，乌乌意为另一种民族。濮苏乌乌即濮人墓冢，此即文献所称的“濮人冢”〔18〕。大石墓的分布，集中在安宁河流域〔19〕，即汉代越巂郡地。其年代上起商代，下迄西汉，其空间、时间都与邛都的活动相吻合，表明邛都确属百濮民族系统。

4.巂、昆明

《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均称巂、昆明，《史记索隐》引崔浩曰：“巂、昆明，二国名。”《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永昌有巂唐县。”《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郡”巂唐县刘昭注：“本西南夷，《史记》曰：古为巂、昆明。”《盐铁论·备胡篇》云：“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可知巂即是巂唐，巂当为巂唐的省称，正如一些史籍把昆明省称为昆一样，如《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巂、昆明为“编发，随畜移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由此可知，巂、昆明同为氐羌系，属于藏缅语族的族群。

巂、昆明故地甚为辽阔，“可数千里”。巂的地理位置，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今澜沧江、怒江两岸自保山县以北皆其故地，东接昆明、东北近越巂。”巂唐县所在，刘琳认为在今云龙县南境、保山县北境〔20〕。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巂唐县当在今保山平坝〔21〕。

5.徙、筰都

徙，音斯，又作斯、斯榆、斯都。《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集解》引徐广曰：“徙在汉嘉。”此“汉嘉”指今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华阳国志·蜀志》“越巂郡邛都县”下记有“又有四部斯臾”，斯即徙人。可见汉代居住在今四川凉山州西昌一带的徙人，原来是从天全迁徙而来的。

徙人是羌族的一支。《续汉书·郡国志》“蜀郡属国”下载：“汉嘉，故青衣。”《水经·青衣水注》载：“（青衣）县，故青衣羌国也。”《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初吕后时“开青衣”，即包括徙在内。同书又说武帝天汉四年于故沈黎郡置两部都尉，“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徙属外羌之列，应为牦牛种青衣羌，所以青衣江又称为羌江……

筰都，筰（《史记》）或作莋（《汉书、《后汉书》）、笮（《华阳国志》）。《后汉书·莋都夷传》记载：“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沈黎郡所在，《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均未载。《华阳国志·蜀志》说：“元鼎六年……西部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牦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后汉书·莋都夷传》亦载：“至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安帝延光二年改为蜀郡属国，灵帝时改为汉嘉郡。可见，此汉嘉郡辖境大致上就是沈黎郡辖境，基本无变迁。

其境地域范围，据《续汉书·郡国志》载，汉嘉郡(今雅安地区)辖有汉嘉(今四川芦山县)、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徙(今四川天全县)、旄牛(今四川汉源清溪镇)四县。汉嘉为青衣羌国；严道，据考古发掘，春秋时为蜀人所居，战国时则形成蜀人、秦人及楚人错居之局，文献记载则有邛人，总之均与羌无关；徙即徙都。此三县均无筰都立足之处。因此，只有牦牛一地为筰都所居。由此可见，秦汉以前筰都分布在今四川汉源。

据《华阳国志·蜀志》，汉武帝元鼎六年所置沈黎、汶山、越巂、武都四郡，“合置二十余县”。《汉书·地理志》所载此地域范围内的县数，除去因郡境变化归属不同从而重复的县，以及后来设置的县数，共二十余县，基本上与《华阳国志》合。根据史籍的记述来看，战国以至汉初，筰都仅分布在今汉源大渡河南北，汉武帝末叶以后才逐渐南迁至雅砻江今凉山州西南地区。近年在四川凉山州盐源县所发掘的西汉时期的青铜文化墓葬，当是筰都的文化遗存〔22〕。

筰都的北界，据《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华阳国志》：“邛崃山本名邛莋（山），故邛人、莋人界也。”此邛崃山即是今大相岭，其东北为邛，其西南为莋。可见，筰都北界不能逾越大相岭。筰都以南，本为邛都分布之地，汉初以前筰都南界当不过今凉山州之越西。《汉书·地理志》“越巂郡”属县中之定莋(今盐源县)、莋秦(今盐源县境)、大莋(今盐边县)等三莋，应是汉武帝以后筰都南迁所居之地〔23〕。

筰居汉源，在先秦时已如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汉兴而罢。”既然秦代已在筰都设县，则筰都的始见年代必在先秦时代。又，“邛、筰、冉、駹者近蜀”，是由南而北记述，说明筰在邛之北，这正是先秦、秦代以至汉武帝时的格局。

筰都南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天汉四年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以“西部笮为沈黎郡”，即以筰都为沈黎郡郡治。但自天汉四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都尉，而两都尉分驻牦牛和青衣后，筰都县即不再见于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和帝以前，蜀郡已无筰都县。至安帝延光二年改蜀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辖四县，也无筰名。可见，在武帝天汉四年，筰随同罢置。其原因，完全可能与筰都南迁有关。

筰都是牦牛羌的一支，当是牦牛种之白狗羌。《后汉书·莋都夷传》说：“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即与岷江上游的“阿巴白构”有关，而阿巴白构正是白狗羌。《史记·大宛列传》正义说：“筰，白狗羌也。”确切说明筰都是白狗羌，应是岷江上游白狗羌南下的一支。

6.冉、駹

冉、駹分布在岷江上游，是冉和駹两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合称。《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冉、駹的中心位置，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

冉、駹原为两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史记·大宛列传》：“乃令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均分而言之。冉、駹得名，与冉山和駹水有关〔24〕。冉得名于冉山，唐于茂州都督府下设有冉州冉山县，可知冉山在茂。駹得名于駹水，《续汉书·郡国志》“蜀郡汶江道”刘昭注引《华阳国志》说：“濊水，駹水出焉，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孝安延光三年复立之以为郡。”汉汶江道在今四川茂县治北，可知駹水亦在茂。《华阳国志》又于绵篪道说：“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这样看来，湔水是当地的主流，即今岷江上游，駹水则是湔水的支流，可能就是杂谷脑河。由此亦可看出，冉、駹是两个并存的部落，所以才被史籍予以并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使。乃以邛都为越巂，冉、駹为汶山郡，广汉白马为武都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可见汶山郡是因汉破南越、灭邛、筰及且兰后，冉、駹振恐请臣而设置的。冉、駹这种归附，是“纳土归附”，设治当在原有部落的中心，以利于统率经营，所以汶山郡的中心亦当是原冉、駹部落的中心。汶山郡的区域主要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其郡治在今茂县凤仪，则凤仪一带就不仅是冉、駹的旧地，而且还是这些部落的中心。所以，《史记·六国年表》正义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旧唐书·地理志》于茂州说：“汶山，汉汶江县，属蜀郡，故城在今县北二里，旧冉、駹地……贞观八年改为茂州。”冉、駹故地在岷江上游今茂县一带，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

冉、駹都是氐族。《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数十丈，为邛笼。”邛笼即《先蜀记》所载蚕丛氏所居的石室。《魏略·西戎传》记载氐族中有“蚺氐”，又说“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故字从虫。说明冉、駹为氐族。汉初所设湔氐道，在今汶川一带，“氐之所居，故曰氐道”〔25〕。这些都是冉、駹为氐族的确切证据。《后汉书·冉駹夷传》记载冉、駹“其王侯颇知文书”，《魏略·西戎传》说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南史·武兴国传》也载氐人“知书疏”，而《北史·宕昌羌传》和《党项传》则均言羌“无文字”。由此亦知冉、駹并为氐族。

7.白马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白马即指白马氐，先秦时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地区北部与甘肃南部武都之间的白龙江流域〔26〕。至汉代，上述白马氐之地多见羌人活动，称为“白马羌”，表明羌族中的一支已迁入其地，而因白马之号〔27〕。这支羌人，即《后汉书·西羌传》所说“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的白马羌。白马羌的分布，除今绵阳地区北部外，也向西延展到松潘。也有学者认为武都的白马羌实为参狼种，只有蜀郡西北的才是白马羌〔28〕。

除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总叙部分而外，在该篇的具体叙述中以及在《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中，还可以见到西南夷其他一些族群或类似于“君长”的“邑君”及其名称，主要有：1.僰先秦时期，僰人集中分布在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下记载：“僰道县，在南安(今四川乐山市)东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巂。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汉书·地理志》“僰道”下应劭注曰：“故僰侯国也。”可知今四川宜宾一带是僰人的分布中心。僰人很早就在川南地区定居，成为川南的主要民族。《吕氏春秋·恃君览》：“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多无君。”《礼记·王制》：“屏之远方，西方曰棘。”棘即僰。郑玄注云：“棘，当为僰(“为”字据惠栋校宋本增)。僰之言偪，使之偪寄于夷戎。”僰人入居川南的年代，可追溯到殷末以前，殷末杜宇就是来自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僰人。而朱提汉属犍为郡之南部，蜀汉始分置朱提郡。《说文·人部》：“僰，犍为蛮夷也，从人棘声”，说明朱提古为僰人居地，与今宜宾地相连接。方国瑜也认为僰人以僰道县为中心，散居其南境，《秦纪》所言的僰僮应在犍为南的朱提之地〔29〕。杜宇既为朱提僰人，殷末即已北上至蜀，说明殷末以前僰人已是定居在汉之犍为郡即今川南至滇东北地区的民族。

僰人是濮之支系，僰即濮。以声类求之，“僰，蒲北反”〔30〕，蒲、濮双声叠韵，故得相通。《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滇僰”，《华阳国志·南中志》作“滇濮”，证实僰为濮系民族。因其居于棘围之中，故称僰人，“从人棘声”〔31〕。所谓僰人，即是居于棘围之中的濮人〔32〕。

僰人又常被华人称为“西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蒙略通夜郎、西僰”，“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皆是。所言西僰，均应导源于上引《吕氏春秋·恃君览》和《礼记·王制》，都是指犍为之僰。“西”为方位词，因僰在华夏之西，故名。但由此却引起了僰人族属的争议。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淮南衡山列传》、《后汉书·杜笃传》、《文选·长扬赋》等，每以“羌、僰”并述，《后汉书·种暠传》又说僰为“岷山杂落”之一，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引徐广曰；“僰，羌之别种也。”固然秦以后僰人之一部有可能因“汉民斥徙之”，北迁至岷山山谷，但至少从先秦到西汉初叶人们都还能明辨僰、羌有别，是不同的族类。《淮南子·齐俗篇》：“羌、氐、僰、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教俗殊故也。”象，狄鞮，皆汉语“翻译”之义〔33〕。虽屡经辗转翻译，羌、僰之间仍不能通其语言，足见两者语言差异很大。而“教俗殊故也”一语，更确切指明了两者文化和风俗都完全不同，可见僰人非羌。

2.且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因犍为发南夷兵击南越，“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及至汉军破南越，以平南越之师还诛且兰君，“遂平南夷为牂柯郡”。为汉军所平的且兰，《史记·西南夷列传》记为“头兰”，《汉书·西南夷传》记为“且兰”，《水经注·江水》则采折衷之说曰：“且兰，一名头兰。”实际上，头兰应是且兰。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既平，汉军“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索隐》注头兰曰：“即且兰也。”《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此事，除诛且兰外其余与《史记》大同：“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颜师古注说：“谓军还而诛且兰。”《史记》、《汉书》并说汉军还而行诛头兰或且兰君，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即以头兰或且兰为牂柯郡郡治。《汉书·地理志上》记载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且兰侯邑也。”《华阳国志·南中志》且兰县下记载：“汉曰故且兰。”《续汉书·郡国志五》亦载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到三国时，《水经·江水》记载该县名为“且兰”，已省“故”字。《水经》作者为三国时人，可知很有可能且兰县省故字，时间是在东汉末叶。此后直到两晋，该县仍称且兰〔34〕。可见，既然牂柯郡郡治为故且兰县，而故且兰县是武帝时平南越的汉军还诛且兰君后设置，此后一直沿用且兰县名，那么《史记》所说的“头兰”自然也就是《汉书》和《后汉书》所记载的且兰。从历代该县县名的沿袭可知，应以作且兰为是。

且兰的所在，据诸家考证，当在今贵州黄平至贵阳一带〔35〕。

且兰的族属，当与夜郎相同，为濮越系族群。《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说：“牂柯、兴古，僚种复反”，《晋书·武帝纪》记载此事为：“太康四年六月，牂柯僚二千余部落内属。”可知且兰为僚，而僚、越、濮所指皆一，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又称为“夷濮”，实即今壮侗语族的先民百越民族。关于这一点，已在前文关于夜郎族属的讨论中指出，可以参看。3.劳浸《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司马贞《索隐》说：“劳浸、靡莫，二国与滇王同姓。”《汉书·西南夷传》：“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听。”劳浸与劳深，“浸”、“深”二字当属形近而讹，应以作“劳浸”为是。方国瑜先生推测劳浸为地名，靡莫为族名，并认为司马贞以为劳浸、靡莫为二国，其说未必可从〔36〕。但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劳浸与靡莫和滇既然是“同姓相扶”，那么劳浸必然是这个“同姓”族群中的一支，并非地名。《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十分清楚地说明劳浸与靡莫一样是西南夷诸族群中的一支，而非地名。况且，在西南夷地区后来的郡县地名中，并没有劳浸名称，可见劳浸决不会是地名。

4.句町

句町，《汉书·西南夷传》作鉤町。《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汉武帝元鼎六年置牂牁郡，漏卧、句町，并属牂牁郡。方国瑜先生考证句町地在盘龙江上游，童恩正先生认为广西的西林也是句町地，刘琳先生认为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云南之富宁，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当为句町辖境〔37〕。王先谦《汉书补注·西南夷传》曰：“句町，牂柯县，在临安府通海县东北五里。”通海南临礼社江（元江）不远，礼社江即《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僕（濮）水”。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考证“此水（指濮水）自叶榆地区流至西随，又至交趾入海，则为今之礼社江，下游称红河之水，即《汉志》之濮水”〔38〕。濮水因沿岸多濮人而得名。句町的势力范围较为广大，《汉书·西南夷传》：汉昭帝五年，因“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鉤町王。”亡波为侯，既可率其所属之邑的君长和人民斩首捕虏，可知句町的范围较广，所属邑及邑君长亦复不少。正因句町实力较强，所以才敢于在汉成帝河平年间与夜郎王、漏卧侯“更举兵相攻”〔39〕。根据沿濮水一线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点分析，沿濮水（礼社江、红河）的元江、红河、个旧一线，大概也是句町的势力范围和句町文化的影响区域。句町为濮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明确记载：句町县“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至今”。

5.漏卧

《汉书 ·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并载有漏卧县，置自西汉，东汉、蜀汉因，晋省并。《汉书·地理志》“漏卧县”颜师古引应劭曰：“故漏卧侯国”，可知漏卧原为部落或酋邦。漏卧与夜郎、句町相邻，汉成帝时曾相互举兵攻战，《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因其（漏卧）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刘琳先生考证漏卧在云南宗师一带〔40〕。漏卧属于濮越系族群。《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兴古郡“多鸠僚、濮”，蜀汉时漏卧县属兴古郡，故知漏卧为濮，当无疑义。

6.滇越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然闻其西（按，此指昆明之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滇越的地理位置，丁山以为是位于汉代的哀牢地区，在今云南保山市的腾冲，方国瑜先生对此说曾详加论证〔41〕。汶江先生认为，滇越之地应是在今东印度的阿萨姆邦〔42〕，童恩正先生亦同意此说〔43〕。从地理方位、中印交通等角度看，汶江先生的看法应当是可信的，把滇越的位置定在阿萨姆实比定在腾冲更加合理〔44〕。

7.哀牢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45〕。方先生之说，符合古文献的记载。此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南夷其他族群，还有廉头、姑缯、封离等，但都是语焉不详，文略不具，这里不再讨论。

段渝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10@ZD087）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成都，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