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 金达莱|2012-12-20 12:59|查看: 439|评论: 0|来自: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２年８月

先秦时期昭通与巴蜀的历史联系

昭通，古称朱提、乌蒙，唐、虞属梁州，夏亦属九州之梁州，商、西周为荒服区域，属于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春秋为僰侯国，战国为西僰地域。早在先秦时期，昭通就与内地的巴蜀国有较密切联系，并通过巴蜀与内地文化产生密切联系，从此，昭通成为云南通往内地的交通枢纽，成为中原文化、巴蜀文化与滇文化交流的纽带。昭通作为文化圈交汇点的特殊性，对昭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巴蜀古国与昭通联系的传说与历史

巴、蜀是古代西南地区较早与内地发生联系的方国。在夏、商时代巴、蜀就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密切的交往。晋常璩《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之后，武王封巴人首领为子爵，故而叫巴子国，简称巴国。春秋战国时期，巴族在今川东一带以重庆为都城立国；其疆土最大时：“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与巴蜀并称而闻名于世的蜀国，其早期历史更是荒邈难寻。提到蜀国历史，人们往往会想到李白诗歌名篇《蜀道难》中所写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商代的甲骨文中虽有不少带“蜀”字的卜辞，但在先秦文献中关于蜀国的史料并不多见。关于古蜀国早期的历史，任乃强在《蚕丛考》一文中指出：

其时与中原不同俗，无文字、无礼乐，年代荒远，连坟墓亦无有。质言之，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说是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自蚕丛氏开始，乃有氏族组织。所谓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领之称……［1］（P.219）

三星堆文化遗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蜀国神秘的面纱。这里被认为是蜀国在夏商时代的都城。据考古学家研究，三星堆文化在时间上大约从公元前2800年～前900年延续了将近2000年之久，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期：第一期约公元前2800年～前2000年，相当于中原尧、舜、禹的时代；第二期约公元前2000年～前1200年，是青铜文化鼎盛时期，建立了城市；第三期约公元前1200～前900年，古城废弃，居民迁徙他乡。

昭通与巴蜀早期的联系难以见诸史籍，我们只能从考古发现中去探其踪迹。

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与昭通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鸟头型器、小瓶底器、酒器等有许多相似之处。昭通、曲靖考古发掘的青铜器又与巴蜀地区的器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另外，三星堆遗址中的许多物件的文化品位，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却与现在的西域和南亚一带的古文化风格相同，说明当时的蜀国与西域和印度等地有一条商业贸易通道。三星堆文化遗址与中原文化风格的迥异，不应该被看成是古蜀国是西域文明迁徙产物，而应该被看成为是古蜀国已经开辟了通往西域和南亚地区的交通通道。那么，这个当年的连接西域和南亚与古蜀国的通道在哪里呢？应该说，就是蜀地与现在云南、贵州一带的“茶马古道”，也就是日后人们所说的“南丝绸之路”，昭通即是这条古道上重要的驿站。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原料的来源地中肯定包括了昭通。

双方这种联系从昭通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也可以看出。昭通境内虽重山阻隔，但水系密布，金沙江、牛栏江、白水江等几条大河发源或过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水陆交通，使得昭通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走廊。大约3000年前，昭通进入青铜时代后，各种民族文化的交融得到进一步升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昭通共调查发现青铜时代遗址二处，墓葬五处。［2］（P.113～116）较重要的是鲁甸马厂遗址和野石山遗址。鲁甸马厂青铜遗址位于县城东北4ｋｍ的马厂村，1954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鲁甸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当时初步确定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3］（P.93～94）1980年省文物工作队又对该遗址进行试掘，曾出土铜矿石，并出土铜斧、铜剑各一件，以及扁薄形铜匕，呈橙黄色，表面粗糙，是已知昭通青铜文化的滥觞。不过由于马厂遗址至今没有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只能根据其出土的陶器、石器、铜器来推测该遗址的年代。有学者认为马厂遗址为铜石并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它已经进入铜器时代。野石山遗址位于鲁甸县桃源乡野石村，地处与四川、贵州相接壤的滇东北高原，属金沙江下游地区。遗址面积近1平方ｋｍ，为非连续性分布，部分区域被现代村落所占据。

2002年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425ｍ2，出土铜器13件，有锥、锛、削等。出土石器100件，有锛、斧、箭镞、纺轮、双孔刀等。据碳-14测年报告，年代介于公元前1300～公元前900年，为青铜时代早期遗存。青铜器中的鸟形模样，与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有相似之处。［4］（P.42～53）此外，在水富张滩墓地、昭阳区洒渔乡营盘墓地、白沙地墓地和水井湾墓地以及巧家魁阁梁子墓地等，都发现大量青铜器，其中部分为汉代时期的器物。综合来看，昭通出土西汉以前的青铜器，反映出和周围已知几种考古学文化的联系。比如滇文化特点的扁圆颈无格剑、饕餮纹直援无胡戈、石寨山型铜鼓、牛首带钩；夜郎文化特点的长三角形援，援上铸眉成齿形的饕餮纹无胡戈、云雷纹圆颈，表面铸祭竹图案的扁圆桶形铃。其中，滇文化特点的扁圆颈无格剑和夜郎文化特点的齿形眉饕餮纹无胡戈见于同一墓群中。昭通市巧家县出土的扁颈无格匕和扁颈弧背削，器形见于四川省凉山州。同时出土有邛都文化特点的侈口、长颈、鼓腹、水波纹带流陶壶。可见滇东北昭通青铜文化代表了云南青铜时代早期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它融合了北部巴蜀文化等诸多因素于一身，而又自成一系。

二、望帝杜宇与古昭通的历史

关于古蜀国略微可靠的历史记载是：西周末期，望帝杜宇（也有学者认为杜宇可能是商末周初时期的人）教民务农、开明氏鳖灵（又作鳖令、鳖冷、鄨令）治水的故事。正如大禹治水开创了家天下的夏王朝一样，鳖灵因治水有功而受杜宇禅让传国。此后蜀国历史进入开明王朝时期，曾以今天四川省的乐山、郫县、双流中兴镇等地为都城，最后徙治成都。开明王朝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共传12世，其中著名者有丛帝、卢帝、保子三代帝王。秦灭蜀后，蜀人一支残部在安阳王带领下，经僰道南迁，［5］（P.11）到达交趾，在越南北部建立新王朝，历时五十年，终为南越王赵佗所灭。东晋学者常璩在《华阳国志》一书中，对古蜀国的历史和传说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记录。其中与昭通历史密切相关的是杜宇为望帝的记载，而望帝杜宇也是昭通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原。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6］（P.120）

所谓“巴国称王，杜宇称帝”，一般认为杜宇生活的年代处于西周末期，定都于今四川郫县。杜宇时代的蜀国，北边的国界达到了秦岭褒斜一带，大致在现在陕西的宝鸡至汉中一带。近年来，宝鸡出土了一些有蜀国宝墩文化特征的贵族古墓遗址，也证明了这种记载；西南至现在四川的雅安一带；东南至现在四川峨眉山一带；东边到达现在重庆一带；南部则至“南中”。这里说的“南中”，则是指云南贵州一带了。从这里看出，当时的蜀国的国疆，已经达到了当时的夜郎国和滇国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云南贵州一带。

为什么古蜀国的疆土会南接“南中”呢？其实，这与蜀国的起源有关系，相传，古代的望帝杜宇来自于岷江上游，大概是从西羌人主要栖居的甘青高原一带下来的；从帝鳖灵则是从云贵高原一带沿岷江逆江来到当时蜀国都城的郫邑一带的，现在云南昭通就坚持认为蜀王之一的鳖灵是本地人。这段文字中所说的杜宇王妃的朱提梁氏女，就是指云贵一带，朱提（读ｓｈúｓｈí），是现在云南滇东北的昭通地区。这一带，是贵州四川和云南三地区交界的地方。这也说明，古蜀国，可能本来就是蜀人和夜郎国人或者滇国人共同创造的。只不过当时的蜀国的都城是在现在的川西坝子一带罢了。

另据《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西汉扬雄《蜀王本纪》所载：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

朱提在汉代属犍为郡，亦及今昭通地区。有趣的是，因为断句的不同，产生了杜宇“籍贯”究竟是在川西还是昭通的分歧。例如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均为研究《华阳国志》的名著，两位四川籍学者在注释中引用扬雄《蜀王本纪》时都读为：“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任乃强在引用了《史记·三代世表》索引《蜀王本纪》：“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的记载之后，仍然坚持“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的断句法。这样标点导致的问题是，不仅“从天而降”的杜宇止于何地，没有了着落，而且又与明确记载杜宇为朱提人的文献存在出入。为了化解分歧，任乃强只好推测“从天堕止”后面可能有文字脱落。

为了说明杜宇部落是从滇东北高原（昭通）来到成都平原的，另有部分学者则将扬雄的记载读为：“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这样一来，杜宇为朱提人，其妻为江源人，蜀王杜宇夫妇的来历已经交待得清楚明白，似乎不太可能存在错简脱落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水经注》所引“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一句，也可能是由“……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的简牍错乱所致。在清人王謨所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则为：“……从天堕止，有朱提女子名曰利，从江源他〔地〕井中出。”［7］（P.373）上述关于杜宇的传说，虽有不同观点，但杜宇和梁利联姻，称帝蜀国，则说明蜀国与昭通的历史文化联系由来已久是确定的。如果结合《华阳国志》：“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原。宇悦之，纳以为妃”的记载，作一大胆的推测，甚至可以得出杜宇夫妇都是朱提人的结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诞生于昭通这片雄浑天地的神奇人物。就算任乃强所言“杜宇之强盛由得朱提之名利者为内助”为实事，那么昭通文化与古蜀国也同样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渊源。

朱提古为僰人居地，杜宇极可能就是古僰人部落首领。春秋时期，滇东北及川南一带，始终是巴、楚两国相互争夺之地，农业考古学家已在当年属于楚国的洞庭湖流域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稻作栽培遗迹。在此基础上楚国地区很早就发展出了以水稻栽培为主的农业文明。1988年秋，湖南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中，见到了距今八九千年前水稻遗存。研究人员通过对遗址出土陶片的显微观察，发现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说明当时的人们把水稻皮糠当作羼合料，拌在黏土中制作陶器，并非偶然混入的杂物，可见人类种植水稻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8］（P.45～46）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长江流域水稻栽培的时间至少在距今12000年以前，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9］（P.32）

其实巴人的祖先，最早也是定居于长江中下游洞庭湖一带，并且是一个善于操舟捕渔的部族，后来一部分巴族先民溯江而上，最终进入了四川盆地。而当时古蜀族，刚开始由川西北向东南成都平原推进，社会经济还处在由“渔猎”向农耕社会的过渡中。僰人正是在与巴族和楚人的接触中较早地学会了种植水稻的“西南夷”，正因为他们率先学习并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才可能产生杜宇到蜀地“教民务农”的传说。杜宇从朱提率部入蜀为王，堪称资格最老的昭通籍名人。时至今日，在昭通市的一些县区中还有川主庙、土主寺等地名，这些都是民间祭祀望帝杜宇留下的痕迹。其中“川主庙”中也有供奉大禹或李冰的。杜鹃为农候之鸟，其鸣声被百姓认为是杜宇教民务农的号令，所以杜鹃又叫布谷鸟或直称杜宇。例如宋朝诗人陆游在《鹊桥仙·夜闻杜鹃》中就写道：“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1995年，考古人员在贵州威宁县中水镇（西距昭通市区大约20ｋｍ）发现装有大量碳化稻谷的两个土坑，经碳14检测，这些稻谷距今已3100年左右［10］（P.50），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商末周初时期。2004年10月，考古人员又在距中水汉墓群大约3ｋｍ处的鸡公山上发掘出300多个土坑，其中80％出土有碳化稻米。被誉为贵州最早的“粮仓”。中水一带的考古发掘，被列入200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命名为“鸡公山文化”［11］。这些大量稻米的出土，足以证明3000多年前的贵州高原及滇东北地区，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稻作文明，进入了农耕社会，而且有用稻谷随葬的习俗。由此推之，杜宇也可能是商末周初时期从昭通进入成都平原的。此外，从贵州赫章县可乐镇（位于昭通镇雄、彝良、昭阳区与贵州赫章、威宁五县城连成的多边形区域中心）西汉墓葬中出土5件陶屋模型，其中3件为干栏式建筑，其房屋呈长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室，底层系碓房，内有一座用于舂米的脚踏双碓。证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夜郎、靡莫、滇、邛都等部落，“耕田，有邑聚”的情况完全属实。其中靡莫、夜郎部分位于今昭通市境内。

传说杜宇时代蜀国因时常发生水灾，土地无法耕种，人民流离失所。望帝以鳖灵为相，开决玉山，民得安处，杜宇乃禅位隐居山林，死后化为杜鹃，深受蜀民的怀念。《蜀王本纪》云：“望帝去时，子鹃鸣，故蜀人悲子鹃鸣而思望帝。”民间传说，杜鹃为望帝魂魄所化，故称蜀魄，又名子规。杜甫《杜鹃》诗中写到：“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中也有“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之句。除诗圣杜甫、诗仙李白之外，历代都有诗词作者以此为典，写下了许多哀婉动人的名句，如：“庄生晓梦迷蝶蝴，望帝春心托杜鹃”；“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三、昭通早期的政区设置与蜀郡之渊源

秦国治巴蜀，设郡县，派官吏，整齐法令，统一文字，设立盐铁市肆，移民垦殖，筑城设防，推行秦国封建制度，使得该地区迅速汉化。《蜀都赋》刘逵注谓秦并巴蜀之后，“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至西汉中期已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完成了区域文化的整合，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新巴蜀文化区。

古昭通等地此时即为秦国蜀郡管辖范围。秦国对古昭通的治理由来已久。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昭通境域在内的西南地区已建立了“僰侯国”。《汉书·地理志》犍为郡僰道县之下，有颜师古引应劭：“故僰侯国”的注释。《正义》注：“僰”为“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岷江），古僰国”。秦国曾在僰人聚居区设置了县级行政机构“僰道”。《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剑南道·戎州》说：“戎州……春秋僰侯国，戎州即汉犍为郡，治僰道县（今宜宾市）。”历史上“僰侯国”的区域与汉代的犍为郡大体一致，即东到江阳（今泸州）与巴郡相接，西至南安（今乐山）与越嶲为邻，北达武阳（今彭山）与蜀相望，南抵堂狼（今巧家、东川）与滇相接，而犍为南部的朱提（今昭通）地区则称为“西僰”。战国至秦汉，僰人与汉民族接触频繁，是西南各少数民族中接受中原文化较早的民族之一。他们以种植水稻、姜、蒟和经营荔枝园著称。《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九》讲到荔枝园时，引《郡国志》的记载：“僰在施夷中最贤者，古所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华阳国志·巴志》：“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树有荔枝，蔓有辛蒟。”

秦始皇即位前后的秦孝文王时期，蜀守李冰开通道路，从蜀郡（今成都）通往僰道县（今宜宾），名曰“僰青衣道”。由于道路沿途经过僰人居住区，故又名“僰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中原与西南的联系，命“常頞略通五尺道”，在李冰的基础上打通了一条进入云南的道路。常頞把僰道往前延伸至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建成著名的“五尺道”。之后，“诸此国颇置吏焉”，“秦时尝为郡县于邛、笮。”在西南夷地区设置官吏，西南夷地区即成为秦朝的属地，昭通境域也纳入了秦朝的蜀郡范围。“五尺道”也是中原地区通过西南夷与国外交流的古代线路之一，这条对外通道曾被张骞发现，称之为“蜀—身毒道”（今人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出使大夏回国之后报告：“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贾人往市之身毒。”对此《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有记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

身毒（读音ＹｕáｎＤǔ）即中国史籍中关于印度的最早译名。五尺道是秦朝为经营西南夷而开辟，最后却发展成为一条国际商道，不仅对加强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促进中印经济文化交流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方国瑜指出：

又从巴蜀和楚国与西南地区的关系，可推论在战国以来的情况。盖在西南部族各为区域而相互联系，且与内地相通，巴蜀贾人在西南地区活动，已在很早时期开发中国对外交通孔道，从贸易往还的记载，可探讨部族的情况。［5］（P.6）巴蜀文化因得中原文化风气之先，成为西南地区领先文化，在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交流以及西南地区经济文化自身交流中起到了纽带、辐射和带动作用。昭通的东汉墓葬中曾出土铸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器以及“汉叟邑长”、“南夷长史”（汉官）铜印等文物，是先秦至秦汉时期昭通与中原和巴蜀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也是秦开五尺道以来对西南夷地区长期经营的结果。

探讨昭通先秦时期与巴蜀的历史联系，始有杜宇出朱提入蜀中教民务农，后有李冰开僰道通西南夷，两地之间的联系互动而密切。这种历史联系不仅是交通联系及行政区划的一致性，而且还是经济文化方面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共同促进了昭通和巴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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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Ｍ］.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6、11

［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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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文物志［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