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

“西南”是我国常见的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学术界在研究西南地区相关问题时常使用到“西南”一词，但大多数学者只是简单地提出一个自己界定的西南区域范围①，却较少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其空间范围。而实际上，从古至今不同时期人们对“西南”概念及范围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因此，探究“西南”等区域概念及其范围的历史演变，理应成为历史地理和区域史研究的首要问题。

上世纪80、90年代学界编撰有《大西南战略研究丛书》、《西南研究书系》等丛书，对西南地区的相关问题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探讨。其中，《论大西南战略地位及其开发》、《西南研究论》等书对“西南”的含义和地位的变化有一定的论述，但较少关注不同时期人们眼中的“西南”区域概念及其范围②。其后，李绍明在西南民族的研究综述中简要讨论了1920年以后“西南”概念的变化过程，但没有论及此前人们对“西南”概念及范围的认识③。直到2010年，张轲风发表《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一文，才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从西汉至近代“西南”区域范围的认识演变，为“西南”区域概念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①。不过，张轲风此文并未完整探讨所有历史时期人们眼中的“西南”，如对先秦和唐宋时期的“西南”就少有论述；并且该文的个别观点仍有待斟酌，如认为汉晋时期的“西南”主要以西南夷分布区为核心范围。

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本文的进一步探讨体现为，一是更完整地梳理每个历史时期的“西南”概念及范围，尤其是补充先秦和唐宋时期人们眼中的“西南”概念；二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如汉晋时期“西南”包括的范围、近现代“西南”概念出现的重大变化等；三是对前人未探讨过的“西南”概念及范围的影响因素、特征、含义等规律进行总结。希冀本文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南”和其它区域概念的探究，并为今天我国的区域划分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 先秦汉晋时期的“西南”

今日之中国西南地区，大部分古称梁州。《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岷、？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华阳，即秦岭以南，约今陕南、甘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及鄂西山岳地带。梁州域内所记山水，郑玄注“《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氏道，？冢山在汉阳西”，“蔡、蒙在汉嘉县”。《索隐》注：“沱出蜀郡郫县西，东入江。潜出汉中安阳县西南，北入汉。”②从这些山水地名和所在位置来看，主要在巴蜀地区。

但是，《禹贡》并未称梁州为“西南”。“西南”之称，始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言及“西南”有两条：“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杨慎《山海经补注》：“黑水广都，今人成都也。”③可见《山海经》中的“西南”包括了古巴、蜀。此时的“西南”，其含义是指中原的西南方向，还没完全具备“西南地区”这一特定的区域含义④。该时期的“梁州”、“西南”也只是一个大致的模糊概念，如“梁州”除了华阳、黑水的分界外，其它两边缺少分界标志，外围界限不明。因此，先秦时“西南”的称呼虽已出现，但尚不明晰和统一⑤，代表着一个远离中原的区域，同时也暗示着一种对其知之甚少的异类文化⑥，其概念至汉时才趋于清晰和相对稳定。不过能够确定的是，先秦时已有人认为巴、蜀属“西南”的范围。

在秦灭巴、蜀之后，其势力进入了巴蜀以外西南夷的部分地区。到西汉，中央王朝与西南夷地区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西南夷彻底进入了华夏人的视野范围，并引发了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大规模开发。从此“西南”的概念及范围发生了很大改变，此时期人们眼中的“西南”不仅包括巴蜀地区，还包括西南夷地区。“西南夷”称呼较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他以“西南夷”命名巴蜀西南之外的民族并为其作传，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到了“西南”的范围──由此，标志着“西南”区域地理概念的正式形成。

张轲风认为在西汉时期已奠定了以西南夷分布区域为基础的“西南”核心范围，此观点较为准确地指出了“西南”区域概念确立的时间。但他将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视为“西南”区域的主要范围，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地区习惯称为“南中”，则失之偏颇。“西南夷”的称呼，不论是指巴蜀西南之外的蛮夷，还是指“中国”西南方向的蛮夷①，只能说明西南夷地区是西南地区的主要部分之一，而并非全部。因为在汉晋时期中原王朝的西南方向，不仅有蛮夷民族地区，还有华夏民族地区。司马迁称“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②，便将西南地区划分为巴蜀（华夏）和西南夷（蛮夷）两大民族地理单元，“西南”包括这两部分自不待言。汉武帝时全国设置为14州，其中益州刺史部包括蜀、巴、广汉、汉中、武都、犍为、越嶲、牂牁、益州9郡，此范围即包括巴蜀地区和已设置郡县的西南夷地区。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所囊括的地域范围实际上也是汉代的巴蜀和西南夷地区，他将这些地区合著为一书，将其视为紧密联系的地区，进一步强化了西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显然，魏晋时期“西南”不仅只是“南中”地区，还包括巴蜀地区。

汉晋人将巴蜀地区与西南夷地区合为西南地区，除了在地理方位上它们都位于中原之西南外，还在于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汉初，巴蜀地区就和西南夷地区有民间的交往，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③，“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④。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巴蜀与西南夷地区的关系更为密切，民间交往增强，汉王朝也主要依托巴蜀的人力、物力对西南夷地区进行统治。因此，在时人眼中，巴蜀和西南夷便成为了西南地区较为稳定的区域范围。

尽管汉晋人眼中的“西南”指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区域范围已大致确定，但其外部界限仍比较模糊。巴蜀地区主要指原巴国、蜀国统治区域，或者秦灭巴蜀后设置的巴郡、蜀郡地区，有时也包括汉中地区。而西南夷地区则随着疆域的拓展和人们认识视野的变化，其外部界限也发生变化。下面依方位顺序对时人眼中西南地区的范围界限展开具体的探讨：

北部的汉中地区，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彪的《后汉书·地理志》、常璩的《华阳国志》以及后来的《晋书》都将其归入巴蜀或梁州地区，显然他们认为属于西南地区。汉晋时，仅班固《汉书·地理志》将其划入楚地，但也认为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⑤，和巴蜀地区风俗相似。

西北部的武都地区，本白马人所居之地，汉武帝开发西夷时设郡。《史记》、《汉书》称其为西南夷，《华阳国志》归入汉中地区，显然都视其为西南的一部分。东汉时将武都划入凉州，西晋划入秦州，到唐代归入陇右道。可见，人们对武都的区域归属有一个变化过程，早期将其归入西南地区，后来受行政区划影响，逐渐将其归入到西北地区。

西部是西南夷中的西夷冉駹、筰、邛等民族分布区，开发西南夷之后，分别设置了汶山郡、沈黎郡和越嶲郡，为“西南”之西部界限。此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故界限变化不大，以致于到唐朝，西部边州松州、茂州、维州、黎州、嶲州等仍大致在这一线。

东部属巴地，此地与荆州各郡相接的部分，也是“蛮夷”聚居区。虽然《史记》、《汉书》未记载这一地区的“蛮夷”，但《后汉书》则撰有《南蛮西南夷列传》，将巴地的南郡蛮、板楯蛮与其东部的武陵蛮、长沙蛮等合称为“南蛮”。其地处古梁州、荆州交界地，民族混杂，界限难以区分，因而西南地区的东部界限比较模糊，不甚明确⑥。

南部地区为西南夷的外围，其范围随人们认识视野的扩大而变化。西汉初，人们认识的南部限于夜郎、滇、昆明等民族地区；到了东汉时，南部开拓之地不断扩大，在哀牢地区设置了永昌郡，人们认识的“西南”范围也远达澜沧江地区，甚至还包括交趾、掸国等王国。西南地区之南在时人眼中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没有完全固定的界限，这与传统的“天下”观有关。“天下”观是源于先秦时期的一种思想，即《诗·小雅·北山》所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人心中的“天下”包括了王朝的统治区域，“要服”、“荒服”的蛮、夷、戎、狄，以及地处蛮、夷、戎、狄之外的藩国①。“西南”为“天下”的一部分，除了中原王朝统治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外，还包括疆域外西南方向臣服或朝贡的藩属国。

因此，汉晋人认为的“西南”范围，北部包括汉中，武都地区早期属西南，后来逐渐划入西北地区；西部达于青藏高原东缘；巴地以东界限不甚明确；南部范围不断扩大，还包括了疆域之外的一些部族和王国。虽然西南地区外部的界限比较模糊，不甚明晰，不过对西南地区包括巴蜀以及西南夷地区，人们则普遍没有异议。此种“西南”区域概念及范围的观点影响极大，为后世所沿袭，此后历代关于“西南”区域的看法多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局部调整。

二 唐宋时期的“西南”

较之于汉晋时期，唐宋时期“西南”这一区域概念出现的次数更多。综合分析各种文献中的“西南”，可以看出在唐宋人眼中，“西南”包括狭义的西南地区和广义的西南地区。

1.狭义的西南地区

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统治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唐人眼中的狭义西南地区主要包括剑南道（或巴蜀地区）、山南西道以及黔中地区。在唐人的奏章、诗文中大量出现“西南”一词，多指剑南道或巴蜀地区。如唐代高适在《谢上剑南节度使表》中称“陛下慎择任人，朝廷多士，伏愿吏征英彦俾付西南”；符载在《为西川幕府祭韦太尉文》称“国之西南，实曰成都，夷夏混合”；杜甫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称“西南之人有活望矣”。②隋唐时期曾设置过“西南道行台”这样的行政机构，唐代西南道行台管益、绵、陵、遂、资、雅、嘉、泸、戎、会、松、翼、嶲、南宁、昆、恭、卭、眉、晉、荣、登、濛州、简州、梓州等25州，与后来的剑南道范围相差不大。虽然西南道行台设置不久即废，但也可以看出唐人对狭义西南范围的一种认识。

除了剑南道或巴蜀地区外，唐代的“西南”有时也包括山南西道甚至黔中地区。如姚合《送殷尧藩侍御游山南》云：“诗境西南好，秋深昼夜蛰。人家连水影，驿路在山峰”③，此处的“西南”即包括了山南西道。窦群《自京将赴黔南》曰“风雨荆州二月天，问人初雇峡中船。西南一望云和水，犹道黔南有四千”④，认为黔中地区也属“西南”。所以，唐人眼中狭义的“西南”主要包括剑南道以及山南西道、黔中道等地区。

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疆域范围虽然有所盈缩，但整体变化不大。宋代在西南地区设置了成都府路（后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因而宋代疆域内之“西南”主要就是指川峡四路。北宋曾巩在代宋神宗草制的诏书中说：“西南之地，延袤万余里，外临殊俗，内杂溪谷，诸蛮列州成县，以保安吾民。境大人众，故属部为四，而利居其一。”⑤所谓“西南之地”，“属部为四”，即指“西南”分为川峡四路，显然宋人（尤其是宋廷官方）眼中的“西南”地区就是指川峡四路。除了川峡四路外，也有一些宋人将荆湖路、广南西路的部分民族地区视为西南民族地区⑥。但从主流观点来看，正如曾巩所言“西南之地”，“属部为四”，在宋代狭义的西南地区主要是指川峡四路。

因此，在唐、宋人心目中，狭义的西南是指当时中原王朝唐、宋政权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具体而言包括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以及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当然，由于唐、宋王朝在西南的疆域边界时常发生变动，时人眼中的“西南”也并非是完全固定不变的范围。

狭义“西南”的出现，与唐代中后期西南地区政权局势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有关。从汉代以来，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受控或臣属于中原王朝，没有形成足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力量，人们自然将其都划入“西南”。而进入唐中后期，西南地区先后崛起了吐蕃、南诏两大政权，形成了唐朝与南诏、吐蕃三足鼎立的局面，唐宋人对疆域内、外之地有了明显区分，在唐宋政权统治疆域内的西南部地区便成为了时人（尤其是官方）眼中的“西南”（即狭义的西南地区）。

在唐宋人眼中，“西南”一词常具有中原王朝与民族政权相对峙的边疆地区的含义。唐代李德裕撰有《西南备边录》，宋代邓嘉猷著有《西南备边志》，单从书名就能看出“西南”的边疆之义。人们评价镇守过此地区的重臣韦皋“皋治蜀二十年……其功烈为西南剧”①；也认为李德裕“公当西南节制”②。《资治通鉴》称守边的士兵为“西南戍边之卒”③。在此，“西南”更多地表示为西南边疆之地，是与吐蕃、南诏（大理）相对峙的地区。

2.广义的西南地区

广义的西南除了唐、宋王朝疆域内的地区外，还包括南诏（大理）地区以及周边一些民族和王国。此“西南”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汉晋时期的观点，即包括巴蜀地区和西南夷地区，而唐宋时的“西南”范围更为广阔。

唐宋时期，人们仍经常用“西南夷”来称呼这一地区的“蛮夷”民族。有的书籍就直接冠以“西南夷”或“西南蛮”之名，如唐人的《开复西南夷事状》、《西南蛮入朝首领记》、宋人的《论西南夷事》、《西南蛮夷朝贡图》等。南宋郭允蹈《蜀鉴》卷九、卷十为《西南夷始末》，从汉武帝开“西南夷”始，至唐僖宗时南诏政权止，西南地区历代民族均以“西南夷”系之④。可以看出，人们沿袭汉晋时期的观点，认为“西南”除了巴蜀外，还包括原西南夷地区。

原本就属于“西南夷”的南诏地区自然也被列入其中。虽然南诏位于唐疆域之外，但人们仍以“西南蛮”、“西南夷”来称呼该地区的民族，同时称南诏“地极西南”⑤，从民族称呼和地理方位上肯定其属于西南地区。因此，唐朝初年派人“持节册南诏异牟寻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⑥。韦皋镇守西南时，曾与南诏王合作《南诏奉圣乐》，称“宫、徵一变，象西南顺也；角、羽终变，象戎夷革心也”，“六者，坤数，象西南向化也”，“林钟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于下，坤体顺也”⑦。“西南向化”，此“西南”无疑是指包括南诏在内的广义的西南地区。

而对于吐蕃，唐宋及以后的很多史书都认为它是“西戎”，未将其列入西南民族中，吐蕃地区从整体上来看当不属“西南”之范围。但由于唐宋时吐蕃势力进入四川西部的边缘地区，在此区域与唐宋政权常有争夺，所以唐宋人也将川西汉蕃交界之地纳入“西南”的范围中。宋人申孝友撰有《西南会要》一书，该书亡佚，内容不能详见，但后人评其“论唐自开元之际始有南诏之忧，盖合六诏而南诏最强，连吐蕃而蜀患乃酷”⑧。此书冠以“西南”之名，和《蜀鉴》一样，所言内容都包括南诏以及吐蕃。可见，在唐宋人眼中，“西南”地区还包括吐蕃势力所控制的四川西部边缘地区。

随着人们认识地理范围的扩大，还将徼外周边甚至中南半岛的其它一些国家归入“西南”范围之中。这些主要是受华夏教化影响，能“远修职贡”的国家，正如《旧唐书·南蛮西南蛮列传》所言“西南之蛮夷不少，虽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亦能候律瞻风，远修职贡”①。因此，除了南诏外，“西南”还包括西南方向的其他一些王国或民族。郑樵在《通志》中撰有《西南夷序略》，他在《汉书》的“西南夷”基础上增加了若干王国和民族，称“建武以后，西南夷夜郎、滇地、卭莋、冉駹诸国，悉皆臣属如先汉时。又有哀牢、焦侥、樿国诸夷，自昔不通中国者，亦奉职贡有，以见汉徳之大也。其在隋世，则复有所谓附国者，距蜀都西北二千余里，大业中遣使入贡，盖亦西南夷云”②。此外，在《通典》、《蛮书》、新旧《唐书》、《五代会要》、《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唐宋人的典籍中也收录了不少西南周边的王国或民族。整理之，唐宋人在汉代“西南夷”基础上还增加了附国、东女国、诸濮、骠国、占城、勃泥国、安南等地区，这也属于广义的“西南”范畴。

唐宋人将其统治区域之外的这些民族和王国都纳入到广义的“西南”范围之中，这与“西南夷”思想和传统的“天下”观有关。唐宋人沿袭了汉晋巴蜀西南之外为“西南夷”的思想，仍将巴蜀之外的许多民族都称为“西南夷”，加之南诏等地区在汉晋时期曾统属于中原王朝，因而在唐宋人心目中这些地区仍属于西南地区。同时，从“天下”观的角度来看，古人的“天下”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国家统治疆域内的范围，广义的“天下”还包括疆域外与之交往的其它国家③。“西南”是“天下”的一部分，因此唐宋时期的“西南”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南”指统治疆域内的地区，而广义的“西南”还包括虽不在唐宋疆域内但能“向化”、“远修职贡”的南诏（大理）以及骠国、勃泥、占城、安南等王国。

三 明清时期的“西南”

元朝消除了西南地区长期的割据对峙局面，云南重归大一统国家版图，并实行行省制度。元人眼中的“西南”区域范围主要包括元代四川行省、云南行省的全部以及湖广行省的部分非汉民族地区。

明清时期随着人们认识视野的进一步拓展，人们对西南地区的认识和论述愈加丰富，对“西南”范围的界定也趋于多样。归纳起来，明清人关于疆域内西南地区（狭义的西南）的范围主要有三种观点。由于明清沿袭行省制，故时人眼中的“西南”范围主要依行省政区而确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广西等行省。此观点以明代的地理学家王士性为主要代表。王代所著《广志绎》卷之四为江南诸省，卷之五为西南诸省，西南诸省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湖广则划入江南诸省中。他解释如此划分的原因：“蜀、粤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夷汉错居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④，认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尽管“入中国”、置郡县的时间不一，但都是“夷汉错居之地”，同属“西南一天”。他将湖广归入江南诸省，主要是因为“江南地拓自汉武帝，其初皆楚羁縻也”⑤。

除王士性外，还有一些人也认为广西与云南、贵州一样同属西南民族地区，这在田汝成的《炎徼纪闻》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都有所体现。田汝成曾官任贵州按察司佥事、广西布政司参议，“历官西南，谙晓先朝遗事，撰《炎徼纪闻》”⑥。该书卷一、卷二记广西民族，卷三记贵州民族，卷四记云南民族，将广西与贵州、云南民族同书编列，显然看到了广西与云南、贵州的相似性。《万历野获编》称：“西南土府知府，仅得统土知州、知县而已，惟广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云南丽江府之通安、巨津二州……”①，明确指出西南土司包括广西省的土司。宋元时期，虽有人将广西的一部分民族地区归入“西南”的范围，但并未明确提出“西南”包括广西地区。从明代开始，人们已将广西视为西南地区的一部分。

此外，云南南徼的缅甸、木邦、老挝、车里、八百、千崖、陇川、孟良、孟定等外夷曾向明清政府归附，“俱女服外事”②，这些地区设置有土司政区，羁縻于云南布政司，故缅甸、老挝等地区自然属于时人眼中的“西南”。

第二种观点认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湖广的民族地区。人们认识到，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明人丘浚所言“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的闽越）无异”③。湖南、广西、云贵在地理环境、民族状况等方面都较为相似，所以很多人常常将它们合在一起。例如，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的《罪惟录》中就将湖广、两广（主要是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诸蛮苗编为一处，作《蛮苗列传》④。如果说丘浚、查继佐等人还未直接说明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以及湖广的话，那么明朝政府的分区“掣签”制度和清朝官修的正史《明史》则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西南”包括上述地区。明万历年间，吏部始行分区“掣签”制度：“分签为四隅……西南则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而广西之柳州、南宁、庆远、浔州、太平附之。”⑤这段话明确反映出明朝廷在分区时，将四川、云南、贵州以及湖广、广西之大部分都划入“西南”。在《明史·土司传》中，西南土司包括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行省的土司。“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苖，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⑥非常明显，《明史》认为“西南诸蛮”包括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湖广等地的非汉民族。

和王士性眼中的“西南”相比，明廷和《明史》所界定的“西南”范围，除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外，还增加了湖广民族地区。此观点影响较大，采纳的人较多。正如清《续文献通考》评《明史》时说：“按《明史·土司传》首湖广，次四川，次云南，次贵州，次广西，而以广东琼州附于后，皆明世所谓西南诸蛮也。”⑦清代学者魏源在《圣武记》中曰：“有观于西南夷者曰：‘曷谓苗，曷谓蛮？’魏源曰：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若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僰、之生番，云南之倮、之野人，皆无君长，不相统属，其苗乎”⑧、“粤之僮、之黎，黔、楚之瑶，四川之僰、之生番，云南之倮、之野人”，在时人看来，都属于“西南夷”的范围。后人编纂的《清史稿》也沿用《明史》和魏源的说法，并将这些地区直接称为“西南诸省”，曰“西南诸省，水複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曰苗、曰蛮，史册屡纪，顾略有区别”⑨。这些官修的史书皆认为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湖广民族地区瑏�灛姡�可见此观点在明清时期为官方所采纳，影响较大，占据主流。

第三种观点认为西南地区还包括西藏。此观点见于清代的《皇清职贡图》、《续通典》、嘉庆《四川通志》等史籍。在《皇清职贡图》和嘉庆《四川通志》中都称“西藏，古西南徼外诸羌戎地”瑏瑡�灒�依此推断，西藏在作者眼中当也属西南地区。《续通典》的“边防门”分东、南、西、北记述四夷，南分为正南、西南两部分，西南记述有渝州蛮、两爨、东谢、牂牱、充州、夜郎昆、弥松外诸蛮和吐蕃、朶甘、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大慈悲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西藏地区的法王，以及徼外诸国①。从体例上，《续通典》将西藏地区的部族也归入了“西南”这一区域中。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在前代“西南”的基础上增加了广西、湖广、西藏等地区，使得疆域内“西南”的区域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张②。在这三种界定西南范围的观点中，明确提出西藏属于西南地区的较少，说明第三种观点在当时不是主流意见。持第一种、第二种观点的人较多，尤其是第二种观点（即认为西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湖广民族地区）为官方所采纳，并通过朝廷的分区制度和正史典籍予以确认。此看法在当时占据主导，影响深远，并由此衍生了近现代“西南诸省”的各种说法。

除了疆域内的这些地区外，和唐宋相似，明清人眼中的“西南”有时还包括西南徼外朝贡的王国（即广义的西南）。明清时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等徼外的王国多次向明清政府遣使朝贡，并获朝廷册封。明人称这些王国为“西南诸国”③，将其看作更为广阔的西南地区。同样，清朝的典籍也称安南、占城等徼外诸国“在中国西南”④，说明时人眼中的“西南”范围仍包括疆域之外的这些藩属国。不过，明清时期的“西南”更多地还是指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

四 近现代的“西南”

中国古代的“西南”区域概念，受传统“天下”观的影响，既包括中原王朝统治疆域内的西南地区，也包括疆域之外的诸多地区。到清代晚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对边疆地区的蚕食，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和疆界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在西南地区，清王朝和英、法等国勘定滇缅、滇越、粤越、藏印边界，与原来的藩属国越南、缅甸等之间划定了较为清晰的民族国家间的边界线，人们关于西南边界的意识随之增强。例如，曾纪泽在英军占领缅甸后警觉：“勿使英进我界……据通海之江（伊洛瓦底江），以固圉而防患。”⑤郑观应也清醒地认识到“南洋如暹罗、越南、缅甸，精华繁盛之区，先后为他人所据”，而清朝边地“在南则与法之越南、英之缅甸交界，在西则与印度比邻”，提出要加强云南、西藏的边防⑥。此后，“西南”一词逐渐从包括疆域内的西南部和疆域外的藩属地区，转变为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省。例如，1909年黔籍湘人张百麟创办的《西南日报》就是以贵州、四

川、湖南、广西、云南、广东六省为“西南”的区域范围⑦。

民国时期，关于西南地区的范围说法不一。1930年，梁钊韬绘制有“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地图表明，当时的西南包括了四川、云南、西康、西藏、广西和湖南的湘西，以及广东的海南岛，乃至青海玉树、甘肃甘南等地⑧，这应当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西南及西南民族分布区的一种认识。1939年出版的画册《西南揽胜》序言说“以言开发西南之区域，实以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五省为其范畴，盖此五省者，为中国人力物力之所寄，蕴藏之富，视东南诸省殆无逊色”⑨，从开发角度认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广西五省。其实，抗战时期存在“大西南”、“小西南”两种划法，且有“西南七省”（川、康、滇、黔、桂、湘、粤），“西南六省”（川、康、滇、黔、桂、湘）、“西南五省”（川、康、滇、黔、桂）、“西南四省”（川、康、滇、黔）等诸种说法①。可见民国时期关于西南地区的范围存在多种认识，当然，不论哪种认识都是指中国境内的“西南”。1949年后，“西南”的概念及范围又有了一定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划分大行政区时，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西藏五省区和重庆市划为西南地区，并先后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行政委员会进行管理。1958年，中央将全国划分为7个经济协作区（1961年合并为6个），其中西南经济协作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这样，“西南”还具有了行政区、经济协作区的含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界定西南的概念和范围。1980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筹）从民族分布的角度，提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广西五省区；1982年成立的西南经济协作区也包括了川、滇、黔、桂、藏五省区，这是经济合作意义上的西南；杨庭硕、罗康隆提出“‘西南’一词，是指百越、氐羌、苗瑶三大族系民族文化的稳定流播区，以及包括孟──高棉各族文化在我国境内的实际流播部分”②，这是从民族文化区角度界定的西南；方铁在《西南通史》中认为西南地区“是古代中国的西南部边疆地区，即历代封建王朝疆土的西南部边疆，包括今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西南部，以及在各个朝代受封建王朝或西南地方政治统治的中南半岛的一部分地区”③，这是从边疆角度界定的西南；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除了川、滇、黔、桂、藏、渝6省（市、自治区）整体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之外，与之相接壤的湖南湘西州和湖北恩施州也列为享受西部大开发待遇的地区，这是经济政策意义上的西南。上述从不同角度界定的西南范围，以及现在人们普遍采用的狭义的西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广义的西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的说法④，反映了今天“西南”含义的多元化和人们对“西南”范围认识的多样化。

五 小结

综上所述，“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是方位意义上的西南，人们认为西南方向主要包括巴和蜀。西汉时，“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汉晋后人沿袭并强化了此观点。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地区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包括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地区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臣属、朝贡的民族或王国。明清时期的“西南”除了疆域外的安南、占城、暹罗等藩属国外，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都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人们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增强，“西南”所包括的范围由原来疆域内的西南部和疆域外的藩属地区，转变为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

分析“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规律：

第一，人们对“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认识，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首先，西南概念表示的是在“中国”西南方向的地区，人们衡量是否属于西南地区的重要标准便是看其地理方位。不论是古代人眼中的巴蜀和西南夷地区，还是现代人狭义西南和广义西南的说法，都主要是根据地理方位而进行的划分。其次，人们在划分西南的区域范围时也看重这些区在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方面的相似性。明人丘浚说“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王士性也认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都是“夷汉错居之地”，故同属“西南一天”。由于在山川环境、民族分布等方面都较为相似，所以时人常常将它们合称为“西南诸省”。再次，行政区划对“西南”区域概念及范围的界定也有一定的影响。行政区的划分取决于现实的地理状况和统治需要，而行政区设置后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区域范围的界定。两汉的益州刺史部、隋唐的西南道行台、宋代的川峡四路、新中国的西南大行政区都进一步体现并强化了时人对西南区域范围的认识。

第二，“西南”概念及范围具有动态性、模糊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西南”的动态性是指由于人们认识视野和政区疆域等因素的改变，不同时期“西南”的内涵和范围都有所变化。“西南”的模糊性，一是体现为西南地区的外部界限在很长时期内不甚明晰。由于古代人们认识视野的局限性，对西南的外部界限认识通常不够清晰；加之受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不论疆域内的地区还是疆域外的藩属国都被纳入其中，故西南南部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空间。从汉晋至明清，西南的外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直到晚清才逐渐确立了西南地区与外国的界限。二是体现为西南地区所包括的范围有多种观点。相对稳定性是指“西南”有一个相对稳固的区域范围，如古代的巴蜀、西南夷地区，近现代的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三省，“西南”的各种说法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局部变化。这些地区在方位、环境、民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边疆守备、经济开发等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成为西南地区较为稳定的区域。

第三，“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了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首先，“西南”具有显著的民族地区的含义。西南地区非汉民族众多，因此历代汉人常常将西南地区与“蛮夷”民族联系起来，将西南视为“蛮夷”民族聚居之地或者“夷汉错居”之地，甚至直接用“西南夷”、“西南蕃”、“西南溪洞”、“西南诸蛮”等称谓来指代西南地区的非汉民族。古人界定西南的范围也常常从民族角度入手，如汉晋人认为西南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明清人则从西南土司、“西南诸蛮”地理分布的角度来划分西南地区。其次，古代的“西南”常常被视为边疆地区。特别是在西南外部局势严峻的时候，人们将西南地区看作边疆重地，非常重视其守备。唐宋时期西南徼外有南诏（大理）、吐蕃强敌，故视西南边疆为“西南重地”。晚清时，英、法等国蚕食西南边疆，所以人们的西南边疆意识日益增强。此外，西南地区还具有行政区（如新中国的西南大行政区）、经济区（如西南经济协作区）等诸多含义。因此，我们在研究时不能仅仅将“西南”看作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11XJC770007）。

⊙　作者简介

张勇（1977～），男，重庆綦江人，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