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官草堂，信仰栖居地

细雨淋漓，草木葱郁。在西南民族大学的图书馆前，一位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蹒跚而至，她就是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祁和晖。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祁教授与本刊记者相约于此，怀着对诗圣敬仰和崇敬的心情，一起探讨他给成都这座城市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

超越文化的诗圣

记者：看过你所著的《诗圣诗史论》，对杜甫“诗圣”名号的由来以及关于“杜诗”的定位，做了很详细的研究和说明。你眼中的“诗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祁和晖：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元祯说杜甫：“上承风骚，下启后世”，梁启超称他为“情圣”。中国的诗人千千万唯有杜甫被称为“诗圣”他不是皇上册封，而是历史筛选的圣人.他的诗是天下独有在写作风格上一改魏晋以来诗歌的萎靡不振，在艺术技巧运用上，承上启下，兼有其它各家诗人之所长，堪称当时最优秀的诗人。在我看来，杜甫不仅仅只是一个“诗圣”，他的成就早已超越了诗歌的界限，他应当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个文化圣人，而且他甚至超越了文化，成为中国能力的圣人。无论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他都体现了中国人最积极的一面，堪称中国道德文化的典范。从诗歌的圣人，文学的圣人，文化的圣人到能力的圣人，杜甫都当之无愧。

记者：杜甫真正居住在成都其实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作品对成都文化的影响深远悠长。对于这种文化的传承，你认为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祁和晖：成都是巴蜀文化的首府，杜甫与巴蜀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流传至今的1439首“杜诗”中，有将近1000首都是在巴蜀大地上完成的。从杜甫在巴蜀大地上写的诗和写巴蜀大地的诗到进入巴蜀前离开巴蜀后，想念巴蜀的诗、怀念巴蜀的诗，不难看出他对这里的感情是相当亲切的。巴蜀大地给这位漂泊中的穷困诗人，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正是巴蜀大地滋养了杜甫的诗才，使他在巴乡蜀乡不断的形成诗歌创作的高峰，成就了他走向中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杜甫不进入巴蜀，他的诗歌造诣，恐怕也不是今天这个面貌。杜甫选定在环境优美的浣花溪旁修建草堂，随着历史的演进，杜甫本人、“杜诗”和浣花草堂渐渐成为中国报国忧民，志士仁人的精神家园，也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这种载体就好比西方的教堂，它让神圣信仰和情感得以实在的保持和延续。

一介布衣传承信仰

记者：杜甫草堂除了作为一个历史古迹供游客参观，还被定位为成都市的文化地标，你认为它对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祁和晖：由于杜甫足迹甚广，所以有了“天下到处有草堂，杜甫茅屋遍中国”的说法。但成都的杜甫草堂做为全国最集中的杜甫精神的承传和纪念圣地，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风景名胜地；二是“圣人”居住的圣地。

它对成都的影响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杜甫的诗歌艺术达到顶峰是在居住浣花草堂时期形成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对诗歌语言文学创作的认真态度，对整个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在浣花草堂达到的这种境界，也是一种文化高度的标志。

第二，中国的读书人始终怀抱着忧国忧民的大志，并且一直在寻找机遇，履行这种志向。杜甫在成都草堂时期的表现就是一种明显的体现。他极好的履行了孔子为读书人留下的生活态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介布衣的他任然没有放弃关注国事民心，哪怕“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还是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超然高洁的心性，不因挫折，不因贫困而消沉的报国忧民的志向，对后世的志士仁人，不仅仅是诗人起到了鼓舞作用。这种宝贵的思想，不因时间推移而改变，仍然洗礼着活在当代的读书人。

第三，将浣花草堂列为文化地标，实际上是对中国五千年未逝文明的一种觉醒。杜甫是亲民的，他秉持着“仁爱”的思想，诗歌真挚感人。流传于今，跟这一点息息相关。

记者：保留这种文化的传承，有哪些合理的方法？

祁和晖：每一个优秀的民族都会有坚定的文化信仰，中国非常需要这种神圣信仰情感的保持。传承这种神圣文化的载体，是不容侵犯的。针对国内前段时间掀起的“杜甫很忙”这件事，我非常反感，觉得无论是炒作还是营销，都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亵渎，杜甫做为“圣人”应当是不容侵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反省这种愚昧的行为。在西方很多国家，很多都形成了传承传统文化的习俗，例如每周去教堂，做礼拜。为了延续五千年的文明，我们也应当提倡这种方式。

记者：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全国各地都争先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成都也不例外。请问你有没有参与？觉得活动的意思是什么？

祁和晖：当然有参与。前两天还去了年会，已经收到了56篇相关的论文。海峡两岸估计都有人来参加。很多时候读书人为了表达报国忧民的志向，把自己看成是杜甫麾下的一名战士。浣花草堂可以看做是我们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心向杜甫的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