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桐城家法到哈佛比较文学

叶扬祖籍安徽桐城，家学深厚，复旦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赴美，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终身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在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文学、诗歌等领域都有独特见解。

叶扬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终身教授叶扬，在上海图书馆为读者开了一场名为《桃花源与乌托邦》的讲座。“桃花源”是中国人对没有阶级、平和恬静的生活的美好向往，而“乌托邦”则是西方人对美好社会的想象，叶扬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异同。这是他第一次用中文讲这个题目，因为此前有友人埋怨他，来中国怎么老用英文讲，看来这个激将法奏效了。这个题目不仅本身非常有趣，而且涵盖了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学、诗歌等领域的内容，恰好将叶扬的所学融合在一起。不过他自己对演讲效果并不十分满意，“有些该详细的地方不够详细”。相比之下，他觉得已经演讲过多次的另一个题目《传统诗文的吟诵与赏析》要成熟一些，讲演的文稿经过整理，已经刊登在《文景》杂志上。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鉴赏和文化观察文章，也已于 201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集结出版，名为《覆水年华》。

叶扬

父兄主持的家庭学堂

叶扬祖籍安徽桐城，复旦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赴美，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单看叶扬的形容举止，并不会觉得他是个旅居美国多年的学者，采访当日他穿一身宽松的白西装，仍保有世家子弟之风。虽然受的是西方高等教育，但因家学深厚，叶扬从小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他的祖父叶玉麟是桐城派古文大家；外祖父郑孝胥不仅是清末民初政坛要人，而且是“同光”诗坛的领军人物之一，有《海藏楼诗集》传世；父亲叶葱奇多年闭门专攻李贺和李商隐诗的疏注；长兄叶治就是笔名“主万”的著名文学翻译家。

叶扬家一直有“家庭学堂”的传统，他所写《同等学历的岁月》一文（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年版《人间世》），就是对这一“老叶家的传统”的回忆。叶扬没有念过小学，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他识字，6 岁用《三字经》启蒙，接着从清人杜诏的《读史论略》读到《论语》、《孟子》、《左传》和《礼记》。至于桐城文章，叶葱奇在 40年代末自编过一本《古文辞初编》，其中收录了不少姚鼐《古文辞类纂》里的短小文章。叶扬说：“一路以来，父亲教的都是经书和古文，诗却没有多教。”不过叶葱奇念诗总用叶家世代相传的旧式吟诵，这使叶扬至今非常看重诗的音乐性，他在讲座上念起古诗，用的也是吟诵的方法。

叶扬最早的英文老师则是曾经上过教会学校中西女中的母亲郑文渊，母亲去世后，大哥接替了这项任务，为他选了许多原版英文小说和散文来读。所以初到哈佛时，叶扬的英语听说都没什么困难。

14 岁时，叶扬考进五四中学念初中，不过 6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又从学校回到家里，成了“逍遥派”。那几年，叶扬读书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大多死记硬背，“因为理解能力不一样了”，读得多，也读得进去。“那一段特别好，又把《左传》拿出来读，不懂的去问父亲，一讲就明白了。”在此以前，父亲教叶扬读的文章以短文居多，比如韩愈的《说马》，后来开始读长的，比如三苏的史论。三四年间，他觉得自己的古文和英文都突飞猛进。此外他还听西洋古典音乐，读外国小说。在当时，这些都是禁忌，所以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唱片，要放在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的封套里。

叶葱奇虽在古文上恪守桐城正宗，对古诗词的评判标准也自成一家，但并不古板地管束子女的阅读趣味。叶扬回忆道：“最早我还没开始读书，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父亲会给我们讲《西游记》、《七侠五义》。他还再三跟我说《聊斋志异》好极了，简直是小说里的司马迁，叫我一定要细读。我母亲喜欢看弹词小说，我也看一些各种各样的闲书。大哥搞翻译，与友人相互赠送译著，所以家里还有许多翻译小说可看。”

哈佛的老师们

1983年春天，叶扬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美国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海伦·范德勒（Helen Vendler）和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在那里，他还重遇曾在复旦演讲的比较文学专家哈里·莱文（Harry Levin），他的演讲《文学不是比较又是什么？》对叶扬选择攻读比较文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另一位也去复旦讲演过的教授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引见，叶扬还认识了专治英国诗歌和文艺批评的沃尔特·杰克逊·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他在《文学批评家艾略特》一文中，对贝特《过去的负担与英国诗人》一书也有提及。在贝特之后，耶鲁大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有一部有关英国诗歌传统的著作《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被指责剽窃前者的观点，但是叶扬认为这个指责并不公平。叶扬取得硕士学位的那年暑假，曾把贝特介绍哈佛以英文系为主的文学教学历史的文章译成中文。

哈佛大学常有大作家来讲课，其中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是叶扬上过课的老师中最著名的一位。他说富恩特斯英文、法文都很好，出任过墨西哥驻法国大使，口才极佳，“但是上课有时候像开无轨电车，扯得很远”。富恩特斯当年教的课程名为“文学中的时间”，叶扬的期末论文选了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来写，分析小说里对时间的处理方法。富恩特斯给了他全A，后来叶扬找工作时还请他写了推荐信。“富恩特斯教学很认真，看我们的论文都有批语。他最喜欢《堂·吉诃德》。”不过仅以文学成就而论，叶扬还是更喜欢马尔克斯：“说老实话，我觉得富恩特斯的小说有点怪，也可能我对墨西哥的文化背景不太了解，但我觉得确实没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么深刻。”富恩特斯很长一段时间在巴黎和伦敦游历，他去哈佛教书，完全是因为西班牙诗人纪廉（Jorge Guillén）的儿子、哈佛教授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的邀请。叶扬到哈佛的第一个学期，也跟着这位纪廉教授上过课，他笑说他的老师们当中，唯一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就是中国文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而他还是新西兰人。原本叶扬和几个同学还曾经想去上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开的课，但诗人只给本科生上课，不收研究生，所以没有去成。

B=《外滩画报》Y= 叶扬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家读书，后期在江西打球

B：你 14 岁上初中，比一般小孩要晚一些。

Y：对，但我同学中也有和我差不多的，我不是最大的。我读的是静安区的重点五四中学，但后来我的母校很惨，我们当年根本不把市西中学放在眼里，但“文化大革命”之后五四中学走下坡路，一度甚至关门。后来很多海外校友关心这件事，还有人找到钱其琛，因为五四也是他的母校，他来过问才又恢复办了起来。五四旁边有个七一中学，当时是非重点，可是现在七一比五四名气还大。

B：你没读过小学，进中学时有没有觉得和别的同学不一样？

Y：他们都戴着红领巾，我没进过少先队，也算另类。不过我适应性还比较强的，因为体育很好，没多久就去打球，所以人缘比较好。我们那时候其实读书不是那么紧张，读好了有很多时间可以玩，锻炼身体。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买了一副吊环在家里练，因为当时班上有个同学肌肉很厉害，欺负别的同学，我练了一个夏天，开学了去找他挑衅，结果他退缩了。因为五四中学那时候是静安区少体校，五四老校友乌维培从上海队退下来，到了静安体校，回到五四，为母校选拔校队梯队，也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后来一直打篮球，“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打了六年，进了复旦以后也是校队的。

B：打篮球是你的兴趣吗？后来为何会去江西打职业篮球？

Y：我自己喜欢，我们弄堂隔壁是个小学，有个篮球架，进中学之前，我经常和另外一个朋友去打。后来有人走过看到，说你们打得不行，我来教你们，这个人是长宁体校的老队长陈正维，人称“阿维”，他是我打篮球的启蒙老师。去江西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么插队，不想插队就只能另找出路，去打球是一条路。外地球队有人来上海招人，但是得“曲线救国”，先找个地方插队落户，到了那边再转身份。我还不是最早去的，1970年就有了，江西来招人的特别多，我就去打了几年。蛮好的，交了不少球队的好朋友。

B：你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读了很多书，没有人来抄家吗？

Y：一开始还好，可能因为父亲和大哥都是自由职业，没有单位。1968年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书也没有动，大部分书都还在。虽然我是研究英美文学的，但其实我们这一代是读俄国小说长大的，果戈理、屠格涅夫，俄国人的小说特别抒情。现在外国人不大会去看屠格涅夫了，嫌拍子太慢，挺可惜的。你听俄罗斯的民歌比如《三套车》什么的，跟别的国家就是不一样，有一种苍凉的意境。那几年确实读了很多，真的读进去了。

B：后来考大学，你是老三届吧？

Y：算是，其实 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我没去考。那时我刚从江西调到苏州，工作蛮好的，心想何必去考。后来想想还是去了，我们 1978年进复旦英文专业的学生连考三天，有 5 个人跳级到七七级，我是其中之一，进去第一年是曹又霖老师教，第二年学校觉得没法教了，就让客座的英美老师教。第三年，又抽了 5 个同学到研究生班，原来想混过去，不让我们参加研究生考试，直接读研究生，后来上面不同意，就跟七七级一起毕业了。

中国诗歌的教材是外祖父选的诗

B：你母亲这边，外祖父写诗也是一家，你是否受到他影响？

Y：当然，我们家读古诗，教材里就有外祖父自己选的七言诗，很特别。前面近体，先选他自己的诗，他有一个外号叫“郑重九”，因为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一天，他往往写一首七律。其次是老杜，接下来选的是北宋的《西昆酬唱集》，这一派的诗用很多典故，并不是很好的诗，但是差不多句句用典，随后是陆放翁。七言古诗则包括王摩诘、李太白、杜少陵、韩昌黎、苏东坡。他用这个选集教我母亲，后来父亲也用它来教我们。父亲还为这个选本写了一篇序，说明为什么要这样选。先用自己的诗，是因为子女熟悉背景，觉得亲切；西昆体是让你知道怎么用典；陆放翁则是学习他灵活的句法，放翁“三日无诗自觉衰”，很多产。七言古诗他选的这几家，是接近他自己的风格的，比较直抒胸臆。他和同时代的陈散原很好，散原好用典，我外祖父认为他典用得好，推崇他，认为论诗，散原是最好的。

B：你外祖父的字也很有名。

Y：我小时候南京路上大布店的匾额都是我外祖的字，什么协大祥、宝大祥之类的。30年代他的字卖得最好，学他的人也很多，因为他有自己的风格，其实是从魏碑里化来的。胡适和徐志摩都到家看过我外公写字，程砚秋和梅兰芳也来看过，陈子善教授有篇文章里写到，胡适的字也是学我外祖父的。

B：你的祖父是马其昶的大弟子，你父亲是跟你祖父学的吗？

Y：马其昶先生是姚永樸的姐夫，我父亲小时候跟姚永樸先生学过。后来到了上海，有一个瓜尔加氏旗人震钧（字在廷），民国以后他也许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是旗人，改名唐元素，在上海开了个丽泽文社，我父亲也在里面，写古文，练书法。丽泽文社请我外祖父批阅学生的古文。当时里面还有一个同学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古文经常拿第一。不过我外祖父有一则日记上写，这一期的古文叶元为第一，我父亲那时候名字叫叶元。

照我四伯伯叶曼多（叶参）的回忆，我外祖父蛮看重我父亲的，那时候我父母还没有结婚。有一次聚会，我外祖父来了，因为他很有名，同学都拿着东西请我外祖父题字，就我父亲没有过去，他不喜欢凑热闹，反而我外祖父倒留下印象了。据我四伯回忆，我外祖父悄悄写了一个扇面，给了我父亲。后来我看外祖父的日记，有一条写，在张之洞的幕府上，来了一个大官，有聚会，同僚说一起到楼下去跟客人一块儿，我外祖就说，在楼上我有自己的身份，跑下去就变成小雇员了。我看了日记以后就懂了，为什么外祖父会看上我父亲。

现代诗应该从大白话中寻找音乐

B：能不能简单讲讲所谓“桐城家法”有哪些标准？

Y：当然有些标准，外面通行的《古文观止》我们是看不上的，我们读的都是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读诗，同样也不能读《唐诗三百首》，选得太烂。所谓“桐城家法”，比方说桐城对结尾很讲究的，所谓“临去秋波那一转”，最后得有一点余音袅袅。我从小跟父亲学得比较多，父亲一辈子没怎么在外面教过书，后来我去台北，我的表姐郑雷夏原来在那里做大学教授，退休了。她跟我说，我们这些做教授的，根本不能跟姑父（就是我父亲）比，差得太远，我们当年凡是古文诗词不懂，都是去请教姑父的。

B：你父亲一直在家做学问，他注的李贺和李商隐是什么契机得以出版？

Y：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文学部编辑里有位安徽同乡舒芜先生，父亲把李长吉的疏注稿送去，他看了觉得很好，就出版了。后来又做李义山，李义山的诗蛮难的，一直做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被批斗，在里弄里扫地，回家继续做。“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人文的编辑王思宇先生来问还有什么著作，父亲就把义山诗疏注拿给他们。很可惜，出版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还有个事情就是，李义山的诗，有一些典故我父亲查不到，就找到我叔叔叶百丰，叔叔是华师大的教授，跟我父亲一起到华师大的古籍整理所，找了一个姓刘的研究生帮他查，最后都解决了。这个姓刘的研究生，我猜想可能就是如今已经成名的刘永翔教授。

B：出国学习比较文学之后，你对桐城派有没有新的认识？

Y：桐城派在“五四”以后一直是被批判的，其实胡适他们这些“五四”时期的激进派，过了六七年以后都重回故纸堆了。后来人们发现桐城派有些东西其实蛮有道理，很多东西还没有被充分发扬。解放以后的文学史，“五四”以来就不讲传统文学了，都是鲁迅啊、巴金啊，传统文学被新文学压制了。但中国的文学史是渐进的，传统文学也还继续在发展，“同光”诗人的诗，到最近章培恒和骆玉明的文学史，才开始提到一些，比如把陈散原拿出来讲了，但还没有充分讲。现在在桐城有个桐城派研究会，但还没很好地整理，包括我上次讲的吟诵，因声求气说，都没有好好研究。对西方来讲，桐城派根本就是个未知的领域。所以你说到西方去以后回头来看，比如姚永樸的《文学研究法》，就是很系统地在分析文学是什么，像《文心雕龙》一样，分很多章节的。现在西方比较注意《文心雕龙》了，看到《文心雕龙》，觉得中国文学批评也有很系统的。姚鼐的诗其实写得很好，桐城派对诗也很有讲究，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里选的诗，比较代表桐城派的取向。

B：读了你的书和文章之后，我的理解是，以你的角度来看，文学比历史和哲学更重要。

Y：这是我的老师范德勒教授的看法，我也赞同，你要学文化，文学艺术的文本比其他的更重要。一方面，作为传统观念上的“士”，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是作为专业来讲，不要把做的学问和现实拉得太近，要保持一定距离。讲学问的时候一定要提现实，这就俗了嘛。

B：你说诗歌的音乐性是很重要的，那你怎么看中国的现代诗？

Y：我这么说，会得罪很多人──中国的现代诗发展到现在，也没什么太大的成绩。写现代诗的人还很多，我经常看，但是不满意，包括北岛，我觉得他散文写得比诗好。我现在注意到欧阳江河，他的诗歌有些灵气，观察很敏锐，但也是在音乐性上没有成功。我在文章里也曾经很明确地提出，并不是要回到旧诗，每行字数一样、押韵什么的。我的想法，是应该像闻一多的《飞毛腿》那样，从平时说的口语里去寻找音乐和韵律。有一年去香港开会，遇到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谈到现代诗，我跟他两个人都喜欢《飞毛腿》，不约而同地开口就一起背了起来，马悦然先生说一口带四川口音的国语。另外，徐志摩有一首《残诗》，“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也很好。但现在的新诗人大多不去探索了，不到语言里去找那个音乐，有的甚至就是把散文分分行而已。你也许骗得了眼睛，可是骗不了耳朵呀。

法国作家萨特说诗和散文完全不一样，诗歌不在于追求意思的表达，写散文的人是运用语言的人，诗人则拒绝使用语言。不然你写个格言警句就算是诗了吗？诗人对待语言，应该像画家对待颜色、音乐家对待音符一样。应该从我们的大白话里、我们的日常语言里去找那种音乐。闻一多一辈子都在探索，现在的诗人在这方面太懒了，路子走得不对。（文/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