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高考落榜生

上世纪80年代，高考成为一代人的人生洗礼，或因之勃发，或就此折戟。千军万马前的独木桥将当年的落榜者和他们的梦想挡住，与桥另一头的人命运从此分岔。

高考图片

80年代的高考落榜生

上世纪80年代，高考成为一代人的人生洗礼，或因之勃发，或就此折戟。千军万马前的独木桥将当年的落榜者和他们的梦想挡住，与桥另一头的人命运从此分岔。在当时环境下，高考失利成为了他们的人生梦魇，然而他们不能停下脚下步伐，仍然还要前行。如今的他们或消沉、或迷茫、或坚持、或珍惜。命运无常，活着也是一种勇气，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代人的坚韧。

高考给我留下了终生阴影，我恨高考。──周鸿飞

人生的多米诺骨牌

45岁的周鸿飞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高考前一天，依然还有很多卷子没做，且一拿起书，发现数理化好像都没有学过似的，心里极度煎熬。“在最着急的时候忽然醒来，仍心有余悸，大汗淋漓。等确认自己是睡在自家的床上，这才长出一口气，心想，这辈子再也不用考试了，一下子轻松了。”

“三考落榜”遁入“死胡同”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对周鸿飞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则是“高考决定命运”。

周鸿飞住在一座小城里，每天早上出去买菜都会经过那座钢筋凸露，锈迹斑斑的长江大桥，而那里有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记忆片断。

20多年前，他经常怂恿颜孟良偷出大人的二八自行车，他们一起从县中飙到大桥桥头，那时正值高中，是他们追梦的年龄。

颜孟良曾是他的铁哥们，家境好，父亲是县供销社干部，但在校园里，却只是一个矮小，戴着眼镜的“小角色”。真正的“大明星”是周鸿飞，他虽只是个农村娃，但与生俱来的青春活力让他处处散发的机灵劲，不过几次高考，将他们俩的命运以及关系，永远改变。

“当时社会上追捧诗人，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就想学文科，结果被颜孟良给‘鄙视’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了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绩不好的才报读文科’，我心想，谁怕谁啊。”周鸿飞挠挠头，“事后证明我真不是学理科那块料，最后成了‘三考学生’──三次参加高考”。

周鸿飞承认，自己在学习上是有点懒，也不够集中精力，坐不住，刚上课就想下课。但面子的问题让他格外纠结，稀里糊涂读了下去，结果可想而知，1985年，他连预考都没通过。

“那一次，颜孟良也没过。”周鸿飞苦笑，“刚开始想法很单纯，既然都没过，大家都不伤面子，一起重考呗！其实颜孟良比我惨，他是连续两年没过预考，我第二年是参加了正式高考的，差8分，那一年的录取比例据说不到2.5%，你们这一代的大学录取率就高得多，幸福啊！”

“但你们那时的大学生包分配，才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考，我们早就是毕业就失业了。”记者开起他的玩笑。

“哦，那倒是。”周鸿飞想了想，又说，“不对，你们机会多……”但久久也说不出什么。

周鸿飞没想到的是，自己无意中已踏入了命运安排好的一条死胡同──多舛的补习、重考之路。等到第三次高考时，他信誓旦旦地告诉家人，这次行了。但发榜那天，周鸿飞三个字却依然未能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总分比上次还少了3分。走在回家的路上，五味杂陈，双腿发软，如遭雷击，大病6天。此后，周鸿飞从一个活泼外向的人活脱脱变成了一个阴郁、多愁善感的人。

周鸿飞说：当时的年轻人对考大学到了疯狂的地步。他熟悉同校复读的两个男生，先后复读参加了8年高考。而那年头是限制报考年龄的，所以这两人每年的报考年龄都是“20岁”。“作假呗，但周围的人都能‘理解’，也没有人会去举报。”周鸿飞感慨，“8年，日本鬼子都投降了！他俩读到了当年的好多同学大学毕业，有的同学还分来当过他的老师呢！”

“当时大家都很疯狂。”周鸿飞从烟盒里里抽出一只烟，很快，一缕缕烟雾开始在他蓬松的发间缭绕，“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在离家两百多里远的地方找了一家学校复读，主要是想避开一切熟人，他们只求高考后能金榜题名，一鸣惊人，有的人甚至不但改了名，而且把姓也改了。”

命运下的自我放逐

班主任的儿子吕万鹏在周鸿飞眼中曾是个反例，吕家是当地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家里为了让他接受到最好的教育，频频转学，从本地读到涪陵，再到重庆，人们形容是“从南半球读到北半球”，但高考还是落榜了，经受不住打击的吕万鹏后来去泸州卖袜子，经常在泸州医学院那一带捏着一把袜子边走边甩边叫“卖袜子咯，卖袜子咯，五角钱一双，买了袜子走”。

周鸿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吕万鹏，在外面卖袜子，每次醒来都是一身冷汗。但该来的始终要来，周家在农村，家里看他考了三次都不中，逐渐失去了信心。颜孟良则发了狠，从高二重新读起，再战两年来准备高考。于是，一对好朋友原本平行着的的命运轨迹线由此渐行渐远。

“母亲当时在文庙给我求了一张签，下下签，大意是说我命中没有功名这顶帽子，应该出去打工了，那时县里已经有人去深圳了，有一些还赚到了钱；而颜家求到的是‘忽有魁星来点额，词倾三峡涌波涛。许你定做蟾宫客，脱下兰衫换紫袍’。”周鸿飞言语中露出不少惆怅，“他这几句我一辈子都记得住，自己的反而不记得了，他的确是早换了紫袍了。”

“我们被高考淘汰下的这群人的命运是残酷的，简单说，考上就成了干部，这是普通人唯一的出路。”周鸿飞眼神惨淡，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考不上的，像我这种农村的只能当农民或者出去打工，当然，城镇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家待业，慢慢等招工，但国企人满为患，大多数人只能进入小型集体企业，大都是一些乡办工厂。”

那年秋天，周鸿飞就背起铺盖卷，跟着家乡的几个熟人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那时的车太挤了，我们是爬窗户翻进的火车。”周鸿飞说，车内塞满了人，厕所堵塞后，里面的粪水顺着过道流过来，整个车厢臭气熏天。

到了深圳他才发现，南方也不完全是天堂，找工作处处碰壁。为了节约钱，他经常穿上最厚的衣服，睡在桥洞下面。坚持了40多天后，他终于挺不住了，辗转回到家乡。

那时的周鸿飞万念俱灰，“父母总是说一些话来打击，说我怎样没用，我找了很多份工作都不成功，我知道这和遭受几次高考失利的打击，性格变得自卑有关。每当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感到不安，不太敢和别人说话，其实更多的是怕说错话做错事，又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话题。其实我很恐惧自己为什么变成了这种性格，想自己变得活泼外向些，可真的很难。”

曾有亲戚介绍周鸿飞去环卫所做临时工，大夏天里他推着垃圾车都要戴着帽子，遇到昔日同学，不敢抬头。好在等到了县里肉联厂招工，周鸿飞进了工厂。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大斧头砍猪脚，五六十公斤的桶，每天要砍40多桶，右手肿得抬都抬不起来，已经数不清我砍坏了了多少把刀。以前读的书一点也用不上，当时真的很灰心。”周鸿飞将手中的烟用力嘬了几口，然后，用中指，将那烟头弹出一道抛物线。

高考阴影一生相伴

到了90年代，昔日考上大学的同学们陆续毕业了，大多分配到机关单位和大型国企，这些都不断刺激着周鸿飞的神经。

“学生们朝夕相处，嘻嘻哈哈，但经过一场高考后，分数线以上的人成为‘天之骄子’，分数线以下的人只好自谋出路，我可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才体会到了。”周鸿飞说着叹了口气。

周鸿飞也有过机会，厂里几次提干，工作能力和业绩都是排在前面，但往往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都会因学历不够遭到一票否决。

周鸿飞回忆，在80年代，那些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可谓“鲤鱼跳龙门”，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亲朋好友都会奔走相告，经济实力稍微好一点的，还要大放鞭炮，摆上酒席庆贺一番，不亚于过去中举人的排场，而城里的学生考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记得颜孟良考上大学时，他们家在大街上放了三挂一千头的鞭炮，并花钱请了电影队，在中学操场上挂起银幕，连放三晚电影，那可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啊。而没考上的那些人，家庭条件好的还有让父母提前退休，匀出一个顶替的机会，但大多人都只有自谋出路，并且还会被人瞧不起

“看看那些上了大学的同学们，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活得滋润，颜孟良毕业分在了邻县财政局”。周鸿飞开始变得失落，虽然颜孟良也会偶尔去看看他，当年的老朋友见面后，表象上依然是热情如故，但谈论的话题却越来越少，两人之间已有了隐约的一丝隔膜和尴尬。

周鸿飞拖到了30多岁才结婚，但最让他放不下的却是当年一起复读时的那个女孩子，她正是周鸿飞当年坚持复读的动力。在寒冷的冬天，她总是早早起床，到学校图书馆顶着寒风排队，仅仅是为了让周鸿飞多睡半个小时。她话不多语，但经常会留下一张小纸条，悄悄地塞进书里：飞，你不要着急，即使你考不上我还是会跟你的。

“当时她妈看不起我，到我们家闹过几回。我恨自己太脆弱，因为如果自己再考不上，不知道今后会去哪里，我不能带着她一块儿流浪……那女孩最终考上了江苏的一所大学，后来留校，有过一次婚姻，现在已经出国。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一定要去复读到考上为止。”

至于周鸿飞自己，工厂后来效益不好，6年前就买断了工龄，被逼得二次南下广东。他做的时间最长的是软件销售，每月2000元底薪外加提成。可是，读过大学的职员工资往往比他高出很多，这给周鸿飞带来不小“刺激”。

打工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他最后还是决定回家，就这样，周鸿飞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每天二两烧酒、几碟小菜的日子。妻子白霞不止一次埋怨过他，叫他该找已官升副县长的颜孟良看有没有门路，但周鸿飞每次都是扔出一句话：“不管他愿不愿意帮，能不能帮，最重要的是我丢不起那人！”

周鸿飞去年得了糖尿病，妻子要他改掉常年不运动的坏习惯，多去散散步，但他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县城里熟人多，且都爱在滨江路转悠，老遇到还是觉得丢人”。

“多大点事儿啊！这么多年了，谁还记得？谁又在乎？”白霞觉得这个和自己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人愈发不可理喻。

“我在乎，因为我一直是个失败者，尤其不想碰到颜孟良。我没‘鸿飞’，他没‘孟良’，你瞧，我们俩这名字取得多差。”周鸿飞一脸愁容。

18 一个逐梦人的“老人与海”

“知识改变命运”？不管他的一路艰辛算不算成功，他也从未怀疑过这句话的力量。勤劳朴实的农家子弟也有梦想的资格，也有飞翔的权利，知识的天堂人人平等，绝非脱离实际的天真。

“年纪大了就爱琢磨以前的事”──段永生这样解释他的话语内容老是谈到以前，“尤其是在酒的催化下”，他笑着补充道。看得出他的笑容里并不全是喜感，当他愿意给别人讲到往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毋宁说是在向酒杯倾诉。

逐梦人：“不认命”的梦

43年前，段永生出生于四川青神县一个农村家庭。“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是家里长辈反复唠叨的信条。

然而，段永生并没有成为幸运儿，1989年、1991年，他两次高考都失败了。

“我一心想考大学，给了自己很大压力，高考那3年，过了春节就开始头疼得厉害，后来不参加高考了，症状就消失了。”段永生的“命”让他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斗中黯然退出，“当时的升学率绝对不超过10%，我在班里学习不是数一数二，但也是前十名，同学曾说我压力不那么大，不那么用功，也许就考上了。”

在家自责了一年后，段永生放弃复读，回家“认了命”，做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种菜和卖菜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我的农活并不好，这不是我擅长的。”段永生外表纯朴，身体也稍显单薄。“但我也从来没想过要种一辈子地，读书的想法一直在心中挣扎。”

当时国内自考勃然而兴，“高考”梦一直没有熄灭的段永生于1994年8月份报了自考大专，“我们这里文科只有两个专业，就是中文和秘书，当时就想找个稳定的工作，我以为秘书好就业，就选了秘书专业。”

自此，除了种地、卖菜和做一些体力活的临时工外，段永生每天都给自己“挤”出6个小时看书，这在当时一直被邻里上下视为“有志向”。

1996年年底，他考完了最后一门，次年如愿拿到了自考大专学历。那年，段永生父亲重病去世，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花了不少钱，经济状况更糟糕了，老人的愿望是能够看到段永生成婚，孝顺的段永生与亲戚介绍的一个女孩见面后成了家。段永生回忆这段时光时仿佛只愿意很快掠过：“从见面到结婚，一共就见过3次，前后1个月时间。”

自考大专毕业后，段永生曾去报考当地公务员，但当时规定，自考毕业的大专生，没有资格报考公务员。想到村上的小学去教书也未能如愿。

大专学历没有换来稳定的工作，因此，妻子对于段永生读书的愿望开始越来越不可理解。在段永生眼里的这个“农村妇女”，不仅认不了几个字，更对段永生反复解释的“读书的意义”也从来听不进去，当时把丈夫挤出钱买的书都扔了，还烧了一部分。

直到2002年到江苏打工前的7年，段永生才不再学习和考试了，而是种田卖菜、当搬运工、建筑工人等。“谋生”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主题。

“我一直有走出家门远行的梦想，但父亲病重和邻居打工被骗的经历让我到2002年才走了出去。”段永生看来，如果自己早几年到南方打工，也许境况会不同。

到了江苏，段永生做了一名销售人员，虽然他了解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这一工作，但为了让家人改善生活，他还是做了2年保险业务员，虽然业绩不好，但他一直坚持着。家庭的重担，妻子的抱怨，小孩的嗷嗷待哺让段永生感到人生路越艰辛，自己的梦想之灯越阑珊。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联系上了当年一起参加高考的老同学李晓伟，想推销出一份保险。与段永生同年参加高考的晓伟，考上了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两个起点相同的年轻人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李晓伟如今已经在沿海做一个建筑公司的部门经理，早已有房有车。

那次重聚，改头换面的老同学、活生生的高考成功者、一个被“知识”改变命运轨迹的人和自己干杯，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夜色，段永生自己把自己灌醉了。

段永生的学习梦重新再次被点燃。
我是谁：回到原点的命运

与高考失之交臂的段永生开始自考本科，为了让自己生活在“学习氛围”里，他费劲心思进了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后勤服务公司，当了一名教学楼管理员。

每个月工资540元钱，工作用心的他连续3年评为后勤先进工作标兵。随后，他把妻子也接了过来，做了一名清洁工，学校的饭菜不贵，但两口子经常自己做饭，因为这样更省钱。

学院内一名姓黄的老师曾给段永生介绍了工资更高的工作，但段永生推辞了，他说自己要学习，在学校工作工资低一点无所谓，黄老师被段永生的求学精神打动，便建议他直接考取研究生，“有研究生学历更有竞争力，有的学校规定本科过7门就可以报考研究生。”

段永生忽然激情满怀，开始不辞辛苦熬夜复习。2005年，他报考了四川大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考试，这一次因为专业课分数差一点，未能如愿以偿。第二年，他报考了四川农业大学，2006年6月16日，38岁的段永生收到了该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公费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一个从高考独木桥被挤下的农民工忽然成了硕士研究生，段永生认为自己的命运将彻底改变，他觉得人生的转折点到了，他原工作单位江苏技术师院甚至开了座谈会，请他做报告，还开了欢送会。那一刻，老段几乎觉得天地开阔，“知识的殿堂，对谁都是平等的”，他深信不疑。

妻子也不再埋怨他，还花700元为他买了第一部手机。“我有点范进中举的感觉，感觉自己成为了榜样性的人物，当时想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安排一份理想的工作肯定没有问题了。”段永生逢人就喜欢讲到当时这段可以叫做“辉煌”的人生。

不过“风光”的日子很快过去，段永生用他蓝色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夹起了自己的各种证书，包括高中毕业证、打工时获得的模范员工证书、在四川农业大学获得的二等奖学金证书等等，也包括结婚证，只要有招聘会和招聘信息，无论江苏还是四川，他都去试试。学校各种招聘会进进出出都有老段的身影，略显苍老的体态在一群活泼的年轻人里显得有些突出。

“没有面试机会，回复都是年龄太大，专业不对口。公务员考试的条件，基本上都是35岁或30岁以下，我也没法报，托人找过几个企业和学校，也都因为年龄等问题没有成功。”现实给段永生泼来一次次冷水，一所他曾去做过先进事迹报告的当地技校也婉拒了他的求职要求。

2009年9月，段永生在博客中写下一篇《只是个梦》：“3年的研究生生活结束了，研三就已经开始找工作了，但投出去的简历如石沉大海。近40岁的中年男子，又是研究生，正是年富力强，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怎奈知识怎么没有改变我的命运？”

段永生从来没想过考上研究生还会找不到工作。现实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已经把江苏当作了第二故乡的他：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那只是个梦。

梦想搁浅：一个不敢戴眼镜的人
回乡吧，段永生觉得自己特别想家。

夫妻俩外出打工时，青神县家中就剩下78岁的老母亲和15岁的儿子。老母亲炒了土豆丝，对儿子在外面吃的苦头很心疼，喃喃地挂在嘴边：“6个孩子里最喜欢永生，因为他最孝顺、最上进。”

段永生与妻子的房间只有十一二平方米，老旧的家具上摆着一排书，除了专业书籍，大多是人物传记和讲述“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人”。

段永生家中还摆着八九个样式各异略显陈旧的行李箱，替代家具用来储存物品，“这些都是我们从学校捡回来的，现在的学生不知道怎么了，好好的东西就扔了。”妻子和儿子的衣服也大都是从毕业季的“学生市场”上淘来的。

然而在家乡的段永生感到很尴尬，基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人情冷暖考验着段永生的承受力。“在村民眼里，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书呆子’──地没种不好，考了状元城里也不要你，还不是回来了。”

由于多年的伏案学习，让段永生的眼睛高度近视。为了避免看到村民异样的眼光，在万不得已必须出门的时候，他也是一大早就出门，一出门就把眼镜摘掉，在出村之后才戴上眼镜。一回村，他就再次摘掉眼镜。“生怕熟人说，毕业回来啦？”

在不少人眼里，回到“原点”的段永生，不再被划入“成功者”的范畴──尽管在学哲学专业出身的段永生看来，“成功的标准各有不同，从某种角度上说，能考上研究生，弥补回高考的失败，也就成功了”。

他分析自己，觉得也许是专业学得太窄了，“但‘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格言，要说有点毛病，就是我现在发觉知识还是需要分类，想要从事的职业和自己的专业可能不对口，但并不是没法‘改变命运’。”

有人直接对他说，“你太天真了”。但倔强的段永生为此很困惑：“怎样想才不天真呢？继续打工，继续当农民，就不天真？应该在家种地，当个勤劳的牛，做个勤劳的马，这样，没人说你傻和天真了！”他肚子里有气：自己的求学梦并不算荒唐，荒唐的是世人的眼光。

但让段永生考虑更多的，是以后的路怎么走？究竟干什么？他愿意改变自己的学历观，不再好高骛远──“研究生学历，农民工品质”。段永生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工作：并不一定非当大学政治教师，但最好收入稳定，属于“脑力劳动”，且“专业对口”，好让自己的所学派上用场。命运也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数天前厦门一所民办学校的负责人特意来面试段永生，之后为段永生发来了聘书。“不少毕业研究生抱怨自己的工资不如农民工，而我愿从农民工做起。”段永生觉得，是他这句话打动了面试他的人。

然而，段永生想了半天，也概括不出到底什么是“农民工品质”？他说：“我遇到夜里摆地摊的，能买就多买一些，东西都不贵，从不还价。心想，家境要是稍微好一点，谁会大冷天夜里摆地摊？我们这样经历的人，能理解人！”

学校负责人说他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从辅导员做起，段永生答应了：“我要努力工作和学习，争取早日当上老师。”不过他强调，希望自己不是因为特殊经历找到了工作，而完全是凭自己的本事。

在和老段聊天的过程中，他经常会提到“农家子弟”这个词。“对农家子弟而言，都想通过求学改变命运，但这种改变命运的方法几乎和其他方法一样难。”他说，“虽然很多人觉得考试并不是选拔人的最佳方式；高学历也并不一定代表高能力，但是，这确实是农家子弟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

现在段永生最放不下的，是老母亲和儿子。儿子的学习每况愈下，性格内向，还迷上了网络游戏。段永生不打骂孩子，但儿子要辍学外出打工的想法仍然让他气得手直哆嗦：“虽然没有直说，但是从他的话语中我感觉出自己的经历影响了他，他现在觉得读书没什么用。我自己的蹉跎命运，不能再让儿子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