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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金达莱|2013-3-19 10:25|查看: 471|评论: 0|来自: 中国经济周刊

黄奇帆称重庆没有模式 不存在债务过重问题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重庆没有模式,只有智慧型改革的深入和探索

⊙ 记者:李妍 夏一仁︱两会现场报道

在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重庆连续5年保持15%的经济增速。2011年,重庆GDP突破1万亿元。2009~2012年,在《中国经济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庆GDP含金量连续4年位列前十。

但重庆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用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来说,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农业,规模化是难点;发展工业,炸出一块平坦的厂房园区都很费劲。与此同时,层峦叠嶂中隐藏的高山居民、贫困居民和三峡移民,又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难以拉动却又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每一步,重庆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热点的最深处。

热议中,黄奇帆很平静。他既不认为重庆改革是“冒进”,也不认可“重庆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个智慧型改革的推动者、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者。

3月10日,黄奇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回应引起争论的热点,解读重庆的探索与尝试。

重庆“没有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经济连续5年高速增长,得益于哪些优势?是否能总结供全国学习的“重庆模式”?

黄奇帆:没有模式,只有智慧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探索。重庆有很多机遇,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长期执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明确了重庆的定位──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重庆也是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让重庆享受到了财税改革、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改革、地票交易等制度改革的红利;同时,重庆也有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和两个保税区的机遇,以及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除了制度政策优势,重庆开放的动力也在加强。进出口总额5年翻了三番,达到532亿美元。利用外资5年增长10倍,达到106亿美元,规模全国前八。在整合国内外资源上,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房地产和服务业方面,重庆也在加大内外资的引进力度,还与央企达成合作,形成内需和资源优势。

半小时给总理讲清楚“地票”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的“地票”是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资源流转的?

黄奇帆:2008年底,我们打算进行一种大胆的尝试,创设一种将农村用地指标转移到城市使用的交易品,也就是“地票”,主要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地票”交易制度是“先造地后用地”,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

过去近4年,“地票”为城市建设换得11.1万亩建设用地指标,且为“三农”建设筹集到了200多亿元建设资金。

《中国经济周刊》:土地资源流转的过程中,如何保证守住耕地红线?如何保证农民的权益得到保障?

黄奇帆:“地票”的范围是有限度的,是农村闲置的建设性土地,在乡镇政府的领导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动下,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如果复垦出1000亩耕地,产生1000亩“地票”,到土地交易所去挂牌交易,按照20万每亩的价格,就是2亿,房产商出了这2亿,按土地利用规划,就可以到城郊结合部取得1000亩用地的优先权。先复耕,再征地,这是我们这个机制的刚性操作的底线。城乡土地这样增减相挂钩,我现在就有把握说,10年以后,重庆3400万亩耕地保证一亩不少。

现在,一般农村闲置下来的住房,即使房子造得再好,一两百平方米的房子也只能卖10万、5万,离城市几百公里远的山沟沟,住房怎么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但是“地票”却能使农民的地价大幅增值,农民拿到这个钱,可以在城市里租房或者去公租房居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对农村致富和增加财产性收入都有好处。

我们的“地票”交易制度是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思路,并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交易价款扣除成本后,85%直补农民,15%归集体。目前,重庆已经累计交易“地票”11万亩、反哺“三农”222亿元。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反对“地票”制度,认为很容易造成农民利益受损,并使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制度漏洞仍无法避免。

黄奇帆:没人反对我们,我觉得很顺利啊。我的印象是2008年想到了“地票”制度,然后我跟当时重庆市国土局的人做了布置。有一天,中央几个部委的人来做调查研究,我当时不在重庆,我们国土局的人跟他们报告了,当时没同意。我说,肯定是报告没讲清楚,这么简单合理的好事情怎么会不同意啊?我就直接去汇报,跑到国土资源部,在那边讲了一个小时,部长、副部长都明确表示支持。

不久,总理到重庆视察工作,他很关心“三农”,我向他报告这件事。当时是在去重庆江津的路上,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仅用了半个小时就汇报清楚了,他很支持我们搞这样的试验。从设想的提出,到6月份中央下达文件,同意我们搞“地票”,一共才两个月。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如您所说,“有节奏”使用土地储备?

黄奇帆:土地储备重要意义在于由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将收益用于公共项目。重庆开始高速增长时,我们就进行了足量储备,大约有40多万亩。要么不储备,要储备就要有规划并一步到位。储备的土地不能搞竭泽而渔,不能一届政府几年时间就把城市今后20年可用的土地都占用了,要细水长流。我认为,每年只准用储备量的5%,够用20年。我们说到做到,2002~2012年,10年我们实际卖掉的、用掉的地是19.9万亩,正好每年用了5%。同时,储备地50%用于公共项目,如大学城、公租房等等;50%用于经营性开发,这样就比较合理。经营性开发的收益,扣除成本后,也投入到了城市桥梁、隧道、大剧院等公共项目上,改善了城市的功能。

300多亿农户贷款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之内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坊间被称为“金融市长”,在城乡统筹方面,您是如何运用金融这颗棋子的?

黄奇帆:我们主要是向农村要金融,通过三权“抵押”融资贷款,就是要盘活农村的存量资产,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使用权和林权通过抵押,使农民获得贷款。

我们用事实说话,这几年,农户贷款从30亿增加到300多亿,缓解了农村金融缺血的问题。农民拿到这些钱也很珍惜,不良资产率一直在1%以内,完全在银行拨备坏账准备金范围内,即使全部由银行承担都可以。但事实上,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一旦坏了账,就由政府承担1/3,农民出1/3,银行出1/3,也就是各出0.33%,银行和政府没有承担无限责任,也最大限度的宽松了农民,大家都很愉快。

《中国经济周刊》:您把金融杠杆运用到小微企业发展上。重庆的“创业热”可持续吗?

黄奇帆:我们主要通过资本金补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担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我们让农民工自己出10万元带上七八个人创业,财政出资就补助你3万~5万元,还协调银行按资本金1:1的比例给你贷款,再给你几万元的等额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几年间,重庆有8万多个微型企业就成长起来了,一个企业有七八个人,就增加了60多万人就业。

如果我们城市化的方式是要实现更多人就业,解决6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算一笔账的话,一个人至少是50万元的产值,60多万人就产生3000多亿产值。这样的工业体系,如果要投资,至少是2000多亿,政府有能力实现吗?而鼓励他们自己创业,花多少钱呢?8万多个微型企业,政府财政拨款出27亿,银行贷款70亿,总共投入不到100亿。这说明不能光靠政府招商引资,搞大产业,还要靠千百万民众自我革新、自我创业、自己救自己。创业的人多了,政府的税基就大了,支出的失业保险金也少了,完全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可持续性。

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

《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8月,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启动,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转户阶段,这被认为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您怎么看?

黄奇帆:改善农民工待遇是人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问题。善待农民工,是我们应尽的良心,是管理者的良心。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工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城乡迁徙的安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这几年做了360万农民工转户,我们的关键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岗位,需要大量农民工补充。他在补充工作的若干年里,你始终不给他户籍,是不讲道理的,是不公平的,是一个半吊子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会造成城市的沉重负担吗?城市能否消化得了?

黄奇帆:有人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确实,按转户成本10万元/人计算,政府财力难以承受。但农民进城会为城市创造红利,如果按每人每年50万元产值算,1亿人转户一年就会创造50万亿的产值,其贡献远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另外,转户涉及到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成本,是通过10~20年的长周期分摊成本的过程,即期支出并不大。同时,转户成本“一分为三”,大体企业40%、政府30%、社会30%。改革的成本总体是可控的。

农民工户籍制度搞得好,会让中国人口红利延长15~20年。现在主要有三个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资源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今后10多年,还会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重庆不存在债务过重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提出计划3年开工、5年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形成“双轨制”住房体系,进展如何?给重庆带来了哪些变化?

黄奇帆:“双轨制”主要指市场化商品房占70%~80%,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占20%~30%。现在我们已经竣工1315万平方米,惠及58万群众,如果全部建成,可以惠及200万群众,并将30%以上的城市人口纳入保障范围。

目前看来,这个制度有效解决了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也推动了重庆主城城市化进程,使重庆主城从“一环时代”进入“二环时代”,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公租房的逐步投放引导了住房合理消费。2012年,重庆主城区成交商品住房1917万平方米,均价6389元/平方米,与2011年大体持平,房价涨幅在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中排中低位,获得国务院督察组高度肯定。

《中国经济周刊》:“十二五”期间,重庆计划投入3000亿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会不会担心地方债的问题?

黄奇帆:重庆这些年的基础条件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方面的投资当然就多。基础设施的投入,大致来源三块,一块是靠市场化来化解,一块是通过土地储备增值收益投入的,一块是中央给的补助。在构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很多是可以收费的,比如我们已经修了2000公里高速路,形成800多亿的债务,但这些高速公路一年可以收五六十亿的费,收20几年,这八九百亿完全可以还得了。我们现在“八大投”的里边的帐,绝大部分是靠市场化手段来平衡的。城市其他的重大基础设施,我们通过土地储备的增值收益以及财政预算来平衡了。另外,中央这些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每年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增长都在20%以上,这帮助包括重庆在内的西部地区解决了很大问题。比如修农村公路,重庆每年都有五六千公里,中央补助一点,市里面通过财政预算来安排一点,区县配套一点,就把问题解决了。

关于重庆的债务,我告诉你们两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第一组数据,就是债务相当于GDP的比例。按国际通行规则,一个国家的债务最好不要超过GDP的60%。这里的国家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的债,我们国家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与GDP之比还在50%以内,总体是好的。对于地方债务而言,重庆的规则是不超过30%。目前,重庆的债务是2600多亿元,与GDP之比为23%,现在是很安全的。第二组数据,是债务和财政可支配支出的比例不要突破1:1,重庆去年的可支配支出4000多亿,算下来,我们的这个比例是65%。由此看,重庆的债务控制是比较理想的,不存在债务过重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提出的全团建议就是“将重庆成都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您是否有意扩大重庆的洼地优势,并在更大区域内共享改革红利?

黄奇帆: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空间开发密度已经很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从培育新的城市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有必要将成渝城市群纳入国家级城市群来规划建设。

成渝城市群一旦形成,将进一步凸显成渝地区的洼地效应,提升区域竞争力。重庆和成都同为国家设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先行先试权,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成渝城市群形成后,这些改革经验将会在整个城市群推广,影响范围更大。同时,将成渝城市群整体打包,有利于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贴息贷款、产业项目信贷服务、城市用地计划指标、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商品配额等方面,获得更多国家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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