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超：这世死了下一世继续

赵广超被称为“香港文化圈的标杆人物”，梁文道称他的工作方式为“作书”──在他的书里，不是传统的文字配图或者图配文字，而是图文并重，将艰涩的文化，化成趣味。他正是这样解读故宫的。

赵广超

赵广超

生于香港，早年就读于法国贝桑松艺术学院及巴黎第一大学，主修造型艺术及美术与设计分析，为法国国家高级造型艺术表现文凭硕士。20世纪80年代回港，从事艺术及设计教育，曾执教于香港演艺学院及香港理工大学等院校。代表作有《不只中国木建筑》、《我的家在紫禁城》等。

走进赵广超在香港荔枝角道的“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先是看到一只猫咪瓷偶。这是一只在《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丛书里面出没的猫，被赵广超称为如今紫禁城真正的主人：不再有人住在宫里，游客和工作人员都只能在限定的地方活动，反而是小猫来去自如。

赵广超早年在法国修读造型艺术，上世纪80年代回香港教书，近年开办工作室，带着一帮年轻人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他曾经对媒体说，自己也很难回答“你是做什么的？”“谈不上建筑师、作家，或者是文化工作者”，当时他说。

十几年来他出了许多书，第一本是《不只中国木建筑》，当人们准备要说他是建筑研究专家的时候，他又出了《笔纸中国画》，从对笔、纸等工具的敬畏说起，解读中国画，又用《一章木椅》讲“一个民族在坐上椅子前和坐上椅子后的故事”。而这几年的机缘，让他花了许多时间研究故宫，他图文一体的“作书”方式也越来越鲜明。

外行人写给外行人

最近赵广超和他的工作室成员在北京发布《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丛书简体版，把读者群向前推了一把──把几乎属于“退休群体”的传统中国文化拉到小朋友和家庭中，他们把皇帝叫做“皇帝先生”，用绘本还原他的生活，又或把紫禁城的布局和构思化成上口的三字经，又叫来麦兜之父谢立文帮忙，在一本书中让麦兜说故事，从故宫的碗开始说其中的设计和中国人对生活的祝愿。

赵广超的作品在香港颇受欢迎，比如《不只中国木建筑》首年就加印了6次，为香港出版界少见。他被称为“香港文化圈的标杆人物”，梁文道称他的工作方式为“作书”，在他的书里，不是传统的文字配图或者图配文字，而是图文并重，完全融为一体，书籍的视觉走向也不是左右上下，而是曲线流动的，仿佛游戏，多停留一秒，就多看到一些细节，而艰涩的文化，也化成趣味。

这一次的《我的家在紫禁城》，赵广超和他的团队用了两年时间。第一年搜集资料，还要和谢立文讨论：赵提出必须放入的内容，熟悉小朋友的谢则帮他剔除小孩看不懂的，真正开始做时已是第二年，在出版前三个月，他们还在做调整，精益求精。

这套书里的童真，让人不禁莞尔。比如其中的一本《一起建前朝一起看后宫》介绍到宫中高级地砖“金砖”，寥寥200多字梳理制造和挑选过程，在金砖上画上Q版清朝官员，其中两人磕完头，额头一圈淤青，呆萌地说“极硬！”前言也是200多字，却处处用讲故事但不至幼稚的语言，说紫禁城效率那么高地建完，是因中国传统建筑中有“预制组建”的方法，下方则是大小百来个明代匠人、民工和官兵的漫画形象，他们将石作、木作等组建运往紫禁城，其中错落着几个小人物说“搬”、“日搬”、“夜搬”、“全国一起搬”，这可不是随意装可爱，这参照了《清明上河图》，骡马运输、锣鼓开道，细节全都有据可循。

这不是他第一部作关于紫禁城的书。早些年，他一度是每天都买票进故宫的游客，观察思考，以化解内心的好奇和感动，盘缠用尽，却作出了《大紫禁城：王者的轴线》，用优雅而有趣的图文描绘科普建筑和帝王生活；之后，正因这本书，他和故宫博物院结缘，被允许“进宫”看资料、和专家一起静心做研究，出了《紫禁城宫廷情调地图》，与央视纪录片《故宫100》也有合作。

赵广超总说自己是外行人，因为并不是学中国文化或历史出身，他指着书架上一排排史料笔记懊恼地说“这些总是要慢慢看”。在他手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却好懂了起来：“大概就是因为这是外行人写给外行人看的吧”。

遇见紫禁城，就像遇见一个好人

赵广超生于香港新界锦田，是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平时帮家里送米，却也经常跑到流动图书车去看书。第一本大部头是小学二年级看的《白蛇传》，“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那样看书，其实很多字不懂，但我看完后就判断什么是爱情”。之后，他开始大量阅读，他的想象力也随之奔跑，看小说或者尝试写日记的时候，会变出符号画下来。

赵广超说自己小时候性格孤僻，就是喜欢看书，摸摸索索发现自己喜欢艺术，于是埋头做了作品，去了法国进修。当时在法国并没有课要上，他就花时间思考为什么一个人要画画，为什么喜欢艺术，美丽是怎么一回事，或者与飘落的风信子玩“寂寞的游戏”，观察它飘动的美丽弧线，画下来，就像小时候观察石头下的蚂蚁一样，着眼细微，并和它们对话。

在欧洲读书，他四处旅行，接触各国艺术文化，观察建筑的方法和美学。一次在希腊小岛，他看到山上风化的石头，苍凉之美让他想起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那一刻他突然想到，此地是西方，其实都是一个地球，精神上的愉悦感，全人类都一样。

他在法国小有成就，贝桑松艺术学院举办欧洲艺术创作比赛，请他当首席评判，他却决定回香港任教，那时香港的同事、学生总在问关于西方的问题，好像一定要飞到巴黎那些地方找所谓的美丽。“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很深厚，但是要去了解又很困难”。赵广超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虽有学者研究，但并没有太多通俗易懂的整理。

“不公平”，他说。“当你用中文书写思考，里面总有特殊的内涵和价值在里面的，它让你的人生更加充实的话，忠于这种文化是正常的”。于是，他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尝试。

为什么会对紫禁城痴迷？“因为它做得好，因为见到好的东西，你有责任为它做些事情。”赵广超说，这就好像遇到一个好人，也会想和朋友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好人。

赵广超常提醒工作室的年轻人，不必迷失在电脑、各种软件等工具中，“作书”的目的是沟通，要把内心那份被中国文化触动到的东西展现出来。儿时内向的赵广超，如今的初心却正是沟通。

“我的家在紫禁城”已不仅是一套丛书，还是一套展览和教育计划。2011年起，赵广超工作室联合何鸿毅家族基金，在香港的教育机构开展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已经在北京开展过，之后还会拓展到广州等地。

搏命赵的一双手

香港记者陈晓蕾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形容赵广超像“寒风中的润肠”，因为他工作太拼，当时感冒久久不愈，身体虚胖，脸色发黑，就像香港的腊味润肠。当时陈问得有点重：“你这样下去，死了还能写什么？”

“这世死了，下一世继续。”赵广超答。

当记者在工作室见到赵广超的时候，说起他“搏命”的工作方式，他理所当然：“我想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搏命’也要过条马路，虽然很多车也得想办法过去”。眼前的赵广超肤色依然偏黑，但精神不错，因为有工作室成员与他一起工作，生活规律了许多。多年过去，他还是和那篇文章里一样，香港人着急的买房、结婚他都不着急，还是用他的初心做着研究。

采访间隙，赵广超顺手拿起书架上的一个巴掌大的古埃及阿努比斯木雕说，“这是我研究埃及文化那阵子做的”，他当时思考的是，原作的伟大是在于它的比例，还是大小？花了半小时雕出来后，他终于下了结论：比例没变，气势还在。

赵广超的工作方法之一就是：如果有机会，就要亲手做。这方法笨拙却有质感。“只有体会过，才会有比较踏实的感觉”，他说。

赵广超注重这双手与器物、人的交流：“人有双手，我和你握手那一刻，才明白你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当记者走进他的办公室，却看见一本《御制耕织图》和腕痛带并列放着。其实他的左右手都会痛，他轻描淡写，“以前写画得多造成的”。

其实他的“作书”方法非常辛苦，他如工匠一般，往往要把许多古籍图画扫描进电脑里，再一笔一画勾描出原图的轮廓和结构，然后再处理出他要说明的重点。梁文道觉得就是他这种苦活把他的身子累垮了。做关于紫禁城的书，他还是这样细致，梁文道问他为什么要画出来，很辛苦，他答“他们建更辛苦，一砖一瓦，多少心思，我只不过是画出来，有什么很辛苦？”

他在紫禁城看到了古时人的用心，好感动。赵广超作书，先有感而发，再找理性根据：“它后面有理性的价值和原因，越感性，越要找理据，不然人家觉得你是情感泛滥而已。”赵广超用左手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写下“感情的据点，理性的根据”，他的思维跑得比嘴快，总得借助纸笔。

有人说，他的观察分析方法是来自西方的科学理性，但他说他们忘记了，调查分析其实在宋明的理学中一样存在，格物致知；当人们惊讶于他图文结合之巧妙，他又向记者提起中国古人的诗画早就融合一体，他左手和右手各自画了个半圆，表示图像和文字世界的接头：“那是很动人的事情”。

赵广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和他工匠一般的手，或许也是那两个半圆，总在一些抽象的时刻，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