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简牍传世之方式及其文化意识探讨

我国古代最早的书写文字材料，除写在甲骨、青铜器、一些货币、石刻、陶瓦器等上的文字材料以外，还有大量的竹简木牍。根据《尚书》的记载，我国大致在商周之际，就有竹简木牍类的书籍了。《尚书?多士》篇中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对商朝遗民的训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周公强调殷的先人“殷革夏命”之事是有典册记载的。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名曰“作册”。甲骨文字中的“册”和“典”就是古代成册的图书的象形。陈寅恪先生说，地上资料与地下实物相结合研究方可得到科学的结论。但遗憾的是考古发掘尚未发现商周时代的简册遗物，目前所发现的简牍，主要是战国至三国后期（公元前5世纪末至2世纪）的遗物。自东汉以后，由于书写纸的逐步采用和推广，简牍被纸质图书取代，直至魏晋便基本绝迹。其盛行长达千余年。近年来出土的楚简、秦简、汉简、三国吴简等，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古代社会的信息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为研究所书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赋税、户籍、司法、职官等许多社会方面的情况，提供了丰富而确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文将有关简牍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探讨简牍的存藏方式、存藏动因，以及存藏简牍反映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了解我国简牍文化的传承史及其历史意义。

一、简牍的存藏方式

根据考古发掘研究的成果，已经出土的简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废弃遗址的遗留物，另一种是古人有意识的存藏。前者如敦煌悬泉遗址出土的25000多枚简牍，后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墙壁存藏的“壁中书”

所谓“壁中书”，相传于汉代出自孔子宅壁中的古文经传。其发现过程诸文献记载详略不一，《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磐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辞海》修订本“壁中书”条释曰：“汉代发现的孔丘宅壁中的藏书。”下引书证即《汉书?艺文志》“武帝末”至“皆古字也”一节。“壁中书”号称为“书”，实际上皆为记载经文的竹简木牍。

（二）存藏于墓穴

墓穴存藏是古人有意识存藏简牍的主要方式。目前出土的简牍中，尤以汉简为多，达73600多枚。其中相当多的简牍出自墓穴。汉代的简，较著名的有长沙马王堆1号、3号两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墓葬（即1号墓葬和2号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汉代文物，有竹简、陶器、漆木器、铜器、钱币及其它一些随葬品，其中以竹简数量最大。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内容多为兵书，其中有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其中以竹简数量最大。其内容多为古代文化典籍，非常丰富，而且十分珍贵。马王堆1号汉墓随葬物品极为丰富，出土文物多达一千余件，墓主的尸体历二千余年仍然保存完好。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马王堆又发掘了2号和3号两座汉墓。其中在3号墓中出土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代竹简和帛书。3号汉墓共出土竹木简600多枚，除220枚为古代医书外，其余皆为记录随葬器物的清单。而东汉简牍较大规模的发现，是在在甘肃武威磨咀子、甘肃旱滩坡等东汉墓葬中发现竹木简600余支。甘肃破城子旧居延汉简出土遗址一带，发现简牍19000多支，系解放后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这些竹简的字迹并非一人所写，而是不同人的手抄本，这些手抄本为研究当时书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又如，1981年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东周墓596座，其中56號、62號出土有竹简。《九店楚简》这样写道：“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站（原蜀湖北省博物馆）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东周墓五九六座，其中五六號、六二號出土有竹简。”〔2〕郭店楚简于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郭店楚墓竹简》这样写道：“郭店楚简於一九九三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號墓，虽数经盗劫，仭然幸存八百余枚。”“郭店一号墓位于纪山楚墓群中。”“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文字，具有楚系文字的特点，而且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这批古书不同于一般的公文和文书，是由专门的人抄写的。”〔3〕出土的文物显示为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

秦简有湖北云梦龙岗地区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10种，包括《秦律十八种》、《语书》、《日书》等，内容很丰富。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个秦墓中又发现了共计460支秦代竹简，时代较云梦睡虎地稍早。睡虎地11号墓是小型的木槨墓，随葬品有青铜器、漆器、陶器等七十余件。竹简原藏棺材内，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只有少数残断。《睡虎地秦墓竹简》这样写道：“睡虎地十一号墓是小型的木槨墓，随葬有 青铜器、漆器、陶器等七十余件。竹简原藏棺内，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只有少数残断。这批秦简经科学保护，细心整理并复后，总计有简一千一百五十五之支（另存片八十片）。”〔4〕这批秦简经过科学保护，细心整理并复后，总计有简1155支（另存片80片）。1989年10月至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合作，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了9座秦汉墓葬。《龙岗秦简》这样写道：“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了九座秦汉墓葬。其中六座为秦代墓葬，两座为秦汉之际墓葬一座为西汉墓葬。”六号墓“竹简出于棺内下半部，分散在淤泥当中”。“竹简有上中下三道编绳，上编绳约在距简頭一厘米许处，下编绳约在距简尾一厘米许处，编绳疑丝质，简侧有契口以固定编绳”。“简文用毛笔书写于竹简篾黄一面，篾青一面曾加修治，但没有写字。由于保存的问题，竹简上半部字迹大多比较清晰，而下半部残损严重，文字漫患不清。竹简文字为秦隶，字形统一，应当出自一人之手”〔5〕。从内容来看，“龙岗秦简的内容是秦代的法律”〔6〕。

晋简发现很少，在吐鲁番TAM53号墓及南昌东湖区永外街M1号晋墓中有零星几支。

（三）存藏于井窖中

1996年7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建设区域内的古井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在该区域的古井中发掘出大量三国时期吴国的竹木简。“这些古井包括战国、两汉、六朝以及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共约五十余口。古井的井口直径自0�卑宋逯了莫币幻祝�残存深度为0�逼呙字潦�一米。其形制可分为六类：直筒形、袋状形、长方形内置木质井壁、直筒形内置陶质井圈、直筒形砖砌井壁、直筒形内置藤或竹编井圈。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引用、仓储和基础三类。其中出土文物包括生活用器、生产工具、建築材料、铜钱和简牍。部分汉代瓦當为长沙官署建筑用物”〔7〕。这次最重要也是最惊人的发现是大批简牍的出土。“据初步的估计，简牍总数在十万片以上。这些简牍发现于编号为二十二号的一个袋状形圆形井中，井口直径南北长三�倍�米东西长三�币幻撞写嫔疃任濯绷�米，上层土质分别呈黄褐色和黑褐色，按质材与形制可分为竹简、大木简、木牍、封检和籖牌等”〔8〕。

长沙走马楼22号井发掘报告指出：“一九九七年开始整理的二千一百四十一枚（含残片）佃田类大木简，十之八九属于上述从淤泥中抢救出来的一批，材质尚好，字迹可辨。这种大木简由于其形制特殊，内容相近，残损不大……同属于这批抢救出来的吴简中的竹简，残损较大。”“截至一九九六年止，在五一广场周围地段共发掘历代古井、古窖五十余口。古井窖数量之多，地域之集中、内涵之丰富，特别是对长沙古城历史以及湖南战国秦汉时期考古学分期研究，有着与一般墓葬资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9〕

目前已知的简牍存藏方法最主要有上述三种。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是否还有其他竹木书简存藏方法？只有待未来的考古发掘工作证实。

二、存藏方法反映出的生命意识、文化意识

将简牍存藏于夹壁、墓穴、井窖等秘密的地方，显示出古人对简牍的重视。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反映了我国先民怎样的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

有价值的东西才有可能被存藏。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时期，加工竹简、木简本是一件不容易做的困难的事情。古人为什么要知难而上选择竹木简，把古代的图书文献和自己生活状况记录下来，通过特殊的存藏方式把这些文献保存起来，希望把这些文献传给后代子孙。笔者认为，这些做法，源于行为主体自身的生命意识与人生观。

笔者认为，简牍得以存传于世，需要以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是文化人，他自身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知道文化的价值。他能对他生活时代的文化进行选择，择优保存有价值的文化典籍；第二，对生命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至少在他们的意识中，把人类的生存看作是一代代人生命传承的过程。任何当代人的生命都是自远古而来，联结未来的纽带，有传递文化给后代子孙的责任与义务；第三，有丰富的存藏知识和能力，能考虑存藏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方法妥善保存。

（一）将书籍放置于墙壁中，是特殊情境下保存图书的基本方法

为什么古人把简牍存藏于墙壁中，目前学术界都认同起因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被埋藏的书籍相继发现，如汉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也是这个情况。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使得一部分书简得以传承。选择墙壁显示出贮藏者的生存智慧，墙壁是构成房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墙壁支撑了屋顶，使房屋形成能遮风避雨的居住空间。将书简放置于墙壁，能遮风避雨，防止书简腐朽；墙体宽阔，能贮藏简牍，而且不易被他人发现，墙体高于地面，不受风雨的侵蚀，时间越长，墙壁越干燥，给简牍提供了良好的存藏条件。简牍与人同在，只要房屋能够居住，书简就会得到安全保存。这种存藏方法一直影响到后世的藏书。例如段渝先生在《一代大儒刘沅及其<槐轩全书>》一文中这样写道：“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槐轩全书》，为刘氏门人藏于乡村居室夹壁之中，故数十年后得以保全，使此书成为当今《槐轩全书》罕见之全本。”〔10〕

（二）墓穴珍藏形成一种丧葬文化

古人宗族观念浓厚，一个家族死后葬的墓地大多在同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以姓氏加坟山为地名的称谓，大多数属于这种情况。如李家坟山、张家坟山，吴家坟山等等情况。之所以家族的墓地以保存，是因为中国人有尊敬长者、死者为大的传统思想。例如孔子曾为母亲守墓3年。而孔子死后，其弟子为其守墓6年。孔林能够传世2000多年，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古代家族墓地，后代是要用尊严、甚至生命来保护的。民间常常留着这样的话：“我又没有挖你家的祖坟，你为什么这样恨我？”说明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挖祖坟”是最让人痛恨的事情。所以，墓穴珍藏在我国已经形成一种丧葬文化，墓穴藏品较多的大多数是达官显贵，陪葬品的类型和数量，显示他们特殊的地位。还有一种可能是官府按官阶选择陪葬方式和陪葬品，以此作为官员生前从事的职业的评价。所以墓穴发现的简牍，一般都是比较珍贵的。比如在用料方面，大多选择上好的竹简木牍作为书写的材料，这样便于书写，其书法也很精美，也利于较长时间的保存。藏简也很讲究，有的将每类材料用不同的标识进行区分，把不同类别的简放在一起：有的在竹简上切个洞，有的斜切一点，有的用不同的颜色区分，有的通过画图案进行区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书简的分类已体现现代人的图书分类思想。这样的丧葬文化传统，使古代的墓群能够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财富。

（三）井窖存藏体现的现代档案意识

井窖存藏中最典型的是湖南长沙走马楼发掘的井窖。长沙走马楼已发掘的50余口井窖约10多万片三国时期吴国简牍，被专家推断为“很可能就是临湘侯的或更高级别行政机构的官府档案”。目前，走马楼井窖竹简木牍为临湘侯国的档案，这个观点基本已成定论。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些档案是弃置的过期档案，还是有意识地保存的有用档案？还有争论。胡平生在《细说长沙走马楼简犊》〔11〕中认为，J22是废弃空仓。吴简“大都是孙吴时长沙郡如田曹、户曹、仓曹与库等有关机构的档案文书，其中许多是契约合同的凭据，必须妥善保存。事隔多年之后，有目的地将它们放置在空仓里，既有到期失效、就此作废的意思，也有郑重封存、避免流失的意思”。对于这个观点，笔者从走马楼井窖经过精心打造而成这个事实作为依据，认为走马楼吴简当属后者，是简牍存藏者有意识为后实留存的档案资料，他们已有较自觉的档案意识。走马楼的井按其功用分为饮用、仓储和基础三类：井中的基础井“常常将早期井壁扩大，或全部清除，或大部分清除仅留底部，而充填河卵石，层层夯筑，十分坚实”〔12〕。“夯土层分布在该区域的北部和西部，夯土纯净，不含任何杂质，系就近挖掘的红色网网纹土精心夯打而成。在构筑这处夯土台基时，对位于其下的早期井、窖和其他遗迹都做了清理”〔13〕。如果是弃置档案，完全不用如此精心打造。走马楼吴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它的出土和整理出版，对于资料贫乏的三国史尤其是吴国史研究，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简牍作为我国最早期的书籍形式，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钱存训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传承至今。在这最早的时期中，不仅今日通用的文字和书籍的一些性质渊源于此，而且影响后世的哲学思想、生活习惯和伟大著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孕育而成。”〔14〕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　参考文献

〔1〕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4〕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6〕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8〕 〔9〕 〔12〕〔13〕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和吏民田家莂〔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10〕 段渝.一代大儒刘沅及其<槐轩全书>〔Z〕.刘沅.槐轩全书〔M〕前言.成都：巴蜀书社，2006

〔11〕胡平生.细说长沙走马楼简犊〔N〕.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3-20，1997-3-22

〔14〕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　作者简介

石贤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