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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金达莱|2013-5-7 10:55|查看: 247|评论: 0|来自: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网站

川西南山地区域考古的新进展

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文保楼期刊阅览室举行学术沙龙,来自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业务人员近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研究员主持了此次学术报告及研讨会。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何锟宇、副研究员周志清分别作了两场精彩的学术演讲。周志清副研究员对川西南山地主要是凉山地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进行了简要介绍。

安宁河又称长河、白沙河,发源于冕宁县小相岭,至小得石附近注入雅砻江,全长约320公里。安宁河谷属于宽阔地堑谷,气候温暖,土壤肥沃,是川西南主要的产量区。该地区具有浓厚的“异质”文化因素,古代族群通过这里频繁的迁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成为当地古代文化发展与创新的主要动力。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4年会同凉山州博物馆,拟定了“安宁河流域考古”的课题。旨在通过全面调查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存,构建南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学编年体系,了解该地区古代文化聚落的布局,重建其史前生态环境与生业模式,理解人地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七年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现今取得了如下成绩:

1.新石器时代遗存

横栏山遗址〔1〕。位于西昌市东南15公里的大兴乡建新村四组。最早发现于1987年,2004年进行调查和试掘,出土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主要有泥条附加堆纹口沿罐、长颈罐、束颈罐、喇叭口高领罐、宽沿罐、尊、壶、流、宽沿盆、器盖、钵、碗等。石器有斧、锛、凿、新月形石刀、柳叶形石镞等。类似文化遗存广泛见于安宁河中游地区,如棲木沟遗址、营盘山遗址、马鞍山遗址,此外还见于德昌县的董家坡遗址以及大渡河流域的麦坪村遗址。时代距今约4000年~3700年,约当新石器时代。董家坡遗址〔2〕。位于德昌县东南的王所乡水塘村二组。该遗址于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2009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共计112平方米。出土器物有陶器和石器两类。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器形以罐为主,另有少量钵和器盖。纹饰常见网格划纹、折线纹、戳印点纹、附加堆纹等。典型器物有盘口罐、锯齿状花边口罐、敛口钵等。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另有少量打制石器。器形以刀和锛为主,其次为网坠、砺石、纺轮,另有少量斧、石料。遗址主体堆积的性质与茨达河中游的汪家坪遗址相似,与横栏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时代约在距今4500~4200年左右。

2.商周时期遗存

安宁河上游地区商周遗存以赵家湾遗址〔3〕、胡家嘴遗址、高坡遗址为代表。以高坡遗址为例,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五组,地处安宁河河谷的一级台地上〔4〕。出土器物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灰陶、黑陶、黄陶。泥质陶以黑陶多见,另有少量黄褐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叶脉纹和乳丁纹最为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陶器多为轮制,有少量的泥条盘筑。常见器类有碗、钵、罐、纺轮、器盖、圈足器、带流器等,其中折肩碗、乳丁纹罐、鸭嘴形器流是该遗址最具特色的器物。时代约为公元前1400~前1000年。该遗址既不属于横栏山文化和礼州遗址中段遗存,也不属于大石墓遗存,与之相近的文化因素见于安宁河中游东岸的大洋堆遗址的中期遗存,以及昭鲁盆地南部边缘的野石山遗存,由此看来,牛栏江、金沙江、黑水河、普格河、安宁河等河流的河谷走廊作用或许在很早以前便将这一区域贯穿起来,但是该类遗存的发现是否代表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出现,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确定。

安宁河中游地区以大洋堆遗址为代表〔5〕。该遗址位于西昌市经久乡合营村六组,地处安宁河中游东岸的一级台地上,面积约8100平方米,1994年10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40平方米。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对应西周早期、春秋时期以及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早期以北区土坑墓为代表,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铜剑,陶器均为泥质黑陶,纹饰以锥刺纹、刻划纹、叶脉纹、附加堆纹为主,另有少量镂孔装饰,器类有簋、豆、双耳罐等。石器以斧、戈、镞、饰品为主;中期以器物坑和黄土坑为代表,出土器物以陶器为主,多为夹砂褐陶,另有少量红陶,纹饰以乳钉纹为主,另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刻划纹,可辨器形有罐、簋、杯、钵等;晚期以大石墓和北区灰坑为代表,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黑陶次之,另有少量红陶,器表多饰黑衣,纹饰刻划纹、乳丁纹、戳印纹及少量镂孔,可辨器形有尊、豆、钵、杯、罐等。

云南地区相关遗存以鲁甸野石山遗址为代表〔6〕。该遗址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城以西约3公里的野石山山麓缓坡地带,遗址现存面积约1平方公里。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以褐陶为主,其次为黑陶。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乳钉纹、弦纹、蓖点纹。可辨器形有罐、碗、钵、瓶、长流器、匜、器盖、盆、杯、纺轮等。该遗址出土的盆、细颈瓶、匜等器物与鸡公山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出土的罐、折肩碗、钵、圈足杯、鸭嘴形器流等器物与高坡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野石山遗址可能通过牛栏江与金沙江的通道与川西南的黑水河、安宁河地区联系起来,可知云南省昭通市的鲁甸、巧家与凉山州的宁南、普格、西昌、冕宁等先秦文化很早以前存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贵州地区相关遗存以威宁中水地区的鸡公山遗址、吴家大坪遗址为代表,统称为鸡公山文化,该类遗址多位于盆地内河流两侧的坡地或山梁之上。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铜器等。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次为黑褐陶;泥质陶有橙黄、灰陶以及磨光黑陶。陶器制作以泥条盘筑为主,轮制技术已广泛使用。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弦纹和戳印纹。陶器以小平底器最为多见,少见圈足器,不见寰底器和三足器。器类主要有罐、瓶、壶、杯、盆、器盖、纺轮等,其中单耳细长颈小平底瓶、单耳壶、单耳侈口鼓腹罐、单耳深腹波纹敛口罐、双或单大耳罐、三耳小平底瓶、小平底喇叭口杯、单耳钵、带耳盆、折沿深腹罐、圆饼形纺轮是以鸡公山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最具有地方特征的陶器群。

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存以云南省昭通市的闸心场遗址和马厂遗址为代表〔7〕,该类型文化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北部的昭通、鲁甸、大关、绥江、巧家等县(市),大致在金沙江下游及其支流的范围内,以昭通、鲁甸为中心区。如鲁甸野石山遗址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址,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要葬式的竖穴土坑墓和石棺墓。陶器以夹砂灰陶多见,其次为红陶,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器形以盘口和侈口罐多见,圈足的碗、盘(豆)占有相当的数量,长细颈壶和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点。石器以磨制有肩或有肩有段石锛多见,另有长方形有孔石刀、长条形石斧以及敲砸器、砺石、燧石等。时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距今约3000年左右。野石山出土C型罐处于鸡公山与红银盘之间,且大洋堆早期遗存出土双耳罐与野石山Ab型双耳小口罐有相近之处。

大凉山地区与昭鲁盆地相关遗存的几点推测:

(1)在普格境内发现大量带角形鋬手的器物、碗、钵、盆、瓶、罐等。而角形器在野石山遗存中也可以发现。

(2)遗址点集中分布于金沙江的支流普格河和黑水河两岸。其南北向河谷可能成为与滇东北地区联系的通道。其文化传播通道可能从安宁河中上游(冕宁、西昌)→普格河或西洛河(普格、宁南)→金沙江中游(巧家)→牛栏江(昭鲁盆地)

(3)另外在喜德、越西、昭觉、布拖、美姑境内发现大量的石棺葬以及汉代崖墓、汉代遗址,这表明当时其境内存在一条至昭鲁盆地的繁华通道。当地古代居民可能很早就已经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目前巧家境内发现的石棺葬是云南境内最靠北的同类遗存。西溪河(昭觉、布拖)→金沙江→牛栏江是该地区古代居民文化互动的纽带。

(4)目前该地区尚未进行过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需要作进一步的基础工作。

3.礼州遗址

礼州文化类型以礼州遗址中段遗存为代表〔8〕。礼州类型遗址早段出土的石器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均出土于地层之中,除砍砸器为打制外,其余皆磨制,器形有刀、砍砸器、斧、锛、凿、环状器、网坠、石镞、石臼、磨石、球等,半月形石刀、梯形和圆柱形石斧、梯形石锛、石凿、刮削器和盘状砍砸器为该文化类型石器的代表性器物,其中砍砸器、梯形石斧、半月形石刀出土数量最多。骨器和蚌器器类有骨镞、骨环、蚌耳玦等。

中段陶器夹砂红陶多见,次为夹砂灰褐陶,部分陶器表面施有黑色陶衣。火候较低,手制,有泥条盘筑法和捏塑法。纹饰以划纹为主,有弦纹、篦纹,另有锥刺纹、附加堆纹等。典型器物有平底深腹器、喇叭状小口瓶、管状壶、带流壶、桶形器、带把罐、双联罐、镂空高圈足豆等最具特色,有相当一部分带耳罐(双耳罐、单耳罐),耳为较小的竖桥形耳,陶器中仅见镂孔豆一种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

关于礼州遗址的年代问题,过去认为礼州遗址的时代可能为商周之际,目前看来这个年代数据可能偏早,该遗址土坑墓出土的陶器如壶、罐、单耳罐等与会理粪箕湾土坑墓所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该墓地时代推测为战国早期至晚期,礼州晚段的遗存虽然相对较早,但二者之间的时代应相差不远,其时代下限可能为春秋时期。礼州遗址中段遗存以土坑墓为其主要葬俗,带流壶、带耳罐、带把罐、深腹杯、深腹罐等为代表的文化面貌则可能代表了大石墓的早期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类型在普格县境内的小兴场、田坝、中场、瓦打洛等遗址都有许多分布,这些遗址出土有大量带把的陶器以及瓶、杯、碗等与礼州遗址土坑墓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4.大石墓遗存

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大石墓进行实地考察。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目前发现的大石墓约有300座,多分布在河流的干流或支流的二、三级台地上,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集中分布于安宁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西昌和德昌周边地区。其流行时代约为春秋至东汉初。值得注意的是,安宁河晚期的大石墓中常常可以发现当地土著文化因素的器物,以棲木沟遗址为例〔9〕,该遗址第二期早、晚段明显的文化因素差别,清晰地显示出以A、B型双耳罐为特征的大石墓文化因素是在当地土著居民弱化或退出后方出现的。


§ 参考文献

〔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市大兴横栏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德昌县文物管理所:《2009年四川德昌县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州博物馆、冕宁县文物管理所:《2010年四川省冕宁县赵家湾遗址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9》,科学出版社,2011年。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州博物馆、冕宁县文物管理所:《2010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高坡遗址调查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0》,科学出版社,2012年。

〔5〕张正宁、姜先杰、刘弘:《四川西昌市经久大洋堆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0期。

〔6〕刘旭:《云南鲁甸野石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7〕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马厂和闸心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第10期。

〔8〕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西昌市棲木沟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 作者简介

陈剑、邱艳,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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