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始皇之礼遇“巴寡妇清”

“巴寡妇清”是秦朝初年巴地的女企业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３２６０在此，司马迁将“家亦不訾”视为“巴寡妇清”得到礼遇的关键；“岂非以富邪”的反问句式强化了这种判断。

然而，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在后世受到过怀疑，乃至反讽。如明代学者茅坤就曾评价说：“太史公只因无钱赎罪，遂下蚕室，故此多感慨之言。”［２］卷一百二十九长期以来，由于秦朝的史料不多或语焉不详，故“巴寡妇清”的命运带给了人们诸多疑问。首先，其“礼抗万乘”是否意味着秦国自商鞅变法后的“重农抑商”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弦易辙？第二，与同时代商人的命运相比，巴寡妇清具备哪些独特的政治资源而使其超越了同时代人的命运？本文将立足于文献和考古资料，从秦初的宏观社会背景中发掘其受到礼遇的真正原因。

一 秦国的“重农抑商”传统及其影响

司马迁在分析西汉的经济情势时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３２６！”可见，关中之民有尚农、重农的传统。但是，将之上升为秦国的治国思想，却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历史地看，商鞅奠定了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重农抑商”传统。他从争霸与兼并战争的需求出发，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３］３７面对春秋以来蓬勃发展的私营工商业，商鞅认为其最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他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３］！”６７ 他还警惧君王们：“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惽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３］３６－３７因此，商鞅认为应该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在其开始变法之后，也设计了专门的制度严厉约束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引导国人专事农耕。

除此之外，韩非子的学说也对秦国的“重农抑商”传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把商人列为“五蠹”之一，认为一个国家的危亡征兆之一是“群臣为学，门子好辩，商贾外积，小民内困者，可亡也”［４］《亡征》，！”０９。所以，“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４］《五蠹》，４５５－４５６。秦国尊奉的“重农抑商”思想因应了战国时期“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盲目地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却违背了人类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历史趋势。因而，“重农抑商”思想及其政策并不适合国家统一以后经济和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更不适合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

“重农抑商”为我们考察巴寡妇清的历史命运提供了一个宏观背景。但是我们绝不能止步于此，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研究秦初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及其强度将成为我们研判秦始皇与巴寡妇清的关系的具体历史背景。

二 秦朝的“重农”与“抑商”政策

商鞅变法后，秦朝重“耕战”，并建立了严密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农事的开展。这种政策使得秦国不仅遏制住了国势不断下滑的趋势，而且使得秦国的实力独步七国，并最终统一了全国。这种成功也将法家思想的相对合理性推向了绝对。秦在统一全国后，将原秦地的制度推向全国，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调整，具体说来就是继续削弱商业经济，巩固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秦朝的法规制度后人语不能详，现在我们也只能从考古资料，尤其是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管窥了。

（一）秦朝的“重农”政策

秦朝建立后，“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２５５。为了保障农业的地位，秦朝在进行农业移民的同时，也制定了严密的农业法规，保障和促进农业的发展。

在有关粮食生产及其保障措施方面，《仓律》规定：“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５］４４在播种时，“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其有本者，陈议种之”［５］４３。与此同时，政府也被赋予了农业管理职责：“雨为〈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澍〉稼、诱（秀）粟及豤（垦）田毋（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早〈旱〉及暴风雨、水潦、（螽）、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５］２４通过这样的措施，朝廷可以准确掌握各地农作物的生产状况。

在生产工具方面，国家也有专门的规定。铁器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其推广却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秦初，针对很多农户无力购置铁制农具的状况，允许农民借用官府的铁制农具。同时，《厩苑律》中另有专门律文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５］３２即对由于农具年久失修导致的损坏则不予赔偿。秦律中也存在着对耕牛进行考核的条文。《秦律杂抄·牛羊课》记载：“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５］！”４２－！”４３；“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治（笞）卅”［５］３０。

除此以外，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秦律还对保护农业劳动力和水利设施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如《秦律杂抄·戍律》中规定：“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５］！”４７ 为保护水利设施，《田律》还规定：春二月，不允许砍伐山林材木以及堵塞隄水。

从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我们可以发现，秦朝法律对农耕的规定已经达到了极为细致的程度，这也彰显了秦朝一贯重农的法制特征。然而，这仍无法说明秦朝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否转型。因而，在考察其农业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对其商业政策进行梳理，两相对比，以证明其“重农抑商”政策在延续或是在变革。

（二）秦朝的“抑商”政策

“商人对于这样一个在一切其他方方面都很安定，好像是时代相传，安安定定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６］！”０５６。正因为如此，秦王朝对商人集团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先看强制性地迁徙、集中管制和充军：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２３９；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２５３。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西汉初年著名商人中数人为“迁虏”之后：“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３２７７；“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３２７８；“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３２７８。

同时，在秦代，商人的户籍也与别人不同，称为“市籍”，政府对“市籍”的打压也是不遗余力的。汉代政论家晁错曾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７］２２８３－２２８４

在法律制度方面，云梦睡虎地发现的秦简中亦有若干相关的商业法律，如《效律》、《关市律》、《工律》、《金布律》等律文，规定亦甚为详细。如《金布律》规定“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善恶杂之，勿敢异”［５］５５；《工律》规定“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有工者匆为正叚（假）试即正”［５］７０；《关市律》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５］６８。这些法律，从总体上看，目的在于巩固统一度量衡的成果，有助于促进战后商业的复苏。但是，这些法律条文与农业法规相比明显保守，缺乏政策主动。在对东方六国商业格局进行大规模调整之后，利用法律的力量规范商业贸易的范围，使其依附和服务于其心目中理想的农业经济。

毋须赘言，秦朝经济政策的“重农抑商”取向极为明显，商人缺乏社会和政府的尊重，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然而，这也反过来证明“巴寡妇清”必然存在其他商人所不具备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够转化为政治优势，使其在商人行列中能够保持一种较为超然的地位。

三 “巴寡妇清”得到礼遇的独特政治资源

在探讨“巴寡妇清”受礼遇的原因时，我们不能不将之与秦始皇的品性作对比。比如他的凶残，史载：“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２３！”又如，“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２３３。司马迁评价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２３８。问题自然出现：一个顽固坚持“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的王朝，一个“刻削毋仁恩和义”的皇帝，凭什么要高度礼遇帝国边远地区的一个女富豪？“家亦不訾”真的是她受到高度礼遇的关键因素吗？我们认为，既有个人狂妄和贪婪，也有作为大秦帝国开创者的政治理性的秦始皇，其礼遇巴寡妇清是基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秦始皇对丹砂有巨量需求，在这一领域巴寡妇清具有特殊地位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与巴寡妇清在政治上比肩齐名的另一个幸运商人叫乌氏倮。司马迁写到：“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３２６０乌氏倮是一个拥有大量战马资源的特殊商人，因此，秦朝虽坚持重农抑商，但是为了满足国家机器对战马的巨大需求，秦始皇还是克制个人的好恶，“令倮比封君”，表现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具有的理性和灵活性。而“巴寡妇清”受到他的礼遇的原因中也有此项因素，这就是巴寡妇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所积累的特殊物资优势。

丹砂可作颜料，又是方士炼制外丹的常用原料。

《抱朴子内篇·金丹》云：“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８］７２丹砂在远古时代主要作为颜料使用，甘肃石器时代的墓藏里就有丹砂，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上亦附有丹砂痕迹。除此以外，其更大作用就是作为防腐剂。唐魏王李泰《括地志》载：“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一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９］！”４０可见，在秦始皇之前，贵族已经将水银作为防腐剂使用。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２６５，由此推之其陵墓建造需要大量的水银。近年来的考古资料也证明，秦始皇陵附近的汞含量异常，也初步证明了《史记》中相关记载的可信性。我们认为，只有把丹砂与秦始皇称帝后一直在执着贪婪地追求长生不老术，或至少在地宫中身躯不朽、永远安宁的人生历程结合起来分析，看到巴寡妇清拥有丹砂（水银的主要原料）这种特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经营的特殊地位，甚至拥有与丹砂相关联的长寿养生术，才能够从更宽广的视野解读秦始皇礼遇巴寡妇清的真实原因。

另外，在工商业中，丹砂的开采本身也极具特殊性。首先，丹砂产业属于矿业开采和加工范畴，其发展并不会对农耕经济造成冲击，不会导致韩非子所谓的“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４］《五蠹》，４５６ 的现象。其次，丹砂产业在全国的分布并不均匀，当时主要集中在现在的乌江流域，当地主要为山区和丘陵地带，《禹贡》中将之列为下上等［！”０］２，农业潜力不大。最为重要的是，丹砂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王公贵族，普通平民需求不大，其开采和生产也就得到了统治者的默许。因而，丹砂产业并不必然要纳入秦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体系中。

秦始皇对水银的巨大需求是其礼遇“巴寡妇清”的必要条件。然而，在高度专制的秦朝，如果仅是为了满足其对水银的需求，秦始皇也可以选择对之进行全面地剥夺，就像他对付绝大多数工商业者一样。可见在此原因之外，定有其他方面非经济的原因。

（二）巴蜀的稳定对秦朝保持统一很重要，巴寡妇清在巴地有重要影响

宋人郭允蹈在其所著的《蜀鉴》一书中说：“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取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２３秦国著名将领司马错认为，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０］２９，因而极力推动秦昭襄王出兵灭蜀。蜀国灭亡之后，“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０］３。

秦国吞并巴蜀之后不久，“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０］２９；“（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２！”３。这些军事行动都是经由巴州展开的，尤其是其粮草的运输，必须经由“巴寡妇清”所生活的巴州地区。因此如何保障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和交通的畅通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除此之外，巴地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据《华阳国志》所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０］３。巴人亦多慷慨悲歌之士，勇猛尚武，“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０］２。秦灭巴蜀后，蜀地曾多次反抗秦国的统治，秦朝曾对蜀侯三杀三立，这种形势严重影响了秦国后方的稳定和巴蜀地区战略地位的发挥，也影响了秦王朝对此地的认识和政策。

为了稳定这里的局面，秦王朝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政策。据《华阳国志》载，秦王朝曾跟巴人达成盟誓，“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煞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０］４。这样，才保证其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受巴地局势的掣肘。

虽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没有交代“巴寡妇清”的民族归属，但是从“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来看，其应属当地世家大族；另从“用财自卫，不见侵犯”来看，其家族在当地颇具影响力，乃至朝廷对其任何举措都将会影响到当地巴人对国家的政治认知，进而影响到当地的政治局势，最终会有损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出于帝国西南稳定的考量，也有必要通过高度礼遇她来安抚巴人。

（三）“以为贞妇而客之”也是秦始皇“匡饬异俗”的政治需要

秦国在诞生以后，长期保留了一些与中原国家相比较落后的习俗，妨碍着自己软硬实力的增长。所以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始终在进行“匡饬异俗”的活动，而整治混乱的两性关系是主要目标之一。发生在自己母亲与嫪毐之间的不光彩事件，更是推动秦始皇坚定迅速地采取匡饬行动，统一天下以后这一匡饬活动更被推广到全国各地；秦始皇还把此活动作为他建立伟大功业一部分，巴寡妇清便具有了特殊的示范价值。

统一天下以前的秦国，地处西陲，长期与戎狄杂处，“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故东方诸国均以夷狄视之。商鞅变法后，这种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商鞅“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２２３４。到战国末期，其社会风俗已有很大改观，已经是“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２］３０３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匡饬异俗”推行到全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五块秦始皇刻石中，有关“匡饬异俗”的内容竟出现了三次。如在泰山刻石中，其辞曰：“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２４３琅琊刻石其辞曰：“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２４５而嬴政三十七年十一月，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２６０，其文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２６２在这些碑文中，秦始皇将“匡饬异俗”的要求与效果与其平定六国之伟绩

相提并论，可见他的重视程度。

总之，秦始皇称帝后的封禅、刻石活动，是在向上天和人间同时证明自己的伟大。向上天请功，其心必诚，不敢虚言以待。而“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从其身上所具有的品格而言，与秦始皇宣扬的“皆务贞良”，“有子而嫁，倍死不贞”的社会大治标准大体吻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巴寡妇清是秦始皇“匡饬异俗”运动中的典型，也是秦始皇祭天时自己功业的重要证明。

最新版《四川通史》认为：“秦在六国实行‘上农除末’的抑商政策，打击、迁徙富商大贾。”在引用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巴寡妇清的文字后，该书论述道：“秦始皇甚至亲自下令为女实业家兼商人巴寡妇清筑台以表彰。可见秦在巴蜀的商业政策不同于外地，对商人、实业家等，给予了必要的支持，鼓励巴蜀的富商大贾们将商品运销西南各地。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巴蜀商业的发展。”［！”３］３３８这是代表当今四川通史研究的最新结论，但其结论失之偏颇，值得商榷。通过前面的探讨，可以发现在巴寡妇清身上聚集了当时社会环境中最高统治者所需要的独特经济、政治资源，如稀有的丹砂矿、少数民族区域有重要影响的世家大族、秦始皇“匡饬异俗”的典范等，这些是其他同时代商人所不具备的，因此，巴寡妇清的历史记载会如此传奇。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秦始皇将其召到咸阳，一方面是为了粉饰秦始皇对“贞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将其作为人质，从而保证水银的供应和巴地的稳定，这是我们在分析其历史命运时所应当注意的。

§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９８２

［２］凌稚隆.史记评林［Ｍ］.明万历刻本

［３］高亨.商君书注释［Ｍ］.北京：中华书局，！”９７４

［４］王先慎.韩非子集解［Ｍ］.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９９８

［５］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９７８

［６］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Ｍ］.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９６６

［７］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９６２

［８］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Ｍ］.增订本.２版.北京：中华书局，！”９８６

［９］李泰，等.括地志集校［Ｍ］.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９８０

［！”０］常璩.华阳国志［Ｍ］.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

［！”！”］郭允蹈.蜀鉴［Ｍ］.成都：巴蜀书社，！”９８４

［！”２］王先谦.荀子集解［Ｍ］.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９８８

［！”３］罗开玉.四川通史［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

⊙　作者简介

谭平（！”９６！”—），男，四川武胜人，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杨志玲（！”９６３—），女，白族，云南大理人，云南大学统战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