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宗教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想象力的影响

从巴蜀大地独特的风俗文化上看，古巴蜀文明奇异绚丽的魅力影响了后世的宗教、艺术、民俗，以及生活于这方水土的民众心理和性格特征。巴蜀文明作为支撑起“天府之国”的文化元素，历来就被世人描述为“异物诡谲、奇于八方”。而这种幽秘玄远、神异莫测的文化内质，直到三星堆文明和金沙遗址的发现，才找到了它的源头。古巴蜀文化中的“青铜之梦”其人像和面具的造型特征充满了自由诡秘、飘逸奇幻，想象力极其丰富、怪诞，从川剧诡谲的变脸艺术中，我们不难看出它与三星堆青铜面具有着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相传为上古伏羲、文王所画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易经八卦，以及巴蜀道家代代相传的阴阳五行、生克变化之术，它们能在巴蜀大地落地生根也与古巴蜀文明的奇异诡变有着一脉承袭之处。这些文化元素以人文地理的视角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巴蜀文化的来龙去脉，对我们研究巴蜀宗教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想象力的影响亦不乏有益的启迪作用。

一

宗教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不可知，以及对未来的无知、惧怕。宗教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当自然界的变化破坏人们平静的生活时，追求一个高于此力量人格化的“神”，成为必然的趋势。这个“神”依民族、习性、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解释与呈现。自然环境变化遽烈的地方，就崇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 在丛山峻岭中，就崇拜动物、植物。一般民族对祖先则有纪念、祈福的感恩仪式，不论崇拜的对象为何，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信所崇拜者具有神秘超人的力量，藉由祷告、祭祀，可以免遭祸害。古代“巴蜀文化”的特征之一，便是以野祭、即祭神于野外丛林之中、坟墓之旁、山洞之中为主，基本不庙祀。李冰任蜀守时，用氐人巫师杨磨领导族人开凿羊磨江，又在岷江江边立祀三所。秦统一全国后，其中二庙得到了秦朝廷的认可，颁布了统一的祭祀级别和祭礼。秦在巴蜀的统治者每年要定期前往祭祀，西汉时期，蜀郡地方政府仍经常派使者前往祭祀。在政府的推动下，巴蜀地区的庙祀迅速普及。这一时期，传统的巫术仍在普遍地发挥着巨大作用，但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又在巴蜀文化中激起了狂澜。

在道家思想、原始巫术和巴蜀文化的长期孕育下; 东汉顺帝时期，“天师”张道陵在成都大邑的鹤鸣山开创诞生了我国最重要的土著宗教──道教;当时它自称“正一盟威之道”，简称“正一道”，又称“天师道”，因该教崇拜五方星斗及入道者需交五斗米，又俗称“五斗米道”; 道教正式作为中国人自己开创的本土宗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蜀中作为“道教之源”和道家文化最为丰厚的地区，历代高道倍出，闻名遐迩，在整个中国道教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是最重要的基地。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兴学官于成都市中”，广泛招募“学官弟子”，使蜀中成为全国治学为文最为兴盛的中心。其后，西汉蜀人严君平以蜀中方术结合老子的道家思想，著《老子道德真经指归》一书，被后世誉为“道书之宗”，奠定了中国道教的思想基础。道教兴于鹤鸣，播于西蜀。如今，无论是四川青城山、鹤鸣山这样的道教名山，还是四川青羊宫、天师洞这样的道教仙观，均已是闻名世界的文化圣地，成为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与源远流长的道教相对应，佛教文化对巴蜀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峨眉山，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显化的道场; 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弥勒大佛、成都文殊院、昭觉寺、新都宝光寺、彭州隆兴寺等，都是享誉全国的著名禅林。所谓“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明清以来最著名的全国四大佛教禅林，蜀中便占据其二，过去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的说法，可见蜀中历史上的佛教之兴盛，对中国禅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

巴蜀大地能够成为宗教文化繁育生长的丰沃土壤，正说明了这里民风向善，智贤双备。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普通民众的性格心理、社会文化的结构层次等，也往往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道教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与佛教的向善智慧，对巴蜀的人文风气和民众性格的塑造有着极大的影响。佛教对巴蜀大地的文化艺术也影响极大。从历史上看，大到帝王的统治思想、小到百姓的生活习俗，千百年来，都受到了佛教思想不知不觉的浸染。而巴蜀百姓历来都有在传统节日到佛寺中游乐的习俗，人们也都习惯于到寺庙里去放生祈福，讨个吉祥。从蜀地出川而名扬天下的文化名人，如唐代“青莲居士”李白、宋代“东坡居士”苏轼、明代有“第一人”之誉的新都状元杨升庵等等，他们的人品学问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深刻薰陶; 他们的作品，皆透出一股既孤标俊逸、又自在洒脱的禅意。唐朝以后，儒、佛（释）、道三教汇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三大主流。尤其禅宗以“不立文字”、“即心即佛”等的教法，普及于朝野上下、僧俗社会。我们只要翻开初唐以后的名人诗文集来看，所有诗词的名著，几乎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和禅与道息息相关的大作，如李白、杜甫的诗篇，等等。

二

位于长江、黄河之间的巴蜀地区，既是中国西部南北交通的要道，又是中国南北文明的汇聚区。巴蜀地区吸收了两大流域文化的精华，形成一种既与中原文化有某些联系，又与之不尽相同的文化体系，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等可以印证。

神话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头，是世界宗教的雏形。宗教崇拜与神话传说往往是相生相伴的。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注意到的第一个天象应该是日夜交替，太阳和月亮就成为古人首先崇拜的对象。因此，世界各地普遍崇拜日神和月神，古巴蜀人也不例外。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形象生动地显示出古巴蜀人崇拜太阳的象征意义和神话色彩。其中青铜“太阳神树”更与《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的“十日神话”、“金乌负日”等神话传说相符合。正如用金乌（也称为“赤乌”）代表太阳一样，古巴蜀人用“蟾蜍”代表月亮的习俗，也是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向抽象的“图腾崇拜”发展的结果。古巴蜀人崇拜月亮的习俗，不仅在文献中有迹可寻，而且在蜀地的考古发现中也屡有反映，如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蟾蜍、石蛇等。因此，古巴蜀人大概从蜀侯蚕丛时期就开始崇拜月亮了。图腾作为族徽和氏族的标志，还被看作氏族的祖先和氏族的保护神，三星堆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这表现出古巴蜀人对太阳神、月亮神的崇拜和讴歌。

大家知道，在中国有着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归纳起来有着三个体系：一是上古所传《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体系，例如，伏羲、女娲等; 二是昆仑山神话体系，例如天宫、王母、玉皇大帝、山神、玉女等; 三是全真教出现之后的昆仑神话体系，例如八仙。然而，从了解宗教思维与想像的角度来看，这些通俗宗教所涉及的膜拜对象、组织方式、动员策略，以及教义的阐述与传布方式，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与宗教思维相关的想像活动。根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蒙文通先生的考证，《山海经》乃是“先秦时代的古籍”，并且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在这部“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中有关我国上古社会的神话和宗教信仰的记载，非常丰富和系统，除《楚辞·天问》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古籍可以与之相比。而《山海经》的许多神话和宗教信仰的内容，都直接为后来的道教所吸取，成为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通常我们所说的“儒、释、道”的道，包括道家与道教两部分。在历史上，作为学派的道家和作为宗教的道教，带给中国诗人不同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思考习惯，对中国文学的作用和影响是相关而又相依的。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带给中国诗人的是一种宁静恬淡的情感; 在其影响下，形成以自然淡泊、朴素宁静为美的审美情趣与重在内心体验的艺术思维习惯。道教带给中国诗人的则是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中国诗人的另一种审美情绪──

驰骋丰富的想象力。

道教称神仙所居之胜境为仙境。仙境之说，源于古代神话。这类神话，开始乃是以昆仑山为中心的。而有关昆仑山的神话，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记录，便是来自《山海经》。那么，《山海经》所说的神仙胜境昆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蒙文通先生对此考证说：《山海经》所说的昆仑仙境就是指的四川西部地区的岷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昆仑文化也可以说就是巴蜀文化。所以，巴蜀文化后来发展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也就非常自然了。道教的许多神灵，在《山海经》中也可以找到其前身，最著名的有黄帝和西王母。根据这些记载，黄帝和西王母，后来便成为道教所崇奉的重要神仙。中国古代的楚文化带有浓郁的幻想色彩，但汉代以后，随着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那种上天入地，奇诡神异的想象力，几乎被赶出了诗歌的庙堂，只有在与南方巫文化密切相关的道教那里保存了大量楚文化因子。

道教在神话里编织神话，并提供了构筑“想象的世界”的大量意象以及想象的方法──“存想思神”，并大大发挥了绘画、音乐、舞蹈的作用，刺激了唐代诗人们的诗歌想象力。道教对唐诗发生作用和影响，需要凭借一定的土壤，而唐代的社会现实正好提供了这一土壤。第一是唐代巴蜀道观中给诗人们提供了大量众天神出游的神奇壁画意象。唐代巴蜀道观中绘有道教神仙故事的壁画，如简州道士张素卿善画道门尊像，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树木诸神及岳渎曹吏诡怪之质，又在简州开元观画容成子、严君平、黄初平、左慈等十二仙君像; 道士陈若愚为成都精思观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道教为了使人相信那个神仙彼岸世界的确实存在，他们在楚文化的巫现神话和秦汉以来方士、截纬家编造的神怪故事的基础上，编排了一整套严谨的神仙体系，组成了一支五花八门的庞大神仙队伍，而道观中不少壁画就是表现这种热烈壮观的诸神形象的。与长生不死信仰相联系，肉体可以升天的思想，也是早期道教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这种思想在《山海经》里也可以发现其源头。此外，在《山海经》中还有一种“羽民”的记载。如《大荒南经》说：“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羽毛。”这个“羽民”，为后来道教塑造神仙人物提供了很好的资料。道教中有羽士、羽客、羽人等等称谓，亦由《山海经》的“羽民”脱胎而来，且谓修道者的逝世为羽化，则含有冲举飞升、登天而去之意。早期道教受此影响，相信人可以即身成仙，冲举飞升，登天而去。道教并以昆仑仙境为蓝本，想象出天上神仙世界的种种动人景象，以鼓励人们学道修仙。当诗人们也象道教徒那样“存想思神”时，笔下便出现了神思飞扬，想象诡异的诗句。第二是斋醮汉式中道士设坛作法时的某些场景。在道教官观内，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道士们身着金丝银线的道袍，手持各异的法器，吟唱着古老的曲调，在坛场里翩翩起舞，犹如演出一场折子戏，这就是道教的斋醮科仪。俗称“道场”，也就是法事。斋醮是道教的道士们供斋醮神，设坛祭祷，以求清心洁身、得福免灾的一种宗教仪式。始于汉代，成于南朝。宋代以后，从朝廷到民间，都常行这种仪式。明代以后，宫廷道教走向衰落，但在民间，斋醮却长盛不衰并从佛教中吸取了许多法事仪式，出现了各种醮仪。由于时代变迁，地区不同、民俗各异，斋醮科仪不尽一致。道教的道士们在盛大仪式上、在炼气时，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全身心的投入，而“存想思神”就是一种对于诗人很重要的幻想力。道教的丹铅之术是很有刺激性的，唐代诗人斋醮时几乎都服食过丹药，服药后的确会令人头晕目弦、思绪万千、浮想联翩，甚至出现幻觉，这种经验会对诗人诗歌创作的想象力产生刺激。因此，在道教极为兴盛的唐代，产生出了一大批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诗人、诗篇，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神话为了传播并流传到别的地方，一定需要大量的文化接触。佛教于公元一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学亦因佛教的影响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从语词的扩张，到情节的袭取，乃至形式的移植、想象的丰富等等，这一切都给中国文学印染上种种斑斓的光彩。佛教与中国文学发生接触、关联产生于六朝，尤其在唐代，这一进程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佛教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格局，不仅对中国绘画、书法、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方面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文学、诗歌的内容、形式也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考古资料表明，巴蜀地区是我国较早传入、并较快普及佛教的地区之一。佛教传入巴蜀，始于东晋，至唐宋时期已臻鼎盛。印度民族由于其丰富的想象力，所拟构的彼岸世界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西汉以前中国本土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分为昆仑系统和蓬莱系统，前者诞生于西部山区，属于天堂式想象; 后者渊源于对雅利安族远古生活的追忆与美化。魏晋以后，中国人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明显地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原有的天国、仙岛世界的基础之上，发展出田园风格的彼岸想象。以“桃花源”为代表的田园系统的理想世界，明显受到了佛经净土思想流播的影响，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这种影响也深刻地反映在文学、诗歌的有关描写之中。中国古人酷爱山水，但以山水为主题的诗歌却不多见。虽早在《诗经》、《楚辞》、汉赋里有颇多的山林草木描写，但大都是附庸于诗作的内容，并非有独立的山水诗出现。魏晋南北朝，随着佛教的普遍传播，渐渐地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玄言诗”，逐渐被“山水诗”所代替。山水诗的兴盛，可以说与禅宗的兴起是密不可分。一是唐时禅宗盛行朝野，士大夫们亦掀起了祟禅的热潮，他们倾心禅理、体悟禅境，幽游于山林田野之中，自然青山、溪水幽径、白云鸟鸣等野外体裁也就成了他们吟咏的对象。二是禅宗本身祟尚山林，佛寺禅院大都位于深山密林之中。所以，士大夫们与禅僧来往，参禅求教，少不了要与自然山水时常接触。因而，在他们的诗作中，寻僧问道和探幽访胜的内容常常交织在一起，并且山水景物描写常占优势。六朝以来，诗人们广泛与僧侣交游，这种说理偈颂的写法也就被他们有意无意间所汲取。由于佛教文学最富想象力，对于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文学，具有很大的解放作用，所以丰富了中国文学思想、艺术形式以及表现手法，使中国文学作品想象力更丰富、故事性更强。对于唐代大诗人李白来说也是如此，同样具有强烈的共鸣和吸引，这些弥漫奇思狂想的思维方式具有一种奇异的魅惑力，非常有利地李白把握诗歌创作的想象、阐释和表达，有力地拓展了李白诗歌创作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境界。

三

唐诗中那些富于激情，富于想象力的篇章，无论其色调是热情的还是阴冷的，是明亮的还是灰暗的，是健康的还是多变的，都体现宗教文化影响下中国诗人想象力的再度恢复与高涨。在唐代优秀诗人中，李白是受巴蜀宗教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位，他的一生与巴蜀宗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李白是真正深得“儒、佛（释）、道”三味，真正具有非凡的想象力的诗人。李白把自己摆进神仙队伍中，想象自己也能上天入地，蹑空凌虚，飘飘欲飞，他不仅真诚的相信道家的修炼方法，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而且他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下贬谪下来的“谪仙人”。他将自己的全部情感、理想、追求，甚至包括自己的肉体都融化在想象之中的迷狂与激情，使李白的诗歌想象显得极为真诚。巴蜀宗教文化不仅对李白飘逸放旷的性格的形成发挥着作用，而且使其诗歌的想象力变得更为丰富、热烈和神奇。

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出生在绵州昌隆（今四川绵阳江油青莲镇），青少年时期的李白，是在巴蜀地区度过的。自古以来，巴蜀地区道教氛围非常浓厚，距李白自家附近的紫云山、戴天山便是道家栖隐之地，所以，环境对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很大，这在他很多诗篇中有所体现，如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居》），“十五神仙游，神仙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等等，这可以说是他道家思想的直接反映。对于这一点，当代一些评论家认为李白全部思想是道家思想，这种观点其实是片面的。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多元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儒、佛（释）、道”在这时都得到了空前的交流与发展。道教被当时的统治者定为“国教”，在唐朝的皇家与民间大行其道，李白当然不免受道教的影响。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鬼气浓重，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文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李白出生、成长于巴蜀，在李白二十五岁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巴蜀。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因远离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所以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这里盛传神话传说，因此这里的文化艺术都具有夸张的特性，比如同样生长于此的司马相如、杨雄等汉代的辞赋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就有着明显的夸张、壮丽之风。李白从小就接受正统的道教文化教育，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云：“五岁诵六甲”，其中的“六甲”就是道教术语，这“六甲”是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它既是道教专有的术数技艺，又是道教修炼的符箓功法。初、盛唐时，六甲特别盛行，在《神仙传·左慈》中：“左慈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可证; 神仙方术之书《道藏》中也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李白常与道教人士交往，其《感兴八首》（之五）亦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日。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李白喜欢接受新奇事物，所以非常博学，在从小熟读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外，接触了道教，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四川历年漫游的过程中，他去过很多道观，也认识了许多的道士并谈论道经，从而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进城市。在戴天山、大匡山隐居读书时，李白创作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诗中写因往访道士不遇的愁怅心情，“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隐居期间，李白还与四川绵阳江油当地的著名道士雍尊大师进行交流，他在《寻雍尊师隐居》一诗中这样描写道：“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拔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足见李白对道教的一往情深。李白在诗里这样描写青莲家乡的仙山美景：“石蹬层层上太华，白云深处有人家。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云远驾车。怪石堆山如坐虎，老藤缠树似腾蛇。曾闻玉井今何在，会见蓬莱十丈花。”（《登太华观》）元丹丘是李白二十岁左右在蜀中认识的道友，李白甚是欣羡元丹丘的神仙生活，他特作《元丹丘歌》一诗：“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二十岁以后，李白开始热衷拜道观、登峨嵋山等名山，求仙访道，登上峨嵋山时，面对擦脸而过的烟雾，他想起了仙人“骑羊子”：“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登峨嵋山》）……李白诗歌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他所接受的道教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如其诗云“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正是一种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强求。道教信仰与李白飘逸放旷的性格密切相关，他追求神仙世界，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寥廓、更自由的精神世界。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熟知很多上古的神话传说，而道教中所创造出的仙境、仙女及诸神都成了他诗中的元素，老、庄道教所倡导的自由精神，使他脱离世俗传统的束缚，长生不老的追求，得道成仙的境界，不仅给他飘逸洒脱、和蔼可亲的印象，又能引发他的思维活跃、奇异幻想，宗教的热情同时又刺激了李白诗歌创作的激情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李白以释济道，释道并用，其佛教思想的特点是往往与道教思想混合在一起。巴蜀宗教美丽的神话传说，道教、佛教中所描绘的仙境，让李白的心灵在无边际的想象世界里遨游，使得他的诗文神采飘逸、浪漫绮丽。在复杂的多元文化因素中，李白诗中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学）的标志意象是显著的，他能随手一吟一咏拈来经典精华，天衣无缝的成为满目琳琅，却非拾人牙慧，乃是洞达教法的结晶。人们都知道诗仙李白“青莲居士”的由来，因其出生四川绵阳江油青莲镇而自号“青莲居士”。“青莲”在佛教文化中具有极丰富的文化蕴含，在李白研究领域学识渊博的王琦则解释说，“青莲”语出西竺，梵语谓之优钵罗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李白自号，即取自梵典。“青莲”独受李白倾爱，李白诗中称青莲色、青莲居士、青莲宇、青莲宫等。李白与僧徒佛寺的关系相当密切，多与佛教信徒僧人交往，诗中数十次写到“僧”，诗文中偶尔也称道人、上人、头陀、禅士、通方士、幽人、青云人等。李白学习研究佛教典籍广博深透，不是迷信的盲从或虚浮的弄玄，僧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常进入李白诗歌描写中，他在诗中称玄、重玄、法、经、诵咒、金偈、戒等; 他在诗中称僧人衣饰为金缕褐、朱绂等; 他在诗中描写僧人隐居生活称为逃人群、断出没、幽栖、冥居、绝世事、灭迹等。无论是中国化的概念或是佛教观念，这些都是作为僧人的身份标志性意象植入他的诗中。李白诗中还引入了佛教修习观念：了、悟、觉、镜彻、通寂照、禅、冥、灵神闭气、开禅关、观空等。另外，琴、笛（羌笛）、笙、笳、筝、瑟、鼓（法鼓）等乐器也常被李白指出，李白在《听蜀僧睿弹琴》诗称：“蜀僧抱绿绮”。他在诗中亦称妙音、德声、瑶华音、空乐、天籁等，如他的诗“云间妙音奏，天际法蠡吹”（《舍利弗》）所称妙音即法蠡吹奏乐曲，明显具有佛教文化色彩。他在《陪族叔当途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诗称“德声布云雷”，他用“布云雷”这一佛教意象称赞其族叔，表明李白独特的宗教文化身份。佛教文化美的意象是极重要的，对李白诗歌创作想象力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李白多写美人，或称美人如花似玉，诗中有关美的容姿意象如白足、素足、素手、颜如玉盘（玉颜）、粲然、绛唇、皓齿（玉齿）、方瞳等随处可见，他在诗中称“山花如绣颊”（《夜下征虏亭》）、“林吐破颜花”（《宴陶家亭子》）、“峨眉艳晓月，一笑倾城欢”（《感兴》）。“云”在李白诗中多次出现，显然云与佛教或道家相关，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是宗教意义丰富多彩的意象，这在李白的很多诗篇中有所体现，如“云车何来迟”（《日夕山中忽然有怀》）、“五云在岘山”（《赠参寥子》）。李白诗中亦多称彩云，表明五云色即彩色，如“彩质叠成五色云”（《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简》）。显然李白以佛教文化意象来表达彩色或华丽观念。李白诗中还有白云、青云、绿云、碧云、翠云、黄云、紫云等描写，如“敬亭白云气”（《赠宣州灵源寺仲睿公》）、“头陀云月多僧气”（《江夏赠韦南陵冰》）。显然李白诗中云气意象源自佛教文化，佛性禅趣反映在他的诗歌中也就不足为怪。

李白诗歌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他的想象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巴蜀宗教文化地域和民间渊源，《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他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在他五彩缤纷的诗篇中闪烁着奇异想象的灵光。李白在不少诗歌创作中，向往于蓬莱仙界，希望炼成金丹，吞服之后，飘然成仙，跨鹤骑鹿，远离人世，遨游于神仙洞府。诗人在这首《梦游天姥吟留别》创作上借自我求仙访道“存想思神”、“发想无端”，以大胆改变了原型的想象对之进行了夸张描写，诗中始终洋溢着一股独特的夸张想象之气。这首诗通过梦游情景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神仙世界的热烈向往，诗中仙境如此美好：烟雾缭绕，幽深无底，日月辉映，金碧耀眼。群仙列队纷至沓来，他们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龙虎为之奏乐，鸾凤为之驾车，欢歌曼舞，兴高采烈。诗人置身其中，与群仙欢聚，与神灵默会，世俗的名利忘却了，人间的私心杂念褪尽了，只剩下人间没有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才是诗人身心愉悦的最高境界。这首诗中的丰富想象力在中国化的形态下显得大胆奇异，映射出李白诗歌艺术表现的宗教文化创作特质。

总之，只有在巴蜀宗教文化那无拘无束、一任想象翅膀尽情飞翔的广阔神奇世界里，诗人李白才能不受任何时空条件限制地坦露个性、表现才能、显示其精神力量，才能得到精神与物质上的两重自由，而诗人想象中的那些潇洒自由、随心所欲的畅快情景也与宗教神话中自由自在的仙人生活，二者之间有着相同的精神实质和心理企望。因此，巴蜀宗教文化中的神仙世界意象不仅给这位教徒诗人提供了丰富多采的艺术想象蓝本和记忆库藏，同时也给李白诗歌想象艺术提供了非凡创造力和情感表达契机。正是在巴蜀宗教文化中种种通过想象而超越时空、不受物累的神仙世界里，在人间活得很累很苦而且倍受压抑的李白，终于在虚无缥缈的仙界找到了解放自我、张扬个性的空间，终于找到了他所时时向往的精神和肉体都得到自由的理想境界，并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李白诗歌世界。

§　参考文献

［1］ 毛晓红，甘成英.一方四川滋养一方李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刘道军，刘红.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J］.西华大学学报，2006，（4）：38 － 39

［3］ 胡遂.道教与李白诗歌的想象艺术［J］.中国文学研究，1990，（2）：29 － 35

［4］ 葛兆光.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J］.清华大学学报，1995，（4）：10 － 13

［5］ 王青.佛教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及其对中土的影响［EB/OL］. http://www.lunwentianxia.com

［6］ 彭建华.李白诗歌中佛教──印度文化标志意象［EB/OL］. http://forum.book.sina.com.cn

［7］ 毛晓红.儒家文化对李白创作的影响分析［J］.当代文坛，2006，（6）：137 － 139

［8］ 毛晓红，甘成英.道教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分析［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7）：17 － 21

［9］ 毛若，毛晓红.巴蜀文化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形成的影响［J］.新西部，2010，（8）：116 －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