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迁移与生态气候变迁

在史学的研究中，史地结合最显著的特点与优势是将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有机结合，注重人地关系的探讨，从而使史、地研究具有较强的整合力和渗透力，克服仅仅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去研究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局限。而是要在自然史的大背景下研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人地关系中探析人口迁移、民族分布和发展。中国回族从她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在中原大地上迁徙、繁衍、发展，以至成为中国分布最广的民族。回族在迁移的过程中，气候的变迁对此产生较大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其分布同样有着影响，可以说，回族迁移史与我国的生态气候变迁密切相关。为此，我们从生态气候变迁中探讨回族迁移、人口分布过程中的特点、规律，在自然史演进中、人地关系中探索回族史研究的新思路、新途径，以见教于专家学者。

一、生态气候变迁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

我国著名气候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通过对我国五千年气候变化规律的研究，总结我国气候经历了四个明显的暖湿时期和四个明显的寒冷时期。上一个千年，我国的黄河流域即处于明显的暖湿时期，中国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就在黄河流域。古时候，黄河流域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湖泊众多，河网纵横，形成了优越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正是这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奠定了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汉代王莽朝前后，全国开始向较冷的气候转变，周边的匈奴、羌、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为了躲避严寒对他们的侵袭，大规模地向中原地区进发，与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在黄河流域进退消长，相互争斗。同时黄河流域的开发为农为牧屡经更迭，草原破坏，农田开垦，毁林弃牧，森林覆盖率的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环境的动荡，尤其是从宋哲宗咸平三年庚子（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气候明显冷于前几个千年。黄河流域的人们为了寻求有利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而向中国的东南迁徙。宋室南渡，标志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向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气候的变迁，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海上香料之路不断扩大，陆上丝绸之路便渐渐荒废了。

　二、隋唐暖期与回回先民进入中国

竺可桢先生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5000年的气候变化，认为“第六世纪至第十世纪初，是隋唐（公元589～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是5000年来第三个温暖期。根据他所绘制的图表，隋唐五代甚至是自西晋以来1700年间气温最暖时期，约高于现今温度1～2度，学术界称之为“隋唐暖期”。进入唐代，朝廷在治理隋末战争创伤时，首先注重发展农业经济，对“均田制”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了完善，“劝农桑、薄赋税”，种植业与畜牧业一并发展。丝绸之路畅通，《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9）八月条中所言“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一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石”。公元624年唐统一中国，人口逐渐回升，经开元盛世，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朝人口达到5291万。“隋唐暖期”宁夏有大量温暖湿润气候的记述，王昌龄（公元698～756年）的“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诗句，富有物候意义，蝉鸣的声音现在宁夏已经听不到了，说明当时宁夏同心、固原一带秋天之炎热，特别是冬天暖和才能使蝉的幼虫越冬。李益（公元748～827年）的“绿柳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描述了当时盐州（今盐池一带）有着绿草如茵的植被环境，绝不是今天的荒漠草原景观。暖湿的气候条件，给唐朝的宁夏恢复和发展农业提供了机会，当时宁夏平原已种植大量的水稻。武则天时，派娄师德到灵州、夏州领导营田很有成效，“积谷数百万，军粮丰足”。当时居住在灵州的一些突厥部落，从唐朝得到了农具、种籽和农业技术，开始了农业生产，并由此得到强胜。贞观以后，唐朝设置了许多牧监、牧坊，由公家经营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仅陇石群牧使所辖48监，以原州为中心，跨秦、渭、会、兰四州之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其间善水草分腴田皆隶之”。隋唐开始我国气候再度偏暖，也就是在这时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与我国开始发生密切的关系。陆路的丝绸之路成为穆斯林进入中国的主要线路之一。从唐永徽二年（651年）到贞元十四（798年）148年间，阿拉伯派来的政府使团37批。从公元722年到747年的26年间，波斯商贾来朝贡的共有10批。宋代自开宝元年到干道四年这二百年间，有明文可考者，阿拉伯商人来中国朝贡贸易的共计49次，差不多平均每四年一次。唐代中国政府在陆路上设驿站1293个，海路上设驿站260个，据史记载，唐德宗建中元年，留居长安的外商已超过4000户。“安史之乱”时，肃宗曾借大食西域之兵据称20万，平叛后，大食军士2万留居陕西大荔县南的沙苑，使沙苑在清代成为陕西的一个较大的回回聚居地。当时，穆斯林自波斯湾经土耳其，越过葱岭，沿天山南北向东，通过河西走廊，经今新疆的吉木萨尔、昌吉，青海的西宁，甘肃的威武、张掖、临洮、临夏、平凉，宁夏的固原，然后直达长安，经过长安又可到达古都开封。今西安的大学习巷清真寺，开封的东大寺乃唐代所建。他们迁徙活动的范围主要以长安为中心，在黄河中上游的主要城市咸阳、开封、洛阳等城市扩散。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处于高峰，回族先民的经济文化活动，为回回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土蕃崛起后，唐朝对西域各民族用兵，战争连年不断，唐与大食在陆路方面的商旅往来，基本处于停止之际。安史之乱后，黄河中游地区及河套地区，原来的牧监牧场大部分都变成了耕地，战乱前农牧兼营变成了以农为主，随着黄河中游开垦的面积的逐步扩大，水土流失不断的增大，从唐代后期开始，黄河中上游的土地利用发展趋势，为下游伏下祸根，下游的决徙之患也就无休止地愈演愈烈。自秦到西汉末253年黄河决口62次，自王莽朝到隋初580年只2次，自隋初到元末779年448次。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了衰退的迹象。“隋唐暖期”的暖湿气候给长江流域带来丰沛的雨量，使东南沿海的农业及其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海路香料之路来华的“蕃客”逐年增多，唐代的广州、泉州、扬州成为阿拉伯、波期商人进入中国的主要港口城市，他们的到来掀起了回回先民进入我国的又一个新高潮。

三、宋朝冷期与海上贸易的繁荣

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相当于北宋和西夏时期，是第三个寒冷时期，陆路上的丝绸之路由于气候的寒冷，植被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古楼兰国的消失变成了沙漠。宁夏的同心、盐池至甘肃的环县一带，在这个时期中由于雨量锐减，已变成“七百里旱海”。野马和野马皮是盐州、灵州的地方特产，一向是宁夏地方官员给朝廷的贡品，公元570年还很多，到了1006年以后历代宁夏地方官员给朝廷的贡品中再也无野马的记述了。可见宁夏野马消失的时间在公元1000年左右，其消失的原因除了人为捕杀外，不排除气候干冷及草场退化所造成的。公元1081年的宋夏灵州之战，西夏就是利用农历十一月的严寒气候，引黄河水灌淹包围灵州的宋军，一举反败为胜，说明了当时宁夏初冬之寒冷。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间），王韶为巩固陇西而拒吐蕃，给神宗皇帝上奏“经营洮、渭、河湟”的“平戎策”，神宗大为赏识，于是王韶在筑渭源上下两堡屯兵的同时，大力开垦从天水直到渭源两百公里长范围的广大田地作为军需之本。从此，这里原来弃耕的田地和大片的处女地被逐步大量开垦，原有的森林草地也未得到恢复。也就是在宋朝开始了大面积的毁林开荒。通渭县志记载宋朝在秦州（今天水）设有专门采伐森林的“采造务”机构，在今陇西一带“辟地数千里，建堡居要塞，戎卒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毁林规模可见一斑。气候的偏冷，使丝绸古道开始荒废，从陆路进入中国的穆斯林越来越少。宋室南渡，中国的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海上香料之路逐渐扩大。我国历史时期的冷暖变化是有联系的，冷的时候我国是西干东湿，暖的时候是西湿东干。宋代长江中、上游森林密布，保持了良好生态环境。宋干道六年（公元1170年）陆游入蜀，乘船路过湖北，他描述鄂东的山景说：“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陆游所见“二三百年”的“古木”显然是生长于唐代，虽历尽沧桑变化不大，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在宋代湖泊众多，泄水通畅，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就有“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之谚。嘉兴“左苏右杭，负江控海”，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福建省的海岸线蜿蜒曲折长达3324公里。相当于我国海岸总长度的五分之一。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署，在东亚季风带内夏天吹东南风，冬天吹西北风，这给古代靠风帆推进的航海业，提供了宝贵的动力。所以，唐宋以后中国与大食、波斯、阿拉伯穆斯林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利用季风航行，从中国出航的海舶，在秋冬东北季风风发之时，前来中国的海舶则在夏天西南季风盛行之时，在中国过冬，第二年春天返回，当时，东南沿海的广州、扬州、泉州、镇江、杭州、嘉兴、宁波等港口，宋元相继设立了市舶司，外贸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据1990年全国清真寺调查，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省现存清真寺1212坊，其中唐代1坊、宋代18坊、金代1坊。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杭州的真教寺、扬州的礼拜寺、牛街礼拜寺、镇江的仁安坊礼拜寺、宁波清真寺。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在泉州及其附近地区先后发现了数以百计唐宋时期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墓碑及石刻，在海南三亚发现了45座阿拉伯人的墓葬。《新唐书·田神功传》记刘展之乱，神功兵在扬州掠居人，“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宋时进入中国的穆斯林番客、商人沿着长江中下游流域主要港口城市广州、泉州、扬州，以它们为中心进行迁徙。西抵南京，东达上海，沿运河南达常州、无锡、苏州一带，北至徐州，在东南沿海地区经商传教。唐宋时期进入中国的回回先民，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当时的国都和经济发达的城市，他们留下的后代在为以后回族形成的一个来源，说明中国回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四、元代温暖期与回回人在全中国迁徙

1215年成吉思汗在东方崛起，在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就与回回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与铁木真同饮班朱泥水的19人中，就有札八儿火者、阿三、玉速阿刺三名回回人，尤其是蒙古人的西征，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移民高潮，其结果使中亚花刺子模、不花刺、撒马耳汗、玉龙杰寺的几十万回回人东来进入中国，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军士、工匠、官吏、宣教士、科学家、学者、商人、妇女，通过陆路和海路在中国的大地迁徙。元代是气候变迁史中的第四个温暖期，温暖的气候持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元代除了个别年份气候不好外，大部分都风调雨顺。据历代各省水灾表统计元代1280～1367年，甘肃行省总数5次，陕西4次，直隶（包括今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不包括张家口和承德两地区）22次。旱灾：直隶26次，山东7次，山西17次，河南19次，陕西11次，甘肃5次，其它省市很少。良好的气候为他们发展提供了自然条件，蒙古人的西征，打破了辽、宋、夏、金朝人为造成的此疆比界的隔绝状态，陆路的丝绸之路又连接上了。元代国家疆域空前辽阔，东西交通大开，站赤制度十分发达。《经世大典·站赤》曰：“我国家疆理之大，东浙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贯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此又总纲挈维之机也”《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从汗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在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四十或五十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元代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穆斯林从海上进入中国更容易。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各色人种大量进入中国，在元时形成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开放局面。

在元世祖之前，蒙古统治者使用“空其人以为牧地”，结果一度出现了“仓禀府库，无斗粟尺帛”，利害关系本身教训了统治者，元世祖深知这一点，至元十二年他对南宋降臣高达说“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耶律楚材建议朝廷改变这一传统的做法。忽必烈继位后，立大农司，劝课农桑，兴办水利，开垦农田，1263年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1264年，忽必烈命张文谦行省西夏中兴等路，文谦命郭守敬、董文用等巡视开疏西夏河渠，招集流民4、5万开辟中兴、西凉、甘、瓜、沙等州境内的水田。1322年英宗诏“免回回人户屯戍河西者银税”在今西北地区都是屯垦，留居了大量的回回人。元代回回人进入腹里地区（直属中书省管辖的今河北、山东、山西地区），包括河南、江浙、江西湖广诸行省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据有关史料统计，回回官宦世家在这些地区落籍和仕籍的有21家。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华亭（今松江）属于嘉兴路后改为府，回回人赛典赤·纳速拉丁任松江府达鲁花赤，他所率领的西域亲军从浙江嘉兴到松江的人有三万之多。《至顺镇江志》户籍统计，所属录事司、丹徒、丹阳、金坛的回回人口数分别是296,31,40,7。躯口中回回人口分别是279,11,18,2。总计镇江路回回人口684。元代东南沿海的回回人主要商人，回回商人“善水陆利”，“兴贩营运百色”，“天下名域取邑，必居其津，专其膏腴”。中统四年（1263年）中都（今北京）有回回户2953户。泉州在当时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泉州发现的穆斯林墓葬石刻元代25块、福州2块、扬州5块、杭州7块。在《中国回族金石录》元至正年间，重新修建清真寺的碑记有广州、泉州、河北定州5块。功德纪念碑记元代4块。人物碑记南宋到元代泉州、广州有19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省现存的1212坊清真寺中元代的有23坊。元代，伊斯兰教做为外来的宗教进入中国，并且随着大量回回人的东迁，到了元代回回人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势力，在居住上沿海以港口城市为主，在中原内陆以大中城市为主。在发展走向上，以长江流域的东南沿海城市泉州、广州为主，通过运河两岸进入中原大地，逐步地向内陆省份扩散。元代以前回回人在居住上别具特色，他们主要分布在全国的大中城市，居住在农村的也是在土地和生态环境较好的村镇，正是在这些良好的环境中，使回族在元代的征战和大迁徙中，在全国的范围内迁移分布，为明代回族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明代冷期，回族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从元代末气候开始变冷，加之元末十年之久的黄巾军起义，元政府的残酷镇压，使中原大地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景象。除了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亦爆发一时。据《元史》记载，元末明初水旱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陕西（包括今甘肃、宁夏）22次。进入明代气候继续寒冷，灾害频繁。据邓云特先生统计明代灾害数为1011次，其中水灾196次，旱灾174次，蝗灾94次，雹灾112次，风灾97次，疫灾64次，地震165次，霜雪16次，歉饥93次。明代水旱灾害最频繁的主要在浙江57次，湖北46次，陕西20次，湖南17次，江西16次，四川8次，安徽6次。1425～1649年的225年中，宁夏主要出于旱年，严重的旱灾有18次，有名的“万历大旱”、“崇桢大旱”就出现在这个时段。《明太祖实录》称“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人烟断绝”，人粮剧减。为了巩固政权，恢复生产，明政府将州府降格，采取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史称洪武移民，而“靖难之役”后，又有永乐迁民之举。这样，就形成了持续50年之久的大移民，回族人也投入到这一移民开垦的浪潮之中。

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断绝了从海上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在陆路明初的移民走向是从塞北到华北、中原地区。到中期以南京为中心，山西为中转站，向全国四处扩散。气候冷期我国是西干东湿，明代西域回回人为了进入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不怕干冷严寒的气候，入附中原达几十万之多，有许多人进入了南京。洪武末年，南京除驻军外还有30万人，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万历二十年南京回回户9230人，并说明由于天灾人祸，万历年间南京的人口少于洪武年间的，由此看来明初南京的回回人可能有数万人之多。永乐初年南京迁出的人居全国之首。从现在陕西、甘肃、青海、湖南、广西、云南、河北、北京的回回族家谱和口碑记载，他们的祖先是从南京来的。洪武年间中原地区、华北平原人烟稀少，山西人口多于它们，从全国四面八方来的移民（包括回族）汇集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然后向全国各省迁移。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陕西部分回民是当时移民的后裔。明代由于政府的排外政策，伊斯兰教传播不畅，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回族人口处于停滞的状态，例如泉州灵山圣墓从元至治二年（1322年）重修后，整个明代都未见再修，经清、民国到1994的泉州男女老少穆斯林只有128人。由此可见，东南沿海伊斯兰教和回族人口发展衰落程度。明代回族以南京为中心，沿长江流域及运河两岸的大中城市迁移，今南京、西安、北京、天津、兰州、临夏、西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常州、六合、菱塘、嘉兴、赣州都有明代建的在本地区有名的清真寺。1990年全国清真寺调查，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省的清真寺1212坊，明代建的有157坊。截至1991年底，宁夏银川市117座清真寺只有2座是明代所建，吴忠市850座中明代只有6座，固原市有可查题记的清真寺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在《中国回族金石录》中，明代回族各类古籍36件。从这些古籍和现存的清真寺可以看出明代回族的迁移走向和居住方式。明代全国人口已达到6000万以上，回族人口不仅分布在大中城市，而且进一步地深入到各地乡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分布格局基本定型，回族整体实力得到了稳步的发展，为清代回族的发展打下了厚重的基础。

六、清代冷期向暖期转换，回族在发展中前进，前进中求抗争

明清时期气候的总趋势是寒冷的，尤其是从1650～1700年最为明显。但是，从1650～1800年，是一个比较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时期，这一时期长达150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至乾隆时期出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丁男不知兵革之患，亭障从无烽火之警”，自然灾害瘟疫相对较少，“人寿年丰”，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了6倍，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已超过4亿。土地耕种面积在康熙初年只有530万公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增加到780万公顷。城市商业、手工业持续繁荣，财政收入不断增长。回族人口在道光年间也达到了200多万，其分布格局在全国基本定型，回族人口在许多年的积累下得到了发展，又在比较有利的生存空间中不断地前进。清朝前期回族人口的发展以陕西的西安为中心，沿黄河流域及大运河两岸，在云贵高原、天山南北、祁连山脚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同治年回民起义失败后，中国回族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他们的全国分布发生了有史以来巨大的、被扭曲的改变，由东南向西北，由中心城市向城镇，由生态环境好的地方向荒芜人烟的地方强制迁移，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他们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经过半个世纪的奋发图强，她的发展中心转移到了甘肃，以甘肃为中心，以西北地区为发展基地，带动了全国回族伊斯兰教的发展，到光绪年间呈现出良好的局面。在清真寺的建设上，在中国回族金石录的各类古籍中，也明显地看出道光朝前的占20％，道光朝到光绪朝的占10％，光绪朝到清末的占70％。在《广州伊斯兰古籍研究》一书中，重修怀圣寺、先贤古墓的碑记、献匾等康熙、乾隆朝的17个，道光朝的17个，光绪朝的18个，天津、辽宁营口、杭州、安徽安庆、山东、河南等省在道光、光绪朝的重修或新建了清真寺。据1990年全国清真寺调查，山东、河南、安徽、浙江四省现存1212坊中的1000坊是清代到1949年建的。清同治以前西安城包括四乡有回民64坊约七八十万之多，　可到同治年后剩下不到几万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上海市区第一座清真寺一南寺建成。宁夏吴忠市有45座清真寺建于光绪朝，固原市清代428座清真寺中335座是光绪朝建的。到民国三十至四十年回族人口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在全国现存的清真寺这一时期建的占较大的比重。到20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回族人口有了增长，又有大量的清真寺出现在全国各地。回族人民就是这样不断的迁徙，不断的抗争，不断的拼搏，不断得到发展。

七、回族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的变迁

生态和气候环境的协调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它们之间的恶化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同样，改善它们也必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综以我国几千的土地开发史，大体上经历了以畜牧为主──农、牧交替──以农业为主的历史演化过程。在前两个阶段气候、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山水清丽，林跨数郡”，“桑麻翳野”，在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就逐步成了“举目四顾，赤野焦土”的凋敝景象。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主要解决人－地－粮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的好与不好，历史的对比使我们看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从回族迁移史看，经明初的大移民，回族在全国的分布基本定格。但是，清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失败后，回族历史上人口强制的大迁移，改变了回族在全国的分布格局和居住形式。从那时起，西北的甘青宁成为全国回族主要的聚居区，至今仍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从那时起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清同治年间回族人口被迁移到化平县时，当时的化平还是一个水草丰美、森林茂密的地方。回族人口到了之后，为了得湿饱求生存，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以解决吃饭问题，伐木烧炭，以解决取暖补充热量问题。他们在解决人－地－粮的关系同时，还要解决人－地－炭的关系，这对矛盾至今没有彻底解决，有些问题现在还突出了。目前，我区退化草场面积占天然草场面积的97％，植被覆盖为30～50％，部分地区不足10％，单位面积产草量比二十世纪50年代下降了30～50％，全区沙漠化面积125.7公顷，占全区部面积的23.3％。面对这些，我们必须考虑人口迁移与气候生态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不断的深入，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显得更加重要，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尤其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但会加快回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会有效地调控回族人口的发展和人口迁移。因此，我们在处理好人－地－粮，人－地－炭的矛盾的前提下，做好退耕还林还草的工作，大搞生态环境建设，再造一个秀美的西北山川。

※　注释

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10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卷三371页。

同 513～514页。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464页。

王树理《回族研究》宁夏2001年4期103页。

同 64页。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出版社1996年版127页。

《马可波罗游记》卷二26章。

王礼《义冢记》《麟原前集》卷6。

《元史》卷8《世祖记》至元12年5月庚辰。

《元史》卷28《英宗记》二。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55页。

黄秋润《伊斯兰教从海上来泉州传播后的盛衰》《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宁夏出版社1988年181页。

韩敏《清代乾隆年间西安城四乡回民六十四坊考》《伊斯兰文化研究》西安2001年3期。

参考书籍：

1.余振贵《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出版社2001年。

2.扬志玖《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

3.林松《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4.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5.答振益《中南地区回族史》新疆出版社1995年。

6.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7.何兆国《宁夏清真寺概况》。

8.《宁夏气象志》气象出版社1995年。

9.余贵孝《固原回族研究》。

10.《文史知识 山西专号》1989年12期。

11.汪一鸣《不发达地区国土开发整治研究》宁夏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