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42年访华80余次 称中国梦美国梦殊途同归

基辛格再论中国。

⊙ 记者：张璐晶｜北京报道

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经过一个近8个小时的飞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所乘坐的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飞机终于抵达北京南苑机场。

当基辛格走下飞机，拘谨有礼地与叶剑英元帅握手寒暄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此行将成为开启几十年后全球最重要、最活跃的双边关系的钥匙。

42年过去，基辛格出访中国超过80次，在中美关系的若干关键节点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这个当年在他眼中“美丽而神秘”的国度，如今已经变得再亲切不过。“中国是我交往最久、最为深入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朋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2011年，88岁的基辛格出版《论中国》，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今年6月，这位“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的长者再次来到中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基辛格再论中国与中美关系：“我一直坚持美中应该去创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论及中美两国的战略不信任，基辛格重申：两国应遵从“战略互信、共同演进”的发展道路。

对话基辛格
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开创更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离开这个世界前，我有责任带孙辈们看看中国。”

6月26日上午，在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面对面之前，已经80多次到访北京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携着儿媳、孙子第15次造访了天坛。

基辛格上一次来天坛，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在那一次游览过程中，基辛格不止一次地说：我爱这个地方。他在留言中写道：一个国家有着伟大的过去，也将永远拥有辉煌的未来。

自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之日起，这位42年前重启了中美大国关系大门的人，如今已90岁高龄，还经常乘坐20个小时左右的飞机航班，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学术界他算不上是中国专家，他的专长在于“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且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他还试图把这种兴趣传给他的子孙。

谈中国领导人：
19世纪对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因此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不同，他们往往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中国的历史悠久而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凭借这样的积淀，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而事后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

正是基于这一点，基辛格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黄帝到春秋战国，从三国到唐宋，从明清到民国，在其2011年发表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基辛格便尝试以中国传统的以古鉴今的思路来思考中国、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

在基辛格看来，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曾经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19世纪对当代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也是从那时开始，中国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视为是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就此纠缠不休。迄今为止，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这个恶性循环。”

谈中美关系正常化：
秘密访问是怕引起国内争论

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冰封已久。

而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议（《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美国以日本拥有“施政权”为由，把联合国交付美国托管之琉球行政权交予日本管理。同时，美国还错误地将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管辖区域内。美国此举引发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美国不想承认这些岛屿属于日本，但当时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往来，这是在中美两国关系恢复之前的事情，所以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钓鱼岛问题暴露了当时中美两国因为缺乏对话而对很多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的窘境。基辛格回忆，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想启动一场对话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实现两国和解了。“此前的20年里，中美两国都视对方为死敌。中国把美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是比苏联领导人更加强劲的对手。”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我们没有人员互访。当时，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是敌视的，因此我们准备访华是秘密的，因为我们担心如果计划公开，恐怕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对话前就引起美国国内的巨大争论。”

两国领导人已为一场外交革命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正是有此基础，基辛格的破冰之旅才得以成行。基辛格会见了周恩来、毛泽东之后，离开北京前，双方还无法完成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

“最后的措词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这之后就是震撼世界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但在此后的7年里，美国的“水门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分歧，都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两国正式建交的脚步。不过，两国领导人希望进一步建立外交联系的愿望并没有中断。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这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与《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谈中美经贸发展：
八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合作性的对华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但是两国政府都共同努力制止关系滑坡。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克服国内反华逆流，促成国会通过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中国领导人12年来的首次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接下来的1999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3月，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悲剧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中国国内日渐高涨的反美情绪，美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一再道歉，称这是一起“错误的意外事件”。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因为这一事件而导致中美关系倒退。在中美双方的努力下，是年11月15日，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达成，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对中美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自那时起，两国的贸易额呈几何倍数增长，两国之间有着难舍难分的共同利益，最近30多年来，中美的贸易额从不过10亿美元，到2012年已经达到近5000亿美元。而据基辛格介绍，在两国建交后的两三年里，美中贸易额还不如美国和中美洲小国洪都拉斯的贸易额。

中美贸易取得极大增长的同时，分歧和摩擦不断，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休。1980年，中美两国开始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但由于80年代末期中美政治关系一度恶化，谈判处于停滞状态。

2006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到2008年进行了5次。

2009年4月，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参加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机制自确立以来，中美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

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今年6月，第九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山东青岛举行。而于7月10日、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投资协定也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

中美投资协定如果谈成，将为今后的中美自贸区和中美TPP谈判、构建更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奠定基础。

对此，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会持续，但以我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国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加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出口。至于国与国间的贸易摩擦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所经历的。”

据基辛格介绍：“今天的美国民众相当大一部分都希望和中国搞好关系。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我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美国民众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但是过去40年间，八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比较一贯的对华政策，虽然他们各不相同，所属政党各异，但是他们的对华政策是合作性的。”

30年前，中美金融交往是零；如今，两国利益交织。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就表示：“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

谈新型大国关系：
尽管艰难，但领导人有责任促成

如今，中美关系正面临实力竞争与权力转移的历史周期，未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是走传统的战略对抗之路，还是开辟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有西方学者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复现“德国崛起、一战爆发”的情况。而基辛格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历史不会重演，中国威胁论不成立，中美之间应该合作而不是分裂。

“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历来激烈碰撞，屡屡爆发冲突和战争，这似乎已成历史定律”，这一用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论断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颇为流行。值得庆幸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领导人都表示不愿接受这样的历史宿命。

基辛格非常推崇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长文。戴秉国强调：“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在世界上争霸？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但他也暗示美国：“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不以防范、遏制和损害中国为目的，希望有关国家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生存发展的这个地区，在我们家门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基辛格借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了中美外交政策的不同：“4000多年的历史里，中国几乎都面对着敌对的邻国，对于外国的担忧一直贯穿中国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概念化思维，就是从内涵和引申意义去理解事物。而美国的历史要短得多，并且背靠两大洋，从未面对过强大的邻国。所以美国人很务实，他们看到一个问题，然后就想去解决一个问题。但中国人看到一个问题，可能会考虑去解决，但也会考虑是否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形成了两国做事方式的不同。如今，美国已经知道自己并不再是处于独立的状态，其他国家已经可以影响到传统意义上美国的‘地盘’。美国也应该形成如中国一样的概念化思维。”

基辛格表示，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关于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表述，非常重要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上大国关系多数是通过冲突解决的，但当今世界，伴随着可相互摧毁的武器存在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这种情景完全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危机。”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美中应去创建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对于建立这种关系的态度都是真诚的。”基辛格说。

谈中国梦与美国梦：
中美都追求更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有专家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积极向好。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先后迎来复苏，似乎正在勾勒出一幅全球经济复苏的图景。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实际状况比数据更好，“美国经济的基础正在进行根本的转换。10年前我们还是能源纯进口国，现在我们正在成为能源富余国，这会对经济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因为汽油变得更廉价，这可以抵消很多美国工业制造业的高成本困扰，使我们也可以成为低成本工业制品的生产者，我认为这在下几十年将得以实现。因此，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而不是一年半载的短期来看，美国经济复苏是很不错的。”

但是，基辛格认为，欧洲的情况要糟糕很多。“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内部各个地区情况差别较大。富国觉得他们不能无止境地向穷国付出，而穷国又不愿意接受富国的指导来解决结构性问题。除非他们能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否则这些结构性困难将非常难解决。所以我认为欧洲的复苏将会慢很多。”

论及未来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基辛格说：“中国、美国、印度、巴西是我首先想到的国家。如果俄罗斯能对其政治组织形式加以改革，使之与其经济发展潜力相称，俄罗斯也会有发展潜力，但它不会像刚才我说的那些国家那样有潜力。”

基辛格因此提到了“中国梦”和“美国梦”：“‘美国梦’源于美国人对于改善个人生存条件的不断追求，他们认为明天永远是更好的。而中国人在近150~200年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因此，放眼向前看，提出‘中国梦’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虽然发源不一样，但两个梦的终极状态是一致的，追求的都很相似：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基辛格眼中的中国领导人：
“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不同凡响 的人物”

⊙ 记者：朱禁弢 朱梓烨

在美国，对于中美关系，恐怕没有人能够比亨利·基辛格更有发言权了。这位42年前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开创中美关系新篇章的美国前国务卿一直坚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而中美领导人能够有智慧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造福全世界。

而从没有对话机制，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最有活力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似乎都能找到基辛格的身影。

“毛泽东拥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1971年7月9日，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特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执行代号为“波罗一号”的秘密访问。彼时的他刚刚在巴基斯坦摆脱了穷追猛打的记者，悄悄地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北京。当时他只能在中国停留不超过48小时，但他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就长达17小时。

这次秘密会谈奠定了中美两国进一步交流沟通的基础。但基辛格这次并没有见毛泽东主席，而且还避之不及。“因为我很清楚，尼克松总统希望成为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美国官员。尽管访问中，我知道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我提出要求，毛将会见我，如果我不主动提，毛就不见我。但考虑到一旦见了毛，我回美国后会让尼克松不悦甚至动怒，我还是按捺住了见毛的强烈愿望。”

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抵达北京。在当天他们就与毛主席进行了会面。基辛格在这次会面中首次见到了毛泽东，他形容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

1973年，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这位德国裔犹太人，获得了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同年，基辛格获诺贝尔和平奖。

后来，基辛格一共5次见过毛泽东。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当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依然清醒：“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世界。”“你们美国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之后是日本……”

对于毛泽东的印象，基辛格最开始感觉他是“高深莫测的”，但后来基辛格回忆毛泽东时，认为毛泽东“总是极富智慧，有很强的活力来控制谈话，在外交事务上很有见解”，拥有“压倒一切的魄力”。

“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

1977年，基辛格卸任美国国务卿，成为乔治敦大学的一名客座教授。美国总统福特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次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基辛格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正式访问美国。是年2月、4月，邓小平与基辛格在华盛顿和北京两次进行了会晤。

事实上，基辛格对邓小平毫不陌生。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1974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邓小平简明扼要的发言，引起了热烈反响，令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都有点羡慕了。初次见面，邓小平处事的果断和洞察力给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

1979年的两次会面，基辛格对邓小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此后，基辛格又多次来华访问，每一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

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总统上台执政后，基辛格便再未直接参政，但他仍以学者、民间智库思想家、政治评论员等身份，继续担当中美之间的友好使者，促进中美合作。

1980年，保守派代表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为了避免中国方面的担心，基辛格再次作为中间人代表美国政府向中方解释里根意图开辟与北京新关系的决心。此后中美关系快速发展。

1982年9月，创办了国际咨询公司的基辛格对中国进行了私人访问。他与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基辛格回忆道，邓小平号召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先进技术，还鼓励派出留学生，而这些推动中国发展的新理念都让基辛格印象深刻。基辛格后来称赞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20世纪最伟大人物之一”。

而在1989年，当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基辛格再度挺身而出，为了避免中美关系完全破裂。当年11月7日，基辛格抵达北京与江泽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展了积极磋商。在基辛格的斡旋之下，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来华访问，使得中美关系趋于稳定。

“江泽民温文尔雅精力充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中美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加入WTO（世贸组织）问题和台海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争议焦点。

1989～1991年，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与基辛格三次会面，双方就中美关系的障碍问题进行了探讨。

1995年7月，基辛格率领美中协会（美国涉华事务高官组成的团体）代表团访问北京，基辛格在会见时说：“美中关系十分重要，我这次来访看到了中方对改善美中关系的积极态度。我将为美中关系的发展继续不懈努力。”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速正保持在7%左右，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978年的3倍。基辛格认为在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带领下，中国正在加快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堡垒”。

随着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进入了自建交以来关系最佳状态。

基辛格在评价江泽民时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内部报告：“温文尔雅，精力充沛”。基辛格还曾表示，中美两国历史状况等土壤截然不同，不能完全用美国的标准去衡量中国，任何对华的强硬施压都不会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他引用江泽民的话：“我们不会向压力屈服……这是我们的哲学原则。”

“胡锦涛慎思谦和有礼”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尤其是2008年中国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更是前所未有的紧密。

2002年，胡锦涛便与基辛格多次会晤。2002年4月，两人在北京、纽约两次见面。2002年11月，胡锦涛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11月和2005年5月，基辛格两次应邀访华时，胡锦涛都会见了他，并对其长期致力于中美友好，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赞赏。

2008年美国《时代》杂志公布“年度百大影响力人物”，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度入选。基辛格亲自撰文介绍胡锦涛。基辛格在文中表示，胡锦涛的领导特质是不说没必要的空话。不论在哪个场合见到他，胡锦涛总维持一贯慎思与谦和有礼的作风，且凡事做好万全准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凸显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地位的巨大变化。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阻止了全球经济的下滑。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巨大刺激，以及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协调，整个世界可能就会面临更加糟糕的经济衰退。

2011年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同年5月，基辛格在纽约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指出，4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富有远见卓识的中国领导人和乐于奉献的中国人民，是他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让中国实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习近平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今年4月，基辛格再度来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告诉基辛格，愿意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继续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确定了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

此前，基辛格与习近平已有多次会晤。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基辛格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中美应“管控分歧”的概念。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基辛格又与美历史上首位华裔部长赵小兰为其接风。基辛格对习近平的印象是：他表现得更自信，“当习近平走进房间时，你就会知道有一位重要人物到场了”。

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论及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基辛格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指出：“习近平对腐败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有能力挑战腐败问题。”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基辛格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重申：大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虽然他们之间需要经常保持相互较量的状态。世界也会看到，新兴大国和原来的大国可以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以合作和伙伴关系为基础。

记者手记
基辛格印象：
谦虚、乐观、认真

90岁的基辛格有一颗不服老的心。当人们以“高龄”介绍他时，他都会风趣地说：“90岁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从你们的年龄过来的。”当人们问他何时退休时，他会反问：“为什么要退休？”因为他正享受着工作和生活。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上午，因为一些事情耽搁，约定的采访时间推迟。回到酒店后，接受采访之前，基辛格又专门更衣梳洗。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走廊尽头的时候，一个大大的笑容和伸出的大手，在表示歉意的同时示意我们可以开始采访。

基辛格没有让助手搀扶他，而是自己放下拐杖，认真摆好，然后再在座位上坐好，并承诺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长安排专访。

当被问及长寿的秘诀时，基辛格笑着说：“因为我谨慎地选择了自己的父母，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长寿基因，他们都活到了90多岁，我的哥哥也90多岁了。”

不过，基辛格近年身体欠佳，不仅做过心脏手术，而且一眼已盲，两耳重听。但做事认真、坚强的他，不仅在2011年出版了《论中国》，还继续活跃在世界各地。

如果以为基辛格只是一位活在历史里的老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不仅熟知历史，更关注当下，且思维敏捷。有时谈到兴起，引申太多，还会主动询问记者，继续回到刚才提问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基辛格：不一样的“美国外交家”

⊙ 记者：张璐晶｜北京报道

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的金灿荣，担任基辛格《大外交》中文版的审校工作。从介绍美国到分析美国，再跳出美国谈美国，金灿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基辛格是他本人很佩服的一位外交家、战略家。“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中国政府从内心感谢他，将他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国也总是会得到超规格的接待。”

不一样的“美国外交家”

“基辛格在美国的外交决策圈是一个例外，他是德裔犹太人，有老欧洲的历史记忆，所以他对人性的理解比一般美国人好。多数美国战略家的思维都过于简单。”金灿荣认为，由于出身的原因，基辛格既忠诚于美国，也忠诚于以色列。而从以色列的角度看，以色列认定未来将是双强世界，所以基辛格没有公开帮助美国政府出主意来对付中国。

2012年，美国选举进行到关键时刻，罗姆尼和奥巴马都为了获得选票而不断骂中国，基辛格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骂中国不解决美国的问题。”金灿荣评价，基辛格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站在他的角度来说，是真心希望中国和平崛起，理由是中美两个大块头实在无法击败对方，谁都打不倒谁。

金灿荣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基辛格对中国现代化贡献很大。

金灿荣总结现代国家的发展一般有三部曲：第一步，求安全；第二步，求发展；第三步，求尊严。简言之就是活下去，活得好，活得有面子。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从1949年开始，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是第一步，即求安全。第二阶段是邓小平时代求发展，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阶段。当中国的人均GDP和世界拉平的时候，中国的第二阶段才结束。”金灿荣认为，基辛格的重要作用就是促成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转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两国和解，使苏联腹背受敌，结束冷战，有利于两国，更有利于世界。中美关系缓和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了铺垫。

中美如何克服战略不信任

今年1月，金灿荣在美国会见基辛格，向他提出了“中美两国战略不信任”的问题。在金灿荣看来，中美间战略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是“老大老二关系”决定的。“奥巴马在两次国情咨文里喊口号似的喊决不当老二，在我看来，美国有一种霸权依赖症。这也和美国每天必须从国际市场借到37亿美元，才能正常运作的金融模式有关。”

首先，“老大”美国要变过来很难。“美国高度虚拟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需要外来资金不断补血，而获得资金的前提，就是霸权地位，一旦国际市场对美国信心有损不把钱借给它的时候，就会影响它的生存。但中国是一个从造火柴到造火箭的全面型国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以对中国，美国特别警惕，因为中国与当年日本不同，有无限潜力。”

而对中国而言，基辛格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提到，中国人有弱势心态，会夸张来自美国的威胁。

金灿荣指出，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不同、法治文化和德治文化的不同，更加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因此美国人老问中国人，你的力量大了你想要什么，利益边际在哪里？但中国人老说，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在美国人的理解里就是‘什么都要’，其结果就是鸡同鸭讲。”

“最后是切实的地缘利益要求不同，美国作为世界老大，要在世界各地确保它的地位，美国当然要在世界不同地区获得老大地位。对中国来讲，亚太就在我们的周边，力量强了当然要影响周边，这就产生了可观的地缘冲突。可以说，中美两国间消除战略不信任是必要的，但过程是艰难的。”金灿荣说。

对此，基辛格的回答很简单，他重申了两国应遵从的发展道路，即“战略互信、共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