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和上海改革：开始劲头很大2年后筋疲力竭

兴师问罪

“久闻大名。你们日子过得很好啊，反正只要进口散件，组装一下就能卖钱了，钱赚得容易。”

1987年6月，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第一次见到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新来的总经理王荣钧，有些出言不善。朱镕基这次是在国务院领导指派下，带领一个阵容强大的工作组到上海，专门调查研究桑塔纳国产化问题。

1984年，上海·大众合资项目历经6年共30多次的谈判才最终落地。按照当初上海跟德国大众谈判时确定的目标，桑塔纳有个长达7年的国产化计划表，每年都要有进度，第七年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可是已经干了两年多，桑塔纳的国产化只有2.7%！这2.7%包括四个零件：轮胎、喇叭、天线、标牌。其中就轮胎值点儿钱，因为一辆车需要5条轮胎（包括一条备用胎），其他的就值100来块钱。

桑塔纳国产化的缓慢进展，让上海市领导非常着急。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来说，有石化、飞机、汽车三大项目同时要上。仔细考察后，上海把重点放在了正在起步的汽车项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明确说道，桑塔纳轿车是上海的一个重要关键项目，只能向前，不能犹豫，“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汽车搞上去”。桑塔纳的国产化，被列为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战略调整的重点扶持项目。如果做不起来，这个“宝”就押错了。

今年81岁的王荣钧向本刊回忆说，上海的汽车工业当时处在一个关口上，之前上海生产的吉普车比不过北京的“212吉普”，2吨半的轻型卡车比不过北京“二里沟”轻卡，5吨的“交通牌”中型卡车又比不过“一汽”的“解放”。完全国产化的“上海牌”轿车是当时国内唯一批量生产的轿车，可是名气没有“红旗”大。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合资品牌，“如果‘一汽’、‘二汽’先上了轿车合资项目，上海汽车工业的命运就很悬了，历史有可能会被改写”。

王荣钧说，1986年“两会”期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在北京找到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请他推荐几位汽车专家，帮帮艰难起步中的上海·大众。陈祖涛就推荐了在“一汽”、“二汽”都干过的他。王荣钧对上海·大众初步了解后，听说上海部分干部偏爱上海汽车厂，认为上海汽车厂虽然不能和上海·大众比，但它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而上海·大众是洋人的。王荣钧说，他于是提出要求，上海一定要把上海·大众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爱护和支持，“如果做不到，不把桑塔纳项目搞上去，那么上海的汽车工业就完了”。

1987年王荣钧到任后，上海·大众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更多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进度为何这样慢？再加上有人写信告状，此事惊动了中央和国务院。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朱镕基见到王荣钧后略带讽刺的开场白。

王荣钧一听，感觉这句话是在批评上海·大众，他回答说：“我上任刚3个月，我的看法是，上海·大众如果不搞国产化，好像一个大楼建在沙滩上一样，迟早会倒掉。8.9万辆CKD（英文CompletelyKnockDown的缩写，指以全散件形式进口整车）指标用完后，如果没有国产化，上海·大众就只有关门了。”这也正是上海市领导着急的原因，等到CKD指标用完了，大众若还没法国产化，不可能再持续地进口桑塔纳，那这个项目就彻底失败了。

朱镕基没作声，大家继续讨论。

出乎王荣钧意料的是，当晚，朱镕基单独找他到锦江饭店中条14楼谈话，这一谈就是3个小时。在看到王荣钧拿出的两张照片后，朱镕基的态度终于缓和了。

照片上是一个在总装线最后一道工序──转毂试验时爆裂的轮胎，这是当天下午刚发生的事。轮胎在转毂试验台上试验时，外层的橡胶与里头的帘布脱开，轮胎爆裂。这还是上海最有名的正泰橡胶厂的产品，它的橡胶、模具都是进口的，硫化工序也是国外技术，但还是出了问题。王荣钧说，要是汽车在行驶中发生这样的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事隔26年，王荣钧还记得朱镕基的反应。朱镕基震惊了，他说：“如果这样，你们搞国产化，每个零部件都相当于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这样不行，国产化质量确实太重要了。”而这正是王荣钧坚持的，他当时正面临着是保速度还是保质量的压力。王荣钧来到上海讲的一句话，被上海媒体广泛引用：“如果只讲国产化的速度，不讲质量的高标准，那么上海牌轿车本来就是100%国产化的了，何必还要引进桑塔纳呢？”

王荣钧还向朱镕基提到，合资企业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很突出，不少上海干部认为，与德国人合作如果不吵架，就是跟德国人坐一条板凳，是软弱和卖国的表现。这种指责让第一任总经理非常为难，作为第二任总经理的王荣钧因为尊重德国人的意见，也遇到不小的压力。

而桑塔纳国产化的起步为何这样慢？这基于中国汽车工业当时的现实，桑塔纳80%的零件需要外购，自己只做两部分：一是短发动机，另一个是车身，把买来的薄板钢冲压成型，拼焊成白车身，再油漆、总装。两者加起来不超过一辆汽车价值的20%。所以，零部件对于桑塔纳国产化非常重要，占到汽车价值的80%，可是中国过去主要是生产卡车，几乎没有轿车的零部件工业。当时德国的《明镜》周刊报道说：“面对桑塔纳一切为零，上海·大众像是被扔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厂。”

按照合同规定，桑塔纳国产化的零部件必须拿到德国去测试，由总部设在沃尔夫斯堡的德国大众公司认可。可是每做一个零部件，如果要达到德国大众标准，都要引进设备，引进生产线，引进软件系统。但引进技术的资金又成问题。

王荣钧向本刊介绍说，上海牌轿车产量最高的一年也只有7000多辆，一般年份只有四五千辆，而桑塔纳的初期规模就是3万辆，这些零部件厂的产能规模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更不要说年产量达到几十万辆了。“这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得有个过程。”

听到这些意见后，朱镕基明白了桑塔纳国产化的艰难。王荣钧说，在和他聊到夜里23点多之后，他坚持从14楼坐电梯送王荣钧下楼。

不过朱镕基有名的火暴脾气并没减少，在看到照片上的轮胎问题时，朱镕基马上提出要调查、要撤轮胎厂厂长的职。这点让王荣钧有些左右为难：“这个厂长是我的好朋友，对上海·大众也很支持，如果因为我反映了轮胎的质量问题而被撤职，我会感到内疚。但掩盖质量问题，对桑塔纳国产化会带来危害，我想如实反映问题还是对的。”最后查出原因是一袋橡胶原料受了潮，白班的工人发现后把这袋受潮的原料放到了一边，而夜班的工人不知道，双方没有交接清楚，就把这袋受了潮的原料使用了。王荣钧发现，除了技术之外，管理也会使生产出现大问题。

在调查组离开上海前，朱镕基在总结发言时提出了后来被广为传颂的那句话：“国产化要坚持高质量，不要‘瓜菜代’！”

“桑塔纳”必须国产化

这次调查后，朱镕基总结说：“我开诚布公地说，上海桑塔纳销售得很好，但是推进国产化工作的进程很慢……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痛苦教训，三年来的国产化工作，实际上几乎没有向前迈进一步。”在这年底的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组长姚依林、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上海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1988年要达到25%，1989年达到50%，1991年基本实现国产化。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1987年12月22日，朱镕基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桑塔纳国产化的难题，成了他需要打的一场硬仗。这也成为他初来上海主抓的一个重点项目。

对此朱镕基应该是已有准备，在半年前的1987年7月，他在全国对外经济合作会议上注意到工作能力突出的陆吉安，会议后通过广播找到他。“上海陆吉安请注意，朱镕基有事找你。”朱镕基请陆吉安吃饭，又给他买好回上海的飞机票，飞机刚落地，上海市的专车已经候在一旁。朱镕基与上海市领导商定，让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陆吉安，同时兼任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总裁、上海·大众汽车公司董事长。为了保留他的公职，上海市特意打报告给国务院。而朱镕基的这一安排，上海·大众首任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在回忆录中说道：“那是朱镕基巧妙的一步棋，将一个他信任的人放在上海·大众董事会的最高位置上，他相信那个人会在我们看来不寻常的双重角色中，以新的干劲将国产化和我们共同的项目向前推进。”

桑塔纳怎么往前迈步，涉及如何利用外汇、如何节省成本、如何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等各方面，朱镕基不得不领着大家一起算账。

桑塔纳项目的散件需要进口，它是由德国大众采购来的，要收中方管理费、包装费、运输费等，它的包装费占了零件价格的30%多，所以说，组装一辆车要比进口一辆车的价格高。但为什么还要组装？由于零部件进口关税低，桑塔纳项目的高技术含量等原因，所以有优惠，只收50%的税。而当时整车进口的价格，要原价加220%的税，等于是3倍的价钱。这样算下来，组装还是便宜的。国家最初决策的整体想法，就是限制整车，放松一点组装。但组装也要动用大量外汇去购买零配件。一辆桑塔纳的CKD零件要花1万美元左右。1万辆就要1亿美元。

朱镕基对此十分着急。“（国产化）这个工作应我们自己做，不能只靠德国人，因为靠CKD他们照样赚钱，他们不会比我们着急。”“（国务院）每年准许上海生产轿车的数量按国产化率递增，不能无限制地搞CKD。现在搞CKD可能赚钱，但国家没有外汇，不能这么搞。所以对上海同志来说，搞国产化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朱镕基将他说干就干的工作作风带到了上海。1988年4月，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长。上任不到3天，他就来到上海安亭大众汽车厂视察。他视察后第二天一大早，让德国合作伙伴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德方副总经理波斯特描述说：“第二天，一如往常，早晨6点半，保尔和我驱车驶往工厂。在我们就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堵车。在厂区入口处，一辆巨型吊车横卧在马路上，将路堵死，没人可以继续前进。中国人一夜之间从哪里弄来了这样一辆吊车，谁又将它运来横在我们的厂门前，我们并不知晓。不过，从那时起，洛浦路就在我们的厂门前打住了，同一天，开始了周围道路开通的挖掘工作。我们长舒一口气，感受到了朱镕基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做生意在中国仍然是‘政治事务’，碰到问题，最后还是政治说了算。”

原因是，在头一天的视察中，波斯特向朱镕基反映了三个问题，最紧迫的就是：“那条穿过我们厂区的公共道路，一直没有封闭。市长先生，您知道灰尘对于油漆车间意味着什么。穿过本来就很不封闭的窗户进入油漆车间的每一粒灰尘，您之后就会在出厂的桑塔纳的漆面上找到。照理说，这条道路两年前就该封闭，合资合同里也是这么规定的。”当时面色已经不好看的朱镕基马上说：“如果这条路24小时内没有被封闭，请您打电话给我。”然后波斯特第二天早上便看到了让他惊诧的一幕，这条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纠缠了3年，好几个部门“扯皮”都没能解决的公共通道，果真24小时内就给堵死了。

而在处理类似事情时，性情耿直的朱镕基常常是憋着一肚子火。1988年7月31日，朱镕基写信给时任上海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万学远，直接批评上海市府的机构现状：“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他提出：“久拖不办要追究一把手失职”，“凡副市长、副秘书长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没有把握的事可随时直接请示市长。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不成”。

这也是朱镕基在上海工作3年多，给部下留下的主要印象。一位老局长向本刊回忆说：“朱镕基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就传开了，说这个人厉害得不得了，大家以后要小心了。果然，他来了后听各部门的局长汇报工作，就像提审一样，他如果问了好几个业务问题，局长答不上来，那就有得难堪了。他动不动就要撤大家的职，今天说要撤这个的职，明天要撤那个的职，当着几十个人的面，挨批的人真是下不来台。”

“我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

1988年2月正式来上海工作的朱镕基，正面临上海的“内焦外困”时期，他担心的是，如果上海找不到新的突破口，历史会让他和同僚们下不来台。

“桑塔纳”的国产化仅仅是难题之一。纵观上海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给人留下“几起几落”的印象，但是到了80年中后期，随着改革深入，各地区无法再享受原有计划经济统配的廉价原材料，而需要面向市场自行筹措，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上海财政好几年滑坡，只“落”不“起”了。1985到1987年，上海的年财政收入由181亿元跌到165亿元，而在朱镕基接任市长的1988年，当年的财政收入预计为153亿元。

上海实业综合研究院的理事长钱启东那时正在上海市计委工作，他向本刊回忆说，当时正是上海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上海四周的乡镇企业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上海郊区的乡镇企业也在发展，但是不如江浙的小企业灵活。而上海市区内的大工业，就更是笨重陈旧了。

大企业待遇低，不少江浙的乡镇企业来上海大企业挖技术人员，80年代初上海出现了“星期日工程师”。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韩琨，因为几年内每逢周日就帮助奉贤县一家橡胶厂技术攻关，收取了工资和奖金，成为全国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中上海的一只“大老虎”。坚信韩琨无罪的律师郑学诚据理力争，法院仍然判韩琨有罪，郑学诚将此事告知媒体，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的醒目标题报道了韩琨事件，引起全国的强烈反响。

这场持续4个月的全国性大讨论，最终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时任国家劳动人事部部长的赵守一就科技人员兼职和业余科技劳动问题公开发表了意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做出了对韩琨不定罪的批示意见，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陈丕显还将此事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做出了韩琨无罪的结论。

就是在这样一种改革该“放”还是该“收”的争论中，上海的改革开放走得摇摇摆摆。钱启东说，江泽民来上海工作后，说了那句特别经典的话：“上海人精明，但是不高明。”当时各地为了拉到外资，乡镇干部几乎“赤膊上阵”，可是上海的干部有优越感，谈合作老怕吃亏，要求提得很高，最终谈成的项目不多。外商在上海办事，衙门难进，事情难办。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就任市长两个月的朱镕基，面对来访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坦言自己面对当时上海工厂火灾隐患的压力。而这场会面结束后，作家请求市长帮他买一张回北京的飞机票，因为当时上海的飞机票经过层层扣留，只能通过后门关系而非售票窗口购得。

从上海经济的层面来说，国营经济占上海经济的大头，计划体制要保障大量的工人有饭吃，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上海当时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纺织行业，在闸北区、闵行区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在纺织业工作。而江浙乡镇企业的崛起，有着机制灵活、成本低的优势，一直是上海支柱产业的纺织业受到了外地竞争的冲击。上海的财政困难与企业经营不善、民生问题不好解决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老百姓自嘲上海是“30年代的马路，70年代的车辆，80年代的人流”，对现状觉得“气不顺”。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上海市民，对当时的公交车、棚户区记忆深刻。1987年底，陆家嘴轮渡发生踩踏事故。1988年上半年，全市笼罩在甲肝阴影中，感染人数达31万。而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市政自来水管道，频繁在这一时期出现老化爆裂情况，冲毁马路，影响用水，还可能造成人身伤亡。

上任不久的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表达了工作的不易：“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3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之后，朱镕基形容上海老百姓的困难：“上下班交通困难，喝的水不像水，住的房子挤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下你要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大容易的。”

不过对1988年的上海来说，朱镕基的到来，“给了大家对‘京官’的一种期盼，认为他会带着中央的政策来，是来破题的”。钱启东说，今天回头来看，朱镕基在上海的3年多，“既是一个上海进一步市场化的过渡期，又是浦东开发引领新时代的启动时期，他为上海引领改革风潮、后来居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的姚锡棠说，江泽民和朱镕基两个外来干部，是非常坚定的市场经济倡导者，之前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也是倡导改革的。“汪市长是个绅士，学者气质浓，非常温和；江市长在战略上能抓住改革的重点，有胸襟；朱市长是个冲锋的人，敢得罪人，办实事。”从江泽民在上海任职开始，每两个月上海市领导会组织专家开讨论会，市长直接听取专家们的发展建议，有时候也会与专家争论问题，这个习惯延续了十几年。

权力下放与“要政策”

朱镕基到来的1988年，财政困难的上海确实迎来了好政策。1988年2月21日，国务院原则批准上海市《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同意上海市从1988年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包干上缴基数为105亿元，全国当时仅有广东和上海享受了“财政包干”的待遇。朱镕基很是兴奋，“一定要把过去吃中央财政的思想转到包干思想。包干后会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尚无体会。区县包干会有很大潜力。只要上面少干预一点，让他包死，他可以大有作为，办法有的是。”如果转变思想观念，“上海就大有希望”。在持续深化的改革中，中央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朱镕基对上海的干部一再强调，要转变观念，权力下放。上海市政府的权力下放至区县，1989年底，朱镕基提到各个区县比财政包干指标多收两三千万元，“区县管的事多了，办的事多了，财力也增加了”。

但是上海干部转变观念的过程，并没有朱镕基期望的那样快。“我现在最头疼的是，我们提出一桩事情，有些同志就说，这件事上海过去不是这么办的，我跟你讲讲过去的历史吧！我就说，我愿意听来龙去脉，但现在需要变革，需要改革。不是说过去不能办的现在都不能办，也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改。但总不能一听说这个办法跟过去不太一样，马上就反感、抵触吧。”

朱镕基在上海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成了对上海人习性的批判，虽然他偶尔也做自我批评，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对下属“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又冒出来了。朱镕基在上海市政务信息工作会议上说道：“很多同志都很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同志们，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就是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当然，我这个毛病要改，批评要注意方式，要注意效果，要肯定成绩，多进行个别谈话。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当时上海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对外贸易口岸，对全国财政的贡献非常大。它以大约占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占全国1/6的财政收入、1/10的工业产值。1988年上海预计财政收入153亿元，按照原来的制度需要上缴中央119亿元，占比达到78%。财政包干后，上海只用上缴基数105亿元，多出了14亿元的机动财力。朱镕基说，这“14亿元就可以成为振兴上海的基金了”。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之后，朱镕基把财政包干形容为中央为上海打的“强心针”，给上海安了一个“心脏起搏器”，给了上海很大的支持，使得他“接手市长工作蛮有信心”。

但上海要解决发展问题，一年多出十几亿元的资金又远远不够。困扰朱镕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为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开源”。找中央“要政策”是方法之一。朱镕基刚刚到上海工作，就给李鹏总理写了一个“陈情表”，由江泽民签发。这份“陈情表”的目的是找中央要生产“桑塔纳”的指标。朱镕基在就任市长的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谈道：“现在‘桑塔纳’是非常赚钱的，一辆汽车要赚好多万，但今年计划只能生产1万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产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产等于买人家的散件来装配，花费大量的外汇，所以国务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让多生产。但是我考虑，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的话，日子过不下去……现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难，就得靠‘桑塔纳’去换原材料，不然就要停产了，因此无论如何请求生产1.5万辆。多这5000辆汽车，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几个亿啊！”中央支持了上海，朱镕基的机动财力里边又多了几个亿。

要保证财政收入，就得把生产搞上去。朱镕基刚到上海的1988年1～4月份，虽然工业增长了4.8%，但地方国营工业是下降的。当时制约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原材料缺乏。

朱镕基给金融部门开会，希望他们支持企业发展。“过去上海主要是原材料靠分配，产品靠调拨，占用资金少。现在转向商品经济，企业流动资金占用额逐年上升，因此，有必要规定企业压缩流动资金的任务，加速资金周转，以促进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企业真正搞活了，生产发展了，银行资金的潜力会更大。”

这种筹集原材料的过程，就像一场“战斗”，从年初开始，上海需要派出不同的队伍四处活动。一方面派代表团去北京呼吁中央“开仓济贫”，把国库的东西借给上海；一方面派各路大军去各省市，有的去催，有的去求援，有的拿“桑塔纳”轿车、电冰箱去换。朱镕基发现，原材料光靠国内不行，还得大进大出，搞原材料进口。可是进口离不开外汇，除去上缴给中央的15亿美元的外汇，上海自己还需赚到外汇，来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实际上，朱镕基在到上海工作前，已经找国家计委借了一个亿的外汇额度，来帮助上海工业进口紧缺的原材料。国外供货方掌握了中国进口原材料的习惯，按朱镕基的说法是：“每年11月份开计划会议，定下明年的生产指标，然后要进口多少原材料，把外汇拨给你，到第二年1月份派代表团出去。他（外国人）就在那个时候涨价。”于是朱镕基和相关部门研究后，“上海今年（1988年）打破常规……要很好地研究国际行情，不能迟疑，看准了就要抓住时机赶快买下来。大进大出，这是上海很重要的措施”。

原料告急

梅寿椿领导的上海市纺织局，便是上海当时生产和创汇的重要部门。81岁的梅寿椿向本刊回忆说：“上海当时一年生产总值200多个亿，上缴中央100多个亿，其中我们纺织赚45个亿，创汇占到全市的40%多。”上海纺织的产值当时占全国纺织业一半以上，“市政府进口小轿车也要找我们帮忙，因为我们能创汇”。

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原材料问题就困扰着上海纺织业，“去要原材料得拼命”。梅寿椿说，纺织工业的原材料棉花、涤纶、腈纶等，什么都缺。1988年纺织部配给上海纺织部门的涤纶是1500吨，完全不够全年生产。梅寿椿去找国家纺织部部长，部长说：如果再给你上海分一些，有些省市就完全没有了，总不能一点不照顾他们吧？部长给出了一个主意：金山化工就在上海，你们缺的三种纶里边，有两种都是上海的，你要不自己去找嘛！原材料紧缺背后，除了国家逐步下放权力，减少配给之外，也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后都急需原材料有关。

梅寿椿说，于是他找到金山化工的领导，这位老朋友提了4瓶茅台，半开玩笑地对老梅说：“你喝一杯，我就给你100吨的原材料。”梅寿椿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旧两眼放光：“这我还不赶紧喝，一杯就是100吨啊！”那顿酒的结果是，梅寿椿喝了1.3斤，几乎倒下。爽快的金山石化领导说：“你喝了多少，我再给你翻倍的材料。”最终给了梅寿椿3000吨，把他乐坏了。

今天向本刊回忆起这个场景，老人家笑开了花，可是当年缺乏原材料的困境，让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闯”朱镕基的家。1988年朱镕基从国家计委借的一个亿外汇额度，“大方”地给了上海纺织8000万的额度。有了这些外汇额度后，上海纺织局选择时机订了外棉2万吨，但签约时间特别紧张，只有两三天时间，可上海纺织局缺少与外汇额度配套的人民币8000万元。梅寿椿向市政府、银行各相关部门求援，因为金额太大，没人敢拍板。

实在没有办法了，梅寿椿说，他只能在某天傍晚18点多，来到朱镕基位于康平路46号的家。朱镕基的夫人劳安接待了他，说镕基还没回来，让老梅坐下来等等。老梅坐下不久，朱镕基回来了，见面就问：“你来有什么事？”梅寿椿有些难以开口，说：“不急，朱市长你先吃晚饭。”朱镕基端起碗又问：“你们纺织的事情不少，今天到底是什么事？”老梅说：“我们已经搞到进口棉花2万吨，品质价格都合适，现在就是缺配套人民币。”朱镕基一问，需要8000万元，顿了一会儿说：“这个数字不小。这次解决了原料问题，以后还要解决吗？”老梅马上表示：“以后没有了，我保证今年超额完成任务，不向市长再提原料问题。”朱镕基说，“你说话作数！”当场打电话给人民银行毛行长，说：“纺织局老梅在我这儿，明天他们急需贷原料款8000万元，是我同意的。”

梅寿椿说：“这就是朱镕基的特点，他能解决问题，找别人解决不了的事情，找他能解决。别人不敢拍板的时候，他敢拍板。”

但是这个敢拍板的市长，也以敢骂人闻名。梅寿椿记得1988年的除夕，朱镕基刚刚到上海工作第十天，当时还只是市委副书记，已经开始负责全面工作。大年三十的下午朱镕基召集各个局长汇报工作。外经贸委汇报了一半，朱镕基问了几个问题，负责人答不上来，直接被轰了出去。梅寿椿准备了一大叠材料，第三个汇报，朱镕基说：“我不看你的材料，我问你几个问题。”便开始问上海纺织一年要用多少棉花、多少化纤、多少涤纶，国内什么价、国际上什么价。一连十几个问题，老梅都答上来了，朱镕基才缓和了一下气氛，说“你脑子还很清楚嘛”。这才说：“你简单汇报一下，两页纸的内容就可以了，多的不要讲了。”梅寿椿现在说起朱镕基开会的风格，眉毛会不自觉地扬起，边笑边摇头：“大家都怕被他轰出去，当着几十个人，多没面子。”

朱镕基喜欢工作到半夜，碰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给下属打电话，往往是问几个数字，问完了就挂电话。梅寿椿说他因此不敢夜里零点前睡觉。“在朱镕基下边做事就不要图舒服，他那么拼命，我们还能早早就睡了吗？”

不过偶尔遇到让朱镕基满意的工作，他也难得会表扬下属。梅寿椿说，1989年纺织局完成了年度计划，春节时他接到了朱镕基的电话，表扬上海纺织。这几句话把梅寿椿高兴坏了，在老家嘉兴过年的他，马上打电话给纺织局的值班室，让全局同志都知道：朱市长特意打电话表扬我们了，“大家都高兴地不得了啊”。梅寿椿说，上海纺织有50多万职工，都是非常好的工人，只要上面号召鼓励几句，大家就会毫无怨言地加班，再大的困难也坚持生产，完成目标。

当时效益非常好的纺织业，只是苦于原材料紧缺，一旦有条件生产，利润仍然可观。梅寿椿说，上海纺织有很大的优势，棉、毛、丝、麻、化纤、纺织印染、机械等工艺都是全套的。

但是随着中央进一步放松经济管制，上海的支柱产业不再具有保证低价供给原材料的优势了。1990年3月，朱镕基在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汇报工作时谈道：“第一个问题是上海向何处去，中央究竟把上海摆在什么战略位置？……我现在考虑，要解决上海的问题，挤中央不行，靠其他省市也不行。比如棉花都不肯给我们了，1987年的30万吨是全数分配的，1988年的20万吨是靠中央费了好大劲才解决的，1989年只有15万至16万吨，只占一半了，今年估计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纺织工业要是这么萎缩，那么占上海出口的40%就没有办法完成。上海这个趋势，靠中央、压中央、挤中央不行了……”

产业的痛苦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纺织业，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将进入大滑坡时期。姚锡棠对本刊说，工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很多国际大都市曾经都是纺织城，比如伦敦、纽约、东京。但是这种劳动密集行业，一旦失去了人力成本的优势，就会成为大都市的累赘。到了1991年，上海纺织业55万职工，要养28万退休工人，纺织业年税利从43亿元降到13亿元。上海的产业结构，到了必须转型的时期。

上海对此已有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推动上海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在产业布局上，将不符合中心城区发展需要、有污染的工业单位搬迁到郊区，为中心城区发展高层次服务业腾出空间。纺织业便是需要搬迁和转型的“大户”。400多个纺织企业大多分布在中环线以内，所占土地面积有800多万平方米。

“吃饭的‘饭’字是一个‘食’，加上一个‘反’，50多万纺织工人被端掉了饭碗，却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波动。”引导这场纺织业悲壮转型的，正是朱镕基的侄子朱匡宇。朱镕基在上海任市长时，朱匡宇时任上海纺织局党委副书记。但是当着堂哥朱经冶夫妇的面，朱镕基对他们的儿子说：“匡宇，我在上海一天，你就不要想升官。”而朱匡宇也极为低调，从基层纺织企业“打铁工”一步步做起来的他，在领导那场50多万纺织工人的下岗转型中，他一直感恩工人们的善良。事后回忆起这个过程，朱匡宇说：“上海纺织业的调整是以一部分职工的牺牲和奉献换来的，在调整成功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这批工人，他们也是确保上海城市顺利转型的功臣和英雄。”那时候对着下岗再就业的工人们开会时，朱匡宇讲着讲着忍不住哭起来，再也讲不下去，台下也哭成一片。朱匡宇后来说：“我们常常讲，上海纺织实现了多少万人的安全大转移，可是实际上哪有‘安全’可言，都是我们工人把最不安全的那部分默默地吞下去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上海纺织业大调整，主要是朱镕基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但是取代纺织业成为上海支柱性产业的，正是朱镕基狠抓的汽车业。1991年，在纺织业年税利从最高峰的43亿元跌落到13亿元时，只有2.4万人的上海汽车工业，税利一下子突破了14亿元。雄踞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40年之久的纺织业，被新兴的汽车工业所代替。朱镕基在上海汽车的一次誓师大会上发言，恭喜汽车工业终于占领了上海第一大支柱产业的位置，甚至还说：“我就要气气上海纺织！”

朱匡宇说，上海纺织业也慢慢意识到，“我们55万人，如果还是墨守成规，还是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不率先去搞再就业工程的话，可能今天还会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很大制约和瓶颈。以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奋斗目标的上海，不能容纳一个落后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无情调整，有情操作”的指导思想下，庞大的纺织业最终顺利转型。

上海纺织业成功转型后，朱匡宇说，全国不少省市企业来考察，想学习上海经验。但他认为上海的经验比较独特，因为纺织企业占了中环线以内8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是“捧着一个金饭碗的‘叫花子’”。从1992年之后的15年中，这800万平方米的土地被置换了500万平方米。“讲到底，上海纺织的调整成本是从全市其他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流过来的。这是一个国有土地变现的过程。”

上海的土地批租制度，正是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之后，大力推动发展起来的。朱镕基意识到，只有把土地盘活，才能大大缓解财政不足造成的投资瓶颈，那些被转移出来的老产业也有了发展的资本。土地批租也成为持续的生财之道。1988年，虹桥开发区第26号地块1.29万平方米50年土地使用权成功出让，成为国内第一块由外国投资者通过市场方式得到使用权的地。2805万美元的地价引起了海内外很大的关注，在1988年8月会见香港仲量行董事梁振英时，朱镕基说到自己在土地批租方面的打算：“我看总的战略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已经花了钱的开发区尽快完善，搞土地批租，积累经验，形成市场；第二步，把成功的经验在浦东开发中推广应用。我们要纠正一种观点，认为什么用地都可以批租。其实不是所有的地都能卖高价的，如工业用地还会赔。因此，浦东开发主要靠土地批租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当前要先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搞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新上海’创造有利条件。”

财政依旧困难

虽然有了中央给上海的财政包干，上海也在千方百计利用外资，但是上海的财政仍旧吃紧。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告诉本刊，他记得1988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市财政局局长找他来“求救”。财政局长说，今年上海的地方财政出现了1个亿的赤字，但是当时不允许地方财政有赤字，没法对外公布。局长想来想去，他曾给一个对口单位拨款了1亿元，可是如果收回这个钱，又怕企业遇到困难。于是希望龚浩成所在的人民银行给这家企业提供1亿元贷款，这样政府就可以把拨款收回了。

朱镕基在1989年12月《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时也说到当时的困难：“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怎么搞得下去啊！我现在是一天一天感到捉襟见肘啊！这两年，政府的亏损补贴直线上升，去年增加9亿多元，今年增加13.7亿元，搞不下去了。今年承包基数都完不成，明年会非常困难。”

当朱镕基瞄准机会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把上海的困难说得十分沉重。朱镕基说，上海的财政滑坡成为兄弟省市的一个“笑话”，兄弟省市说，我们要学习上海的经验就是财政滑坡，意思是财政一滑坡，中央就来支持了。“但是说老实话，谁愿意滑坡呢？用财政滑坡来争取中央支持，谁愿意干这件事情？滑坡是客观的趋势。”

一方面财政收不上来，一方面要产业转型、改善城市面貌，财政的支出却在加大。朱镕基说，在财政不理想的时候，“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能不能搞得下去？……如果我们还想要黄浦江大桥，还想要地铁，还想要合流污水治理工程，就得砍楼堂馆所，特别是砍宾馆项目，否则搞不下去。……我们已专门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成立了一个市重大工程建设办公室，集中力气抓一批必保的项目，包括彩色显像管、冷轧薄板、30万吨乙烯等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项目，把全市的资金、财力、物力和施工力量首先集中在这些项目上。”

虽然带领着上海奋力确保财政收入，抓产业转型、企业改革，可是上海的困难并非短期内能够解决。1990年4月向姚依林汇报工作时，朱镕基直言：“我是过了60岁的人了……刚来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的劲头是很大。经过这两年多的磨炼，我深深体会到上海现在像是一个进入了晚年的老头，老态龙钟，精疲力竭。我不是强调困难，而是如实反映情况。我这两年来没有在这里偷懒，一直在喊这个，抓那个，拼命地搞，但的确有困难。不是说你批评了，施加压力了，严格要求了，就能改变，而是确有历史的原因，客观的困难，形成了这么一种状况。”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上海是以加工业为主，负担很重，竞争能力很差，而中央要背它又背不起。能源、原材料根据价格改革的原则不断地提价，而上海的加工工业产品不能够相应地提价，形成了财政滑坡。”

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在财政滑坡的现实下，曾经狠抓财政的朱镕基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1989年12月朱镕基谈到《关于上海金融业发展和开放问题》说道：“去年，我是2月6日到上海工作的，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听市财政局汇报，为什么呢？我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搞了一年，感觉到光靠财政还是不行，越来越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差不多每天都碰到这个问题。”

朱镕基积极建立上海的投融资体系，外国朋友建议上海要搞金融中心，朱镕基说最好不要这样提，免得树大招风。但是他定下了两项金融改革的重要工作，一是设外资银行，二是设立证券交易所。

姚锡棠告诉本刊，江泽民任市长的时候，就有了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最初想法。有一次江泽民组织专家讨论上海要不要建立证券交易所，这在当年是非常“前卫”的想法。这场讨论十分热闹，江泽民最后总结说：“根据大家的讨论，我看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江泽民对搞活上海的金融市场非常积极。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向本刊回忆说，当时国家规定必须卖完了国债，企业才能发股票和债券。1986年，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市工行静安信托投资分公司证券营业部，向全社会发放第一批个人认购的100万股票，成为上海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企业。

有意思的是，这年11月，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邓小平会见他时特意提到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决定赠送范先生一张新中国股票。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紧急从各地调来了股票样张，挑来选去，决定用飞乐股票作为回赠。

于是，人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长周芝石买了一张股票，特意从上海坐飞机到北京，将股票送给了范尔林。谁知这位范先生十分认真，看到股票不是自己的名字，决定第二天亲自飞到上海去办理过户。范先生希望上海的警察为他开道，但是不符合中国的规定，于是范先生出了2000美元租借警察开道。龚浩成说：“那时候的静安证券营业部，只有两个小房间、一个柜台。可是世界上最大证交所的老总，来到了世界上可能是最小的证券营业部买股票，一时间成了世界新闻，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

小小的证券营业部于是出名了，老百姓也乐意买“小飞乐”的股票，可是真要建立证券交易所，在当时却是件显得“胆子太大”的事情。在1989年初，上海就开始酝酿成立证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一切都不同了。上证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曾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回忆说：“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动力。回头看，龚浩成说：“国内一些同志的担忧是很大的阻力，国际社会的压力倒又推动了。”此时江泽民已经上调中央，朱镕基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直接抓起了证交所的筹建工作。

确定要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在1989年12月初，87岁的龚浩成还清楚记得每个细节。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镕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特意被请来了。

朱镕基头一个问交通银行总行行长李祥瑞：“你对建立证交所怎么看？”李祥瑞回答：“在我看来，主要是政治意义。”朱镕基接着问龚浩成，龚表达了人民银行一向的观点：“积极准备，水到渠成。”但他委婉地表示了担忧：“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条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运转了。”朱镕基第三个问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贺最为积极，说：“不管什么条件了，办了再讲。”

朱镕基最后拍板定论：“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他还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担心，真正出问题，还有我和刘鸿儒在一线，你们在二线。”朱镕基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要争论来争论去了，边决策边做，做了再说。所以朱镕基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几个原则：一是“对外宣传，对内少宣传”，对内少宣传是怕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办不成事情；另外，李祥瑞、龚浩成和贺镐圣组成的班子不能叫“证交所筹备小组”，而是叫“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负责。

龚浩成分析说，朱镕基这一招非常高明。因为交通银行和人民银行是中央单位，本来不属于地方管辖，而朱镕基通过“三人小组”将银行的工作安排到了自己的指挥之下，“节省了大量的时间，非常符合朱镕基的作风”。

当时舆论的压力比较大，龚浩成说：“真要出了问题，我估计一家人都不会好过了。我们只知道上海的意见是要搞证交所，可是我没有接触过中央领导对此事的意见，完全不知道中央的态度。”当时上海几家企业发行股票效果不错，老百姓愿意购买。但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一些老同志想不通，明确劝告过他：“老龚，你最好不要去搞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当朱镕基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与“三人小组”开会商议证交所的筹备工作时，利国伟第一句话就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却非常干脆地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朱镕基积极促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这里边还有一层暗含的意思，怕其他城市把建立证券交易所抢在了前头。朱镕基对上海的发展有更深远的打算，在1990年3月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汇报时，朱镕基提到费孝通等人建议在上海搞个“香港”，“原来小平同志就说过要搞几个‘香港’。……现在广东大量的钱是让香港赚去了，珠江三角洲就是个加工厂，所有金融、信息、外汇结算等赚钱的服务行业都在香港。上海这方面具有的优势，比广东不差，把银行、股票等搞起来为江浙服务是可以的”。姚依林插话说：“不光是江浙，还有长江流域。”

为了抢时间，朱镕基的工作劲头像个年轻人。龚浩成告诉本刊：“我那时候63岁了，朱镕基比我小一岁，但是他经常会半夜打电话给我问数据。”本来习惯早起早睡的龚浩成，托电话局的人在床头安了一个分机，这样方便冬天半夜起床，接朱镕基的电话。

结果，仅仅用了一年时间，1990年12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内500平方米的孔雀厅里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上市交易的仅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被称为“沪市老八股”的8只股票。龚浩成原本认为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其中50家有条件上市才适合建立证交所，但是只有8只股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了，它对中国金融体制的完善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浦东破题

1986年江泽民任上海市长时，上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方案》，在国务院的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开发浦东。1988年5月，上海组织召开了有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中央关于开发浦东的意图，虽然酝酿了好几年，但是在政策正式出台前，上海还很难获得真正的实惠。

在上海工作两年多后，朱镕基更加体会到，要解决上海发展的根本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浦东的空间和中央的政策优惠，用比较少的成本解决上海当时面临的人口十分拥挤、交通非常困难、工业过分集中、污染比较严重等问题，同时吸引外资、盘活土地，把上海发展成为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为了早些争取到政策，在向姚依林汇报开发浦东问题时，朱镕基的耿直性格依旧：“依林同志你两年来一次上海，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别再两年来一次了。那时再有问题，用不着你来就行了，那时是来视察，看一看。”

1990年的中国也需要向世界证明，它仍然在积极地融入世界，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上海市加快浦东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中央宣布了浦东开发的决策，朱镕基兴高采烈，与一个月前向中央叫苦、称上海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时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在《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成立大会》上，朱镕基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自吹，上海有两个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优点：第一，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像上海的工业这样配套齐全。上海除了采矿业没有，其他什么行业都有，一般来讲水平还不错。……第二，上海人的科技素质是中国别的地方无法比的。”朱镕基非常认可时任国际顾问公司董事长林同炎的判断：“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能在市中心的旁边有这么一块900平方公里的没有开发的宝地。两座大桥一通车，环线一修成，从浦东到市中心的外滩非常方便。天时、地利、任何的条件，上海都具备。”

浦东开发政策的落实，为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后来居上，留下了最大的财富。今天上海已经成为GDP总量居中国城市之首的国际都市，地区生产总值在亚洲仅次于东京。朱镕基当年批评的老部下，也基本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梅寿椿说，朱镕基实际上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离开上海后，有一次梅寿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北京开会。休会时，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已经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在上海时对你们批评很多，我是为了你们好，心里着急。你们不要记我的气啊。”

朱镕基的老部下还说，作风强硬的朱镕基有时候容易先入为主，谁先告状告到他那儿了，他听着有理，被告的那一方就有得受了。“但他是一个愿意认错的人，一旦知道自己错了，开会的时候会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今年5月底，梅寿椿接到了国务院的一封信，落款是朱镕基。朱镕基在信里说：“根据我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有关讲话、谈话、信件等资料编辑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拟于近期公开出版发行，其中大部分内容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现将书稿送上，请予审阅，并请将意见于6月30日前反馈给我。”这封信一下子把梅寿椿拉回到20多年前，他感叹：“他这样风格的领导，独一个啊！”

（记者：刘敏、阿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