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女多才”的道教文化渊源

巴蜀最早本是族名、国名，后为秦国所灭，设巴郡、蜀郡，秦以后，人们指称四川地区，使用最多的是“巴蜀”或“蜀”。巴蜀文化，历史悠久，“巴人建国很早，殷卜辞中已多次出现‘巴方’之名。”〔1〕而“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2〕巴蜀与华夏本不同族，有着迥然相异的精神文化系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直到汉初蜀郡太首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引进中原学术文化，蜀地精神文化才产生了质的飞跃，从此之后，巴蜀大地人文蔚然，虽江山更替，但代有人才。同样，灿烂的巴蜀文化也孕育了巴蜀女儿的才情，在以男性创作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女子以文学闻名于世者，其数量、质量远远不能与男子相比，但古代巴蜀却不乏与男性比肩的女才子、女作家，女性文学创作非常兴盛，汉有卓文君决绝白头吟，唐有薛校书挥洒扫眉才，五代有黄崇嘏女扮男装酬奇志，花蕊夫人宫词百篇写风流，晚唐、五代时期，“蜀女多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正如何光远《鉴戒录》所说：“吴越饶营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3〕从此之后，遗韵流风，绵延不绝：元有陈凤仪“吟花啼红雨之篇，巧偷莺舌”〔4〕明有黄峨散曲“旨趣闲雅，风致翩翩〔5〕，……”她们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闪烁在中国文学的天空。

当然，一个地域是否涌现出大量具有杰出“才情”的女性作家，并不取决于其地女性本身的资质，而往往取决于那个地域的思想意识、社会习俗、文学风尚等文化因素。本文试从道教文化的层面去解读古代巴蜀女性文学创作繁荣的原因，追溯“蜀女多才”的文化渊源。

一、道教文化对巴蜀女性个性人格的影响

巴蜀地区道家思想的氛围却非常浓厚，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就广泛流行神仙传说和道家学说。《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就录了蜀人所著《臣君子》两篇和巴人所著《鹖冠子》一篇，这两书是《汉书·艺文志》中能见到的仅存的巴蜀地区的学术著作，说明道家之学、黄老之学在巴蜀地区根基深厚。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道家之学更是大为兴盛，从事道家学说研究的有严遵、扬雄、赵宾、何武、谯玄等十几人，他们或致力于《老子》，或专心于《易》，其中严遵最为著名，《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上）》曰：“严遵，字居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精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于市。假蓍龟以教。……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6〕这种学术思潮一直传承到赵宋之际，以至程颐有“《易》在蜀也”的喟叹。

古代巴蜀不仅道家思想氛围浓厚，而且民间信仰丰富又神秘，与汉代传入的谶纬神学、方士文化相融合，一起构成了巴蜀道教重要的文化渊源，成都平原成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祥地。东汉末年，沛国人张陵在蜀郡大邑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标志着巴蜀道教正式产生。到了唐代，帝王的崇道政策使得巴蜀地区道教飞速发展、空前繁荣。

道家主张贵弱守雌，推崇阴柔之性，老子认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①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提出了贵柔崇阴的主张。牟钟鉴先生指出：“老子是自觉意识到男性智慧的弱点和重新发现女性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正是由于着重提炼和发挥了女性之德，才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主阴哲学。”〔7〕可见，《老子》哲学成为了道教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提高女性地位的女性伦理观的理论基石。

道教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尊重女性，肯定女性的作用，主张阴阳平衡，男女平等，认为“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②“男女者！乃阴阳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道教认为男女在先天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念女之头、目、面、耳、肢体，俱与男等耳”，所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有阳无阴，不能独生，治亦绝灭；有阴无阳，亦不能独生，治亦绝灭。”在婚姻关系中，道教同样肯定女性的地位和贡献：“女之就夫家，乃当相与并立同心治生，乃共传天地统，到死尚复骨肉同处，当相与并立，而因得衣食之。”道教对女性大加赞美，赞颂她们传道度人，救苦救难，治病救人，有狭义之风，甚至舍己救人。道教充分肯定女性的独立人格，而不像儒家传颂的是贞洁烈妇，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要求女性遵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道教还肯定女性的才能，认为女性也能修道成仙，道教神仙谱系“三仙”、“九品”中均有“成仙”的女子的位置。

人是文化的产物，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的氛围之中，必然受到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个性气质必定会打下这种文化的深深烙印。巴蜀地区道教文化的繁荣对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女性观和婚姻观对男女关系、家庭伦理进行了全新维度的阐释。大大提高了巴蜀地区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女性的才华和能力一定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肯定，也使得巴蜀女性能够追求和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枷锁，发现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可贵的个性和品格正是成为作家的重要因素，一旦植根于肥沃的文化土壤，就会催生出灿烂的文学花朵。巴蜀大地正是这样一方广博而深厚的热土，汉文翁兴学以来，“学者比齐鲁”，人文荟萃，形成了“好文雅”的传统，各代多有文学世家，父子兄弟皆能诗擅文，很多女作家就成长于这样文学氛围浓厚的家庭。

二、道教文化对巴蜀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

正是由于巴蜀人受到道教伦理思想的影响，巴蜀女性承受的正统理性压力就较轻，生存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卓文君不畏礼法，夜奔司马相如是多么大逆不道的行为，其父卓王孙虽深感耻辱，最后还是分给文君僮仆财物。对此事，时人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贤，据《启颜录》记载，三国时期，吴主孙权问益州太守蜀人张裔：“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①可见巴蜀的社会风气对女性的宽容，所以巴蜀女性多性情直爽，个性张扬，她们行事敢做敢当，甚至惊世骇俗而不顾，比如《华阳国志》记载的奇女子阳姬敢抗争于仕宦马前，为父洗冤，敬杨则用大杖亲手打死杀父仇人，我们从阳姬、敬杨身上，看到了巴蜀女子不拘礼法和大义凛然的光辉品质，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后来更有五代前蜀才女黄崇嘏不甘埋没，毛遂自荐于蜀相周庠，立身士林，政绩显著；元末阆中女子韩娥女扮男装参加农民起义军，从军12载，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写就“花木兰”式的传奇人生，受到明朝政府的褒奖，青史留名。②明末忠县女子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战功封侯的女将军，唯一入正史之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③

文学就是人学，巴蜀女性直爽的性格，张扬的个性，卓越的胆识必定会表现在她们的在文学创作中，首先表现在她们对感情的抒发深情执著，大胆明快，爱恨决绝。

卓文君不畏礼法，因爱慕司马相如而与其私奔，何其果敢、情深。但当感情受到伤害，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时，愤而作《白头吟》诗，坚决拒绝，以捍卫自己的爱情的纯洁和尊严。薛涛虽然终生未字，孤鸾一世，但她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爱情，期盼和等待着纯真的爱情，她羡慕自然界中那些成双成对的美好事物，渴望能拥有永结同心的幸福，她说；“双栖绿池上，朝去暮飞还。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⑤（《池上双凫》）然而花开花落，春去春来，爱情的理想终是破灭了，只留下诗人独自在春风中哀叹：“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春望词四首》）而五代绵州女子任氏则赋诗桐叶求佳偶：“拭翠敛双蛾，为郁心中事。搦管下庭除，后成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尚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天下负心人，不识相思意。有心与负心，不知落何地？”⑤（《桐叶诗》）诗歌把少女情怀倾诉于秋天的桐叶上，希望它随风飘舞找到那个识相思意的有心人，老天终不负痴心人，桐叶后为蜀尚书侯继图所得，两人终成良缘，这是多么大胆、浪漫的爱情传奇。宋代李紫竹与方乔一见钟情，未经父母同意结为夫妻，更是以词大胆倾吐自己对丈夫炽热的爱恋之情：“与郎眷恋何时了？爱郎不异珍和宝。”⑥（《菩萨蛮》）黄峨与丈夫杨慎本伉俪情深，但婚后不久，杨慎因“议大礼”事件“永远充军”云南永昌卫，黄峨几乎活活独居四十余年，长期忍受鸳鸯失伴的凄凉与孤独，她的散曲都发自内心，真实地表露自己的情感，直接地叙说内心的愿望，爽快明了，泼辣大胆，无论是倾诉相思别恨，表达怨怼不满都是不遮不掩，坦率鲜明，把夫妻聚少离多的愁苦写得淋漓尽致又凄婉动人。她“蓬松了雏鸦髻朵，蹙损了团凤眉峰；尘埋了舞鸾腰带，冷落了瑞鸭薰笼。想当初拈玉纤秋千夜月，片时间软金杯桃李春风，到如今匀红泪秋雨梧桐。冲冲，匆匆。合调改做了凄凉弄，点潘郎翠葆如蓬。真个是千重别恨调琴倦，一寸相思揽镜慵。”⑦（《南吕·一枝花》）古代巴蜀女诗人对于情感的表达，毫不遮掩，多情爽利，她们在微妙的情感世界中恣肆翱翔，尽情宣泄她们的热烈与坚贞，多情与不甘，落寞与忧伤，在对爱的执著与探索中寻找着生命的意义。葛兆光先生云：“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8〕同样，这也是道教给予巴蜀女性诗歌的影响。

其次，巴蜀女性的作品凛然有丈夫气，追求高洁的人格，崇尚独立的个性，往往呈现出的豪迈的风格，洒脱的气度。薛涛“工绝句，无雌声，自寿者相”〔9〕。其诗“雅而有则，真而不秽”〔10〕洗尽脂粉绮罗之气，清奇雅正。比如其《酬人雨后玩竹》诗：“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以竹劲节苍苍的奇特寓己之高标傲世，挺拔不屈，清响绝伦；《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僚同赋早菊》诗“西陆行终令，东篱始再阳。绿英初濯露，金蕊半含霜。自有兼材用，那同众草芳。献酬樽俎外，宁有惧豺狼。”以菊傲霜斗寒的风骨与友人共勉，骨气端翔，豪气回荡。黄崇嘏《下狱贡诗》“偶辞幽隐在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时政清如水镜，绊它野鹤在深笼。”①以涧松自比坚贞，情志幽洁，卓尔不群。蜀中妓《市桥柳》词“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看君著上春衫，又相将，放船楚江口。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须要镇长相守。苟富贵，勿相忘。有如此酒。”②以豪迈之气化解离别的缠绵悲苦，格调高朗，掷地有声。张德灿《种菊已开赋一绝句》诗“殷勤遍种小篱笆，短短长长拂径斜。占向秋风虽自好，要留清骨似梅花。”③以梅菊清骨自喻，质朴厚重，毫无脂粉气。此外，据李朝正、李义清《巴蜀历代名媛著作考要》所收文献记载：成都女郎卓英英诗多无脂粉缠绵之气，诗情激昂，奇拔俊俏；五代李玉箫词意恢弘深远；清代唐榛诗文风骨健俊；马士琦诗豪，才调富有，是女中豪杰；杨继端诗格调高昂慷慨；曾彦诗有丈夫之概；……。这些女作家在创作中所呈现的情思格调、风貌气度，在一定程度上与道家情怀相契合，指向道家所追求的不慕名利，超然物外，逍遥自适等精神特质。

综上，巴蜀地区浓厚的道教氛围，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铸就了巴蜀女作家的重要文化性格，她们独立自主，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任情恣意，胸怀潇洒。她们挥才于笔端，寄情于翰墨，巾帼不让须眉，从而使古代巴蜀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留下了“蜀女多才”的浪漫传奇。

§　参考文献

〔1〕 杨世明.巴蜀文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3.1

〔2〕 扬雄.蜀王本纪.郑文.扬雄文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0.331

〔3〕 何光远.鉴诫录（卷十）［M］.四库全书本

〔4〕 叶申芗.本事词（自序）［M］.词话丛编本

〔5〕 李朝正、李义清.巴蜀历代名媛著作考要.成都：巴蜀书社，1997.52

〔6〕 常璩.华阳国志［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701

〔7〕 牟钟鉴.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M］.济南：齐鲁书社，1993.162

〔8〕 葛兆光.道教与唐代诗歌语言［J］.清华大学学报，1995,4.66

〔9〕 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83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卷五·妇学［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72

※ 本文系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中心基金项目W08207063：古代巴蜀女作家研究阶段性成果，西华大学人文学院重点学科项目资助。

⊙　作者简介

喻　芳，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四川 成都 6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