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源岷山”向“江源金沙”观点转变的文化反思

发祥于川西北岷山的岷江源在先秦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一直被视为长江源头，至上个世纪30年代“江源岷山”始为“江源金沙”观点取代。对长江源头自然地理认知的不断探索，体现着人类对科学的不懈探求精神，但历史上先民们的“江源”观念兼具自然地理认知和历史文化认同双重属性。“江源岷山”的文化认同，在历史上至少延续了二千多年。回顾“江源岷山”向“江源金沙”观念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清代极力维护“江源岷山”观点并非不承认自然地理江源的科学发现，而是对历史文化认同的坚持，因而清代在明确金沙江上源为长江“最上源”后，在维护“江源岷山”文化认同的同时，将金沙江上源作为长江“真源”予之并存。“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在以西学为科学、中国传统儒学受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江源金沙”观点迅速取代“江源岷山”观点成为流行观点，清代坚持“江源岷山”观点被简单视为“守旧”的结果。历史地审视“江源岷山”向“江源金沙”观点的转变，既具有重要的科学认知进步意义，也存在文化传承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当代日益强调文化认同的背景下，结合当前我国重构中华文化认同的需要，有必要对“江源”问题进行反思。笔者本文希望通过对清代和民国两次“江源”观念转变进行历史考察和文化反思，引起大家对“江源岷山”历史文化认同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清代“江源”之争与文化、自然二个江源的并存

我国历史上关于长江江源的文献记载，自先秦迄于民国初年一直明确记载为“江源岷山”。《尚书·禹贡》首载大禹治水“岷山导江”，此后的文献对江源岷山的记载逐渐明确。《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汶山即岷山，故岷江上游又名汶江、汶川。《山海经·中山经》亦记载：“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荀子·子道》称：“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也，其源可以滥觞。”《孔子家语·三恕》记述孔子对子路所言与此类似：“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至东汉进一步明确记载江源于湔氐道（氐道）岷山，班固《汉书·地理志》记：“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桑钦《水经》也称：“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至东晋时，人们已知江源出自汶山郡升迁县（今松潘县）岷山羊膊岭。郭璞在《江赋》中吟颂到：“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在《岷山赞》中赞到：“岷山之精，上络东井，始出一勺，终至淼溟。作纪南夏，天清地静。”所谓“作纪南夏”即指大江由岷山发源横贯南中国为总领南国百川的“南纪”。而江源的具体位置，郭璞在《山海经注》中称：“今江出汶山郡升迁县岷山。”稍晚于郭璞的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首次明确记载江源之地为岷山羊膊岭：“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此后，历代皆记载江源出岷山羊膊岭。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引用南朝梁时李膺（或任俞）《益州记》：“大江泉源即今所闻始发羊膊岭下，缘崖散漫，小水数百，始未滥觞矣。”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典》松州条记载江源出松州嘉诚县，北宋《太平寰宇记》引唐代《江源县记》称大江发羊膊山下，唐代徐坚《初学记·地部中》“江第四”引《荆州记》、《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皆称江水出岷山。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天文志》称：“一行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南戒自岷山、嶓冢，……江源自南纪之首。”表明唐代至北宋地理学认为江源出于南纪之首的岷山。南宋陆游、范成大、朱熹、金仁山等名儒皆有关于江源出岷山的记述。《都江堰文物志》收录元代翰林待制揭徯斯《蜀堰碑》称：“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都江堰市二王庙明代范时儆《重修灌口二郎神祠碑》称：“按地志，江水发源岷山，山之下即灌口，此其滥觞也。”清乾隆时李元《蜀水经·江水》引明代《舆程记》、《水利记》皆言：“江源出岷山羊膊岭。”直至清末民国初的有关文献，皆一直记载江源出于岷山，今岷江上游为长江正源。然而，自清代康熙年间完成首次全国地图测绘并绘制出《皇舆全览图》后，人们已经明确知道岷江上游并非自然地理中长江的真正源头，但清代朝廷及主流学者却始终坚持以千古文化认同的岷江源为长江正源，称自然地理中的长江真正源头金沙江源头为“真源”，形成二个长江江源并存的格局，岷江源作为千古以来文献记载众多的基于文化认同而继续存在的长江源头，较之自然地理中的长江“真源”──即“自然江源”，也就成为只是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江源”。正是为了维护这一文化意义上的“江源”，在清代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江源”争论，最终形成自康熙至民国初二百余年“文化江源”与“自然江源”二个江源长期并存的局面。

明崇祯13年，徐霞客经过长期考察写下著名的《溯江纪源》（《江源考》），以金沙江较之岷江源远流长，认为：“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江为首”，首次以符合现代地理学“河源唯远”标准的视角提出了“江源金沙”观点。徐霞客的观点在清代前期的康熙—乾隆年间引起激烈争论，虽然“江源金沙”观点未能得到普遍认可，但却促使传统的“江源岷山”观点转变为坚持历史文化认同的“江源岷山”观点与地理科学认知的“江源金沙”观点并存。

徐霞客撰写《溯江纪源》一文后，很快送给当时以诗文被奉为江南文坛领袖的钱谦益（牧斋），清顺治年间钱谦益作《徐霞客传》，认为徐霞客《溯江纪源》的基本观点：“订补桑《经》、郦《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表现出对徐霞客观点的赞同，从而引起争论。先是著名史学家万斯同著文表示反对〔1〕。今虽不见其全文，但其观点当与康熙初年万斯同所著《昆仑河源考·河源辩》中所言，“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毎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2〕的观点一致。康熙三十一年，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所完成的《读史方舆纪要》卷128《川渎五》中，对否定“江源岷山”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江源出于岷山。《禹贡》曰：‘岷山导江’，荀卿曰：‘江出汶山’。大江发源于岷山，审矣。……郦道元云：‘岷江泉流深远，为四渎首’，是也。……此圣经之文，所以为不可易与！”康熙三十六年，著名地理学家胡渭在所著《禹贡锥指》中对钱谦益赞成江源金沙江观点进行激烈批评，认为：“岷山导江，《经》有明文，其可以丽水为正源乎？”〔3〕康熙四十七～五十六年，清朝内府绘制完成《皇舆全览图》，明确反映出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上源木鲁乌苏河（今布曲）长于岷江，但康熙五十六～六十一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著名学者蒋廷锡在此期间撰写的《尚书地理今释》一书中，结合历史文献和当时的地理资料详加考释，仍称“江水出今松潘卫北蕃界，源有三支”，依然以岷江源为长江源，而未以金沙江上源为江源。

康熙皇帝亦加入了此场论战。《皇舆全览图》完成后，康熙皇帝专门撰写了《江源考》，称：“今三藏之地俱归版藉，山川原委皆可按图以稽，乃知所谓‘岷山导江’者，江水泛滥中国之始，禹从此水而导之，江之源实不在是也。江源发于科尔坤山之东南，有三泉流出，合而东南流，土人名‘岷捏撮’。‘岷捏撮’者，译言岷江也，是为江之源。”同时承认金沙江“是真江源。”〔4〕康熙皇帝在文中对历史记载和历代关于江源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肯定徐霞客《溯江纪源》“颇切于形理”，并引用了徐霞客文中的主要观点，批评历史上多位对江源记述谬误者：“皆未得其真，惑于载藉，以意悬揣而失之也。”但是，康熙皇帝虽认为徐霞客对江源的记述“颇切于形理”并反对照搬古籍，却仍然以岷江为江源，认为徐霞客所称金沙江源头的昆仑“非真昆仑”，岷江源头才是“真昆仑”所在，同时称金沙江为“真江源”。

清雍正时，著名史学家杨椿在《江源记》中，一方面认为金沙江源头为江源的主源：“康熙五十七年，椿初入史馆，馆师常熟蒋漱芳先生，以圣祖仁皇帝所赐《皇舆图》见示，既又伏读《御制文集》，又得桑格所撰《奉使录》观之，乃知金沙江之源至叙州府六千九百余里；……而岷江之源至叙州府只一千六百里耳。则言江源自当以金沙水为主。”同时又维护《禹贡》“岷山导江”的说法：“《禹贡》导江但言岷山不言金沙、雅砻者，以岷山在五服内，金沙、雅砻在五服外也。《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盖亦知江水源于徼外而未穷其所在。”“圣祖仁皇帝好学之勤，下问之初，故兼得江、河之源。”〔5〕乾隆初年，著名学者李绂著《江源考》，主张“以金沙为江源”，认为：“水必以源远者为主，而近者从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余里之水为源，而反主一千八百余里之水，其势不能以相统。”但又承认以金沙江为江源：“无如《禹贡》明文，确不可易。”著名学者全祖望对李绂的观点进行批驳，在所著《江源辨》中认为：“（江源）不始于岷山则可，离岷山以求江源则不可。”不应“更就其远近，以为定说”，“（四渎）明著其文于遗经，而可任吾之择而取之乎”〔6〕？乾隆二十六年，著名地理学家齐召南参阅《皇舆全览图》编著完成《水道提纲》一书，在卷8“江”条中记述称：“大江源出四川松潘卫边外西番地之岷山羊膊岭……金沙江即古丽水，亦曰绳水，亦曰犁牛河，番名木鲁乌苏，岷江最上源也。”此后，乾隆末年在蜀地为官的李元著《蜀水经·江水》，一方面坚持“江源岷山”，同时亦称：“金沙江之源犁牛山与河源近，其入蜀之程较岷江为远，故议者以为大江正源。”〔7〕同一时期在蜀为官的陈登龙著《蜀水考》，则引文献记载述江水源出岷山。清嘉庆时《四川通志·舆地志·江源》与康熙、齐召南等观点一致，以岷江源为大江正源，称金沙江上源为大江“真源”。此种既尊重和维护历史文化认同的岷江源为大江正源，同时又客观反映金沙江上源为大江“真源”、“最上源”的江源观，将文化认同的“文化江源”与科学认知的“自然江源”二个江源并存，与今世以源出松潘岷山的岷江为岷江正流、同时客观反映大渡河为岷江流域源流最长的源头等江河源头认定的做法一致。

二、“新文化运动”推动“江源金沙”迅速取代“江源岷山”观念

清代晚期文献记载仍然维持“江源岷山”观点。1986年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等单位合编出版的《都江堰市文物志·金石篇》中，收录了大量清代晚期有关都江堰的碑文，不仅多颂大禹治水“岷山导江”之功，且仍称岷江为“大江”、“江水”，反映出直至清末仍以江源出于岷山。如同治六年李芳撰《钱公堤记碑》称：“吾灌西接松茂，东达省垣，有建瓴之势，为江水所经。”光绪二十年吴之英撰《普济桥碑》称“大江历松茂来灌”。直到民国13年（1924年）刻印的《松潘县志》中，仍记载：“（岷山）主峰曰羊膊岭，……江水自羊膊岭发源。”“大分水岭，在县羊膊岭，南流分两脉，东南为江源。”“羊膊岭，县西北二百二十里，为岷山主峰，江水发源处。”表明直至1924年，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仍然认为松潘县境的岷山羊膊岭为“江水发源处”。然而，这一传统观念在此后短短数年之间就发生了颠覆性改变，被“江源金沙”观点迅速取代。从这一观念急剧转变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倡导科学主义、崇尚科学精神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传统“儒学”被作为“封建文化”予以清算，“孔家店”及维护者被打倒，“疑古”思潮迅猛席卷中国，长期被奉为“圣经”的《尚书》及众多历史经典的记载和历史权威的言论遭到质疑，传说中的中华人文始祖“三皇五帝”的真实性和文化地位受到怀疑。在此背景下，由《尚书·禹贡》主导的大禹治水“岷山导江”所奠定的传统长江江源观念随之受到强烈冲击，符合西方地理学“河源唯长”观念的“江源金沙”观点，迅速被奉“西学”为“科学”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江源金沙”观点因之成为流行观点。但直至民国末年，人们对长江江源的科学认识并未超过清乾隆时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在齐召南的书中，明确以犁牛河（通天河）为金沙江上源，木鲁乌苏河为犁牛河上源，并叙述了喀齐乌兰木伦河（今尕尔曲）、阿克达木河（今当曲）、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今沱沱河）、布顿楚河（又名巴楚河，今布曲）等通天河上源河流，表明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水系情况已基本清楚。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的地理书籍中，关于长江江源的介绍依然只是沿用齐召南的记述。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最早对徐霞客“江源金沙”观点进行现代传播的先驱者为从英国留学归国的地质地理学家丁文江。为了倡导科学精神、励志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主义”代表人物的丁文江，经过对《徐霞客游记》的多年潜心研究，于1926年率先在《小说月报》上撰文推崇《徐霞客游记》。在“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等支持下，丁文江于1928年又撰写了《徐霞客先生年谱》并编绘了徐霞客旅行地图与《徐霞客游记》合在一起交商务印书馆，当年11月合编的《徐霞客游记》重印发行〔8〕。丁文江在《徐霞客先生年谱》中全文照录了《江阴县志》所载徐霞客《江源考》（《溯江纪源》）一文，并评述称：“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9〕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对徐霞客的“江源金沙”观点起到了重要宣传推动作用。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第一章“反动与先区”中对徐霞客的科学精神亦倍加推崇，认为《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是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于1929年4月初出版了刘虎如选注的《学生国学丛书──徐霞客游记》，编入了18篇徐霞客游记和徐霞客的《江源考》、《盘江考》2篇地理考证文章〔10〕。梁启超的推崇，教科书的发行，进一步扩大了徐霞客“江源金沙”观点的社会影响。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臧厉禾主编《中国地名大词典》，书中长江条目开始称：“（长江）即古丽水，亦曰犂牛河，番名木鲁乌苏，又曰通天河。中国第一大川，亦亚洲第一大川也。……出青海西南境之巴萨通拉木山东麓，……东至宜宾县东会岷江，河流始大。自此以下，通称曰长江，亦曰大江。”在“岷江”条称：“（岷江）源出四川松潘县西北岷山之羊膊岭。……禹导江始此，故古来以此为大江正源。”这也是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中发现的民国时期最早直接以金沙江为长江正流、将岷江作为古代长江正源的记载，只是书中对金沙江源头的记载基本沿袭齐召南《水道提纲》的内容。此书观点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影响较大，从此“江源岷山”观点遂被“江源金沙”观点所取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关于长江江源出现了南、北二源说。1946年正中书局出版的《中国地理概论》称长江：“源出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全长5800公里，为我国第一巨川。”“上游青海境内有南北两源，南源曰木鲁乌苏，北源曰楚玛尔。”194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长江”条进一步称长江为我国暨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河：“（长江）又曰通天河，源出青海省西南境巴颜喀拉山，番名木鲁乌苏。……东流至宜宾县，会岷江，水流始钜；自此以下，乃称长江。……全长五千七百余公里，为我国第一大川，又为亚洲第一大川，并为世界第四大川。”直至1976年8月23日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江源摄影调查组发现长江源头为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姜根迪如冰川，1978年1月13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宣布长江正源“为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11〕，长江自然源头才得到国家层面的正式确认。

可见，“江源金沙”观点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后，由具有“西学”背景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高举“科学”的旗帜下为倡导“科学精神”而宣传徐霞客，被作为反映徐霞客在地理科学上的重要发现而推动成为新的流行观点。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江源岷山”观点失去了捍卫者或捍卫者失去了话语权，“江源岷山”观点的文化价值未能引起人们的应由思考，因而“江源金沙”观点得以迅速获得知识界的认可并加以传播，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间便未遇阻挡地轻松取代了“江源岷山”观点而广为流行。

三、对清代和民国两次“江源”观念转变的文化反思

明末徐霞客首次提出“江源金沙”观点，从科学地理发现角度看，其科学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其不畏艰险探索江源和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科学精神值得高度推崇。然而，明末徐霞客提出以金沙江为长江正源的观点，何以在清代未获最终承认？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清王朝和主流学者出于对大禹的尊崇及“盲从经典”、“因循守旧”的结果，然而历史地分析关于“江源”问题的深层原因，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一概归入“守旧”之列，实际上与尊重和维护“江源岷山”历史文化认同的文化观念紧密联系。因为包括康熙皇帝和许多主流学者皆并非不承认金沙江上源为长江自然地理的真正源头，而是不赞成以自然地理对江河源头的认识标准去否定几千年的文化认同，属于文化观念与科学认知因认识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新文化运动”后倡导“科学”推动下发生的以“江源金沙”观点否定“江源岷山”观点，从科学认知的角度看具有重要进步意义，但所造成的文化损失也十分巨大。在当今国际社会日益强化对自身历史文化认同的今天，对于清代前期关于“江源”问题的争论及观念转变、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后倡导“科学”助推下的“江源”观念转变历史，有必要重新进行文化审视。

据文献资料，对徐霞客所提出的“江源金沙”观点，在清代前期进行“江源”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学者们的观点实际上包括三类：一是赞成“江源金沙”观点，如钱谦益等。二是坚持“江源岷山”，反对“江源金沙”观点，如万斯同、顾祖禹、胡渭、全祖望等。三是既维护“江源岷山”观点，同时又承认金沙江上源为大江“真源”，如康熙帝、李元、齐召南、《四川通志》实际主编杨芳灿等。杨椿、李绂等虽主张应以金沙江为江源正流，同时又认为经典记载的“江源岷山”观点不应改变，实际上也属第三种观点。蒋廷锡、陈登龙等坚持“江源岷山”观点，虽不清楚其对“江源金沙”态度，但从蒋廷锡“以圣祖仁皇帝所赐《皇舆图》见示”给杨椿、陈登龙所处时代背景分析，二者亦应属第三种观点。此三种观点，第一种完全赞成“江源金沙”观点者极少，第二种坚决反对者较多，第三种既维护“江源岷山”观点又承认金沙江为“真源”者占大多数。从三种观点的时代背景上看，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产生于《皇舆全览图》完成前，第三种产生于《皇舆全览图》完成后，也就是说清代前期关于“江源”问题的争论，在人们已经清楚金沙江上源为大江“真源”的情况下，主流观点最终形成了仍然维持岷江源为大江正源、承认金沙江上源为大江“真源”的共识。从“江源”争论的情况看，《皇舆全览图》完成前坚持“江源岷山”的学者虽然只是在引经据典地极力维护《圣经》所言，但《皇舆全览图》完成后，论者纷纷在承认大江“真源”为金沙江上源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江源岷山”观点、认为经典的明确记载不应改变，这显然不是对待科学发现的态度问题，而是对历史文化认同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康熙皇帝《江源考》、齐召南《水道提纲》和嘉庆《四川通志》的态度实际上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周九香先生在《江渎崇拜与西蜀文明》一文中指出，康熙皇帝对祭祀社稷山川之神颇为重视，曾先后9次制文祭祀江渎、感恩江渎神孕育大地福泽人民，在康熙六年、二十四年、三十五年御制祭文中皆颂扬“岷山维导”、“岷山导脉”、“肇迹岷山”〔12〕。赞颂大禹岷山导江和岷山发祥大江孕育土地，惠泽人民之功。《皇舆全览图》完成后，康熙皇帝专门撰写《江源考》，对“江源”问题进行考辨。他在文中批评了古人中的“惑于载藉，以意悬揣”江源者并反对照搬古籍，肯定了徐霞客所言江源问题“颇切于形理”，但依然认为发源于松潘黄胜关外的岷江源“是为江之源”，同时承认金沙江为“真江源”，并认为徐霞客《溯江纪源》文中所言大江发源的昆仑“非真昆仑也”、岷江源头的“科尔坤山”才是“真昆仑”所在。显然，康熙皇帝维护“江源岷山”观点并非出于“守旧”、不承认科学发现。齐召南《水道提纲》一方面称“大江源出四川松潘卫边外西番地之岷山羊膊岭”，同时以金沙江为“大江真源”、金沙江上源木鲁乌苏河为“岷江最上源”。嘉庆《四川通志》沿袭此观点，也表明他们并非“守旧”而不敢承认金沙江上源才是自然地理中的大江真源。《皇舆全览图》完成后，康熙皇帝及主流学者们既然明确地称金沙江上源为大江“真源”，但却坚持以岷江源为大江源，这只能说明康熙皇帝及主流学者们维护“江源岷山”观点主要是出于对几千年来“江源”文化认同的尊重与维护，因而在记述中将文化认同的“江源”与自然地理中的“真源”并存。这种将历代文献记载并早已成为传统文化认同的“江源岷山”观点与自然地理中金沙江为“真江源”的“江源金沙”观点并存的做法，体现出既尊重和维护传统文化认同又尊重和承认科学认知的精神。

而“新文化运动”后在“科学”旗帜下所推动的“江源金沙”观点否定“江源岷山”观点，体现了尊重自然地理科学发现的长江江源客观存在，对倡导科学探索精神、追求物质世界的客观真实具有积极意义，从科学视角讲无疑是进步的。但是，以“江源金沙”否定“江源岷山”观点，强调了江源的科学性，却忽视了江源的文化性。随着“江源岷山”观点被否定，大量有关“江源岷山”的文献记载成为古人“误识”，“江源岷山”作为中华文明摇篮地、昆仑圣地暨四渎之首、南纪之首、中华龙脉南龙之首的文化地位受到动摇，成都不再是长江上游正流孕育的文明中心，长江江源地区不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地而是人烟荒芜之地，长江的文脉传承发生文化断裂，与“江源岷山”观念紧密联系和承载的一系列重要文化认同受到巨大冲击。历史文化认同是人类在文明演进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共有文化观念，是不可改写的历史文化记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历史文化认同尤其是重大历史文化认同不应轻易改变、文脉传承不应中断。以“江源金沙”观点否定“江源岷山”观点，客观上导致“江源岷山”重大历史文化认同被改变，从文化视角看这一结果的负面作用巨大，也有违尊重历史和文化的理性科学精神。

几千年的“江源岷山”文化认同在中华文化认同中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江源岷山”作为“大禹治水”肇始地，在我国的国家、民族和民族精神形成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当代最能彰显我国民族精神的5·12大地震抗灾重建又是以岷山地区为中心，古今岷山所演绎的“治水抗震”伟大壮举使这一区域在中华文化建构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江源岷山”文化认同对于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文化意义。在当今世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影响逐渐加深，文化认同日益显现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核心凝聚力巨大作用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纷纷强调加强对自身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我国也把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作为增强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大事。为此，需要我们本作既尊重科学又尊重历史文化认同的理性科学精神，重新审视长江“江源”问题。笔者认为，清代对待“江源”问题的做法值得借鉴，宜将承载着几千年文化认同的岷江源这一承载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文化江源”与“自然江源”金沙江上源并存和传播，延续长江文脉传承。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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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徐学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