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三国戏的文化成因

三国，始于东汉末群雄逐鹿、三足鼎立，终于“一片降幡出石头”三分归晋，前后不足百年，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不过一瞬，然其对后世的影响至今意义深远。三国历史如同《三国演义》奇书一般，“陈述百年，概括万事”，史家著书释义，臧否人物；兵家奉为圭臬，攻城掠地多有参照；政客取法三国群英文韬武略，为我所用；文学家博采百家极尽敷衍能事，洋洋洒洒百二十回演义历史；艺术家以戏文、讲唱、雕刻、绘画等艺术形式表现三国故事和人物。仅就戏曲而言，有资料显示，宋金时期，就有艺人根据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将三国故事搬上戏曲舞台。

庄一拂《古代戏曲存目汇考》载有宋元戏文剧目《单刀会》、《貂蝉女》、《铜雀妓》、《刘先主跳檀溪》；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有金院本《赤壁鏖兵》、《刺董卓》、《蔡伯喈》、《襄阳会》、《骂吕布》等（以上剧目大多散佚，仅残存几支曲文）。元杂剧中的三国故事就更多了。钟嗣成《录鬼簿》、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朱权《太和正音谱》及近人邵曾祺《元明北杂剧考略》等书记载，元代至明初的三国杂剧有40种，今存剧本14种。①关汉卿、高文秀、郑光祖、朱凯和无名氏等剧作家创作的剧本基本囊括了三国主要人物。明代的三国戏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较前代有所发展。由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出现，明人创作的几十出三国故事传奇深受小说影响，《演义》成为戏曲改编和创作的重要素材，如济的传奇《连环计》就是主要根据《演义》“曹孟德谋杀董卓”、“司徒王允说貂蝉”、“凤仪亭吕布戏貂蝉”数回相关情节联缀而成。清代三国戏除了杂剧、传奇外，花部的兴起使三国戏的流播更加广泛和兴盛。据《曲海总目提要》、《清代杂剧总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记载，有三国杂剧7种，今存剧本6种。传奇18种，今存剧本8种。②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演义》（毛本）出现后，三国戏文创作和改编更为广泛。花部诸剧，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三国剧目。1949年后，戏曲适逢“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指导，三国戏长足发展。沈伯俊《三国演义辞典》载近现代京剧三国戏245种，川剧99种。《豫剧传统剧目简介》载豫剧三国戏79种。陶君起编撰《京剧剧目初探》又统计京剧剧目1230余种，其中三国戏剧目148种。其他如秦腔、梆子等剧种的三国戏剧目也不在少数。由于各剧种三国戏都存在一剧多折、名称杂乱、计法不同等现象，至今无法统计出各地方剧种中三国戏的准确、权威数目。事实上，川剧三国戏的剧目亦远不止该辞典所录数目。

川剧界向有“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说法，又有“无三不成班，烂三要饿饭。三国铁门槛，翻过道路宽”的行话，可见三国戏在川剧中的数目众多，在川剧演出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川剧三国戏受巴蜀地区特有的历史、地理、人文、民风民俗等因素影响，较之其他剧种的三国戏，具有更加鲜明的民间性和地方特色，展示出独特而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

一、川剧三国戏与蜀汉三国遗迹?

刘备依托富饶的川西平原，与虎踞江东的孙权、雄霸中原的曹操分庭抗礼。《三国演义》拥刘抑曹，“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受其影响的川剧三国戏更是与此一脉相承，蜀汉集团的代表人物诸如刘备之仁义、诸葛之智慧、关羽之忠义、张飞之勇猛，通过戏曲搬演，更加深入到巴蜀大地普通民众的认知中。这些人物特质，恰好契合了中国的传统审美与价值取向，于是虽然“是非成败”早已“转头空”，川人仍然识英雄重英雄，或为其遍塑金身，顶礼膜拜；或将其融入衣食住行，以示纪念。由此三国遗迹遍布川渝两地，并形成了以川西为中心，向北、东、南延伸的三国遗址文化带。

川西坝成都的武侯祠刘备墓。武侯祠始建于公元五世纪，与刘备墓、先主庙毗邻。明代祠并入庙，明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年间重建，即至今之格局。以刘备殿、诸葛殿为主。诸葛殿祀诸葛亮祖孙三代。殿西有刘备惠陵。刘备殿正中为刘备塑像，左角为其孙北地王刘谌像，东偏殿祀关羽及其子关兴、关平及部将周仓等，西偏殿祀张飞及其后人。前两廊塑蜀汉文臣武将各14尊群像。文臣居东，有庞统、简雍等人；武将居西，有赵云、马超等人。人物形象多从戏曲、小说中描写。祠内有唐碑，以唐时宰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丹、名工匠鲁建刻石并称三绝。碑文赞述诸葛亮之文治武功，碑阴、碑侧有唐、宋、明、清各代题刻15则。成都是蜀汉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武侯祠中所祀亦集中了蜀汉政权的精英。川剧中以刘备、诸葛亮、蜀中五虎上将等人为中心的剧目至少占整个川剧三国戏半数。就连正史和小说着墨相对较少的北地王刘谌，死守绵竹尽节的诸葛瞻、诸葛尚父子等人，都有《杀家告庙》、《绵竹关》戏文来敷衍，可见川剧三国戏不仅认可刘备集团的“正统”地位，也主要以蜀汉政权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内容。

成都深受蜀汉文化影响，以至于至今不少街巷名称都与这段历史脱不开干系，尽管其中不少是因为当地百姓偏爱某人某事附会穿凿而来。如衣冠庙得名于此地原有关羽衣冠冢，清《四川通志》说刘备为招关羽魂魄，葬关羽衣冠于此。后经考古发掘，此为真实墓葬，亦与关羽无涉。而位于今太升路与鼓楼北街之间的玉泉街，则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就建有关爷庙（也称玉泉寺，“玉泉”源于玉泉山名），成都人为了区分位于东通顺街与马镇街之间的小关庙街（祀关羽义子关平），称之为老关庙，如今不见庙宇只留街名。再如桓侯巷旁的桓侯墓，也被证明与张飞无关。今大慈寺以北、书院西街的书院东街，曾名娘娘庙，就有祀送子娘娘和蜀汉北地王刘谌之妻两种说法，后者显然体现了成都人尊崇殉国之忠臣烈士的民心民意。③其余如点将台路（今东风路南侧，一说诸葛亮点兵处，一说张献忠点兵处）、九里堤（又名诸葛堤，传为诸葛亮课农蓄水而筑）、万里桥（成都原南门大桥，秦时蜀守李冰所造七桥之一。《华阳县志》引宋刘光祖《万里桥记》说孔明送吴使张温于此；《元和郡县志·剑南道·成都府》说费祎聘吴，孔明在此桥祖之）、营门口（城西，蜀汉大军曾在此屯兵）、黄忠小区（成都西郊，原建有黄忠墓，且塑像建祠，“文化大革命”中毁灭）、诸葛井（《方舆胜览》载：“诸葛井在成都府大慈寺西一里许，不知其际涯也”。据说为诸葛亮治蜀时为百姓而掘，今已不存）等街道巷陌，是否都与史实相符，也是见仁见智。成都西边大邑有赵子龙墓，明代已见

诸记载，墓前有三重庙殿，殿内塑赵云全身坐像，银须白发，气派非凡。二子统、广分立两旁。“文化大革命”中墓、碑及庙均被毁坏。川剧有《磐河桥》、《长坂坡》、《取桂阳》、《截江夺斗》等表现赵云之忠勇、果敢。

出成都向北，三国遗迹最为集中。新都有马超墓旧址，千年后墓已成土堆，祠也被毁坏，就地建起一所马超小学。附近弥牟镇有八阵图遗址，川剧《八阵图》对此多有渲染。刘备为报吴夺荆州、杀关羽之仇，率兵两百万伐吴，于夔门至猇亭连营七百里。陆逊避其锋锐，巧用火攻，致使刘备败走白帝城。陆逊追至渔腹浦，陷入诸葛亮预伏之八阵图中，霎时烟尘四起、黑雾迷天，左冲右突，不得出阵。适逢诸葛亮岳丈黄承彦放羊归来，将其引出阵外，以吴蜀唇齿相依劝其退兵。陆自愧不如孔明，怏怏退兵回吴。此戏为川剧武生的功夫戏，戏中表现陆逊困阵有“耍翎子”、“撕飞卡”、“倒硬人”等技巧。据说川剧“圣人”康子林表演此剧以“24个凤点头”（翎子功）和“三变化身”（三次吹灰变脸）独步剧坛。彭州西北有张松墓遗址，传说蜀中奇才张松被刘璋杀后葬于此处。川剧《西川图》（又名《献地理》）为常演袍带丑功夫戏，剧中张松与杨修唇枪舌剑，言辞犀利，极考演员的讲口功，名丑傅三乾、唐焕林、蒲松年等均擅演此剧。广汉（古称雒城）有张任墓、邓芝墓、马岱墓遗址。川剧有《金雁桥》、《邓芝说吴》、《斩魏延》与之相映照。张任乃刘璋属下大将，涪城之败后随刘璋子刘循守雒城，与刘备战于金雁桥，兵败被杀。《演义》和川戏都改为孔明定计

捉张任，刘备劝降无果，被斩首。后人赞许其忠诚不屈，修建墓地以示旌表。三国后期，吴蜀联盟因猇亭之战解散，诸葛亮派邓芝使吴重修旧好，邓芝不辱使命，赢得两国数十年和平时期。马岱为马超堂弟，川剧《斩魏延》专述他与杨仪联手斩杀魏延之事。又有著名剧作家魏明伦为魏延翻案的新编历史剧《夕照祁山》见诸舞台，此是后话。德阳罗江镇有落凤坡和庞统祠，此为“凤雏”庞统殒命处。刘备称帝后又于墓前建靖侯祠追念，祠内天井中有两株古柏，名“张飞柏”，传说为张飞纪念庞统亲手所植。祠堂几毁几兴，现存为康熙年间重建。川剧中专演庞统的剧目主要有《审百案》（又名《耒阳任》《士元醉酒》）和《落凤坡》。《审百案》以丑角应功，表现庞统任耒阳县令指日批复百余案件的疾才。前半段戏庞统需连唱百余句[红纳袄·慢二流]，并用醉身法显示其“难得糊涂”的个性。绵竹有诸葛瞻父子衣冠冢，系蜀人纪念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蜀汉炎兴元年（263年）兵败邓艾、死战捐躯于此之史事。北周时废弃，清初重建，乾隆初于墓前建祠，名诸葛双忠祠。与诸葛父子同时战死的黄崇（蜀将黄权子）、张遵（张飞孙）、李球（太守李恢侄）同祀祠内，故又名五忠祠。绵阳（古称涪城）主要有刘备入川与刘璋涪城相会的富乐山旧址、大司马蒋琬墓，往北有梓潼的七曲大庙和平武的江油关。川剧《涪城会》中刘璋不顾群臣死谏前往涪城迎接刘备，庞统劝备杀璋，备以同宗不忍，放璋归蜀，着力表现刘备之仁，实则二刘各怀心思，有虚美之嫌。蒋琬是蜀汉后期谋臣，与诸葛亮、费祎、董允并称“四相”，诸葛殁后，实为蜀汉朝中栋梁。七曲山大庙主要由文昌宫和关帝庙构成，文昌宫祀文昌帝君（禄神）张亚子，关帝庙自然祀“武圣”关云长。关帝庙始建于晋，关帝像为明代张献忠所遗留，因其全身贴满金箔，故此处关帝以金脸而非红脸著称，且随祀除周仓、关平外，另有关兴、王甫、关索、赵累像，过去香火极旺。川剧中的关羽与其他剧种在表演时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眼神的运用。川中俗语：关公睁眼──要杀人。在川剧众多关公戏中，除了斩杀敌将、生死一线（如《挑袍》中睁眼视袍、《单刀会》中睁眼倾酒、《走麦城》中睁眼怒视劝降之诸葛瑾）等关键时刻外，关公基本保持双眼似睁非睁、似闭非闭状态。这是川剧艺人视关羽为神，举手投足间皆表现其稳如泰山、动如雄狮的庄重形象，“关公睁眼──要杀人”的歇后语也说明前辈川剧艺人善于揣摩人物性格和对表演一丝不苟的态度。绵阳西北的江油关扼涪江上游，是三国时蜀汉之重要关隘，诸葛亮于此设关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敌国从阴平道偷袭。惜哉邓艾偷渡阴平时，守将马邈居然主动献关，不战而降，夫人李氏反倒殉国尽忠。对此，著名编剧黄吉安大笔一挥，怒斩马邈，与历史和《演义》反其道而行，收到意外的艺术效果，至今为川剧观众击节叹赏。川剧《江油关》中的马邈，也成为名丑傅三乾、周裕祥、陈全波、东方髡等人的经典艺术形象。梓潼向北的剑阁，是御敌之关隘，也是诸葛亮及其后继者姜维北伐的中继站。川剧《坐帐请降》（又名《假投降》）就是讲述驻守剑门关的姜维欲利用邓艾、钟会之间的矛盾，假意投降于钟会，意图复蜀的故事。晚清川剧名净罗开堂擅演此剧，曾于光绪初年与知名生角萧遐亭合演《假投降》，罗时而生、时而净，为观者称道。此处之姜维墓、营盘嘴等诸多姜维相关遗迹的存在，也足显蜀人对这位“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诸葛亮语）的大将军之尊崇。剑阁为起点，东至阆中，南至梓潼，绵延数百里，有数十万株古柏植于道路两旁，远望犹如两道翡翠长廊，此即为“翠云廊”，传说为张飞任巴西太守时命人所植。与张飞密切相关的遗址还有剑门以北昭化的葭萌关和阆中的张桓侯庙。葭萌关本是刘备与汉中张鲁割据抗衡之地，刘备驻扎在此广施恩德，收买人心。而《演义》和戏曲却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张飞和马超于此处惊心动魄的一场夜战。张马之战未分胜负，刘备却因诸葛巧用计谋收得一员虎将，为日后进取成都奠定坚实基础。阆中桓侯庙有张飞墓，此为张飞葬身之所。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东征伐吴，欲为关羽报仇，张飞闻讯正要率兵响应，却为部下杀害于阆中。川剧《哭桃园》所述故事，与这一时期大致相近。此戏有刘备哭桃园和张飞哭桃园两个路子，名净张海泉就是第一种路子，上世纪20年代曾以饰演悲痛发乎内心之刘备声震川西北一带。泸州河著名花脸胡春甫则以张飞哭桃园著称，其演出本主要有《闻凶》、《对泣》、《刺张》三折。在张飞与刘备《对泣》一折中，没有一句唱词，全靠演员的吼喊，配以套打锣鼓和变换使用的唢呐[风入松]。胡之身材、嗓音都非最佳，但在做工、登打方面狠下功夫，如《闻凶》时的“扑跪台口”，与刘备重逢时的飞跪膝步，技艺双绝，故所演《哭桃园》以至“泣血”，每每使观众感动落泪，方家以“呼啸雷音播万家，艺到有声兼有势”赞之。今泸州市川剧团名净陈明威继承胡之衣钵，余韵犹在。另有曹国清、侯连三等川剧名净也擅演此戏。阆中东南的南充有陈寿少时读书和编修《三国志》的万卷楼及其弟子谯周的墓葬遗址。《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既是史家治史典范，又是《演义》和戏文等三国文化之源，于川剧三国戏之意义自不必说。剑门北上至广元，有明月峡古蜀栈道遗迹，此为先秦时期古人为川陕交通便利开掘之道，所谓“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三国时诸葛亮北伐曹魏，大规模扩建、整修栈道，军民两用。战时撤退常要焚毁栈道以断追兵。如《三国志》载，赵云兵败魏将曹真于箕谷后，退兵时就将赤崖（今山西勉县褒城北）以北百余里栈道焚毁；另，魏延在诸葛死后与杨仪反目，也曾烧毁栈道阻其退兵。广元南的昭化有鲍三娘墓遗迹，原墓被盗，今已重修。墓碑刻建于民国初年，正中镌有“汉将军索妻鲍夫人之墓”，两侧有小字介绍其生平。传说鲍三娘世居夔州鲍家庄，与关羽三子关索成亲后，与夫镇守葭萌关，死后葬此。关索与鲍三娘其人不见史载，然常于讲史、传说及民间讲唱文艺中出现。今云南澄江县流传有专以关索其人为中心、三国蜀汉故事为内容的傩戏剧种──关索戏。当地民间传说，诸葛亮南征时以关索为先锋，曾驻军澄江小屯村（原名先锋营）。关索戏唱腔只有打击乐而无丝弦伴奏，属高腔范畴，剧目内容又仅限于关索等蜀汉人事，加之云南紧邻四川，可见其与川剧及其三国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川东和川南地区的三国遗迹相比川西、川北要少。东部主要有今重庆云阳的张飞庙和奉节白帝城。前者为蜀汉末年川人纪念张飞而建，后者为刘备猇亭战败后临终托孤之所。今托孤之永安宫遗迹尚存。川剧有《白帝托孤》专演此事。《演义》第八十五回写刘备临终对诸葛亮言：“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川剧中刘备用大段[二黄·阴调]交代遗言，其中有“阿斗为君若乱朝政，废却他无道的小昏君”一句，话说半句，并不提诸葛亮自立为帝的话，更符合对一代枭雄刘备厚黑性格的现代解读，川剧高明之处可见一斑。川南主要为诸葛亮南征路线时留下的遗迹，南征路线后人多认为由成都出发，经彭山、宜宾、西昌进云南。虽然活动区域包括四川省外的云、贵两地，但川剧同样流播于这些地区，故“五月渡泸”之渡口，“七擒七纵”孟获的确切地点的悬案，丝毫不影响川剧《忆卒祭泸水》和《七擒孟获》的流传。

综合以上可知，在遍布巴蜀两地的众多三国历史遗迹中，有真正从三国时期遗存至今的古迹如刘备惠陵，更多则是与三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相关、甚至根据《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结合附会而来的纪念性遗迹。如清康熙年间复建的成都武侯祠始建不在三国而是稍后的成汉时期，但祠中塑像和陈列皆以三国历史为本。这些三国遗迹为历代游人瞻仰追念，也为近代文人及川剧艺人创作三国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反之，因为《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曲（巴蜀两地主要是川剧）在民间的渗透和绽放，使得这些寄托着历代人们对三国风流人物景仰、缅怀的历史遗迹至今仍然承载着三国文化的传播重任。

二、川剧三国戏与三国文化衍生

三国文化并非是局限于特定时期的一种文化，而是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源，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神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④其概念之宽泛，不仅表现在史学、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当然也表现在艺术方面。三国史事和人物依托文学、艺术的传播手段，在民众中获得空前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甚至很大程度上与史实相悖，人们选取契合自己审美与价值取向的方式，来演绎自己的三国，三国戏曲如是，与之相关的竹琴、扬琴、清音、雕刻、年画乃至民间传说、习俗等亦如是。

四川竹琴，又称道情，因主要乐器是渔鼓和简板（均为竹质）而得名，是散文和韵文交织组合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散文解说，韵文歌唱。多以列国和三国故事戏文为内容。据胡度《竹琴三国志选》称，四川竹琴约始于清末民初，其词、调、板及流派各有讲究，此不赘述。而胡度先生所见《三国志》竹琴词本共64段，按照《三国演义》回目顺序，以《桃园结义》始，以《孔明归天》终，基本囊括了《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竹琴段子虽以戏文为主要内容，但艺人常根据演出需要，集中发挥其民间说唱文学的特点和优势。唐人已说三国故事，北宋即说“三分”，元刊有《全相三国志平话》，四川竹琴说三国人物故事渊源有自，在语言特色上保留《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本色，同时巧妙结合四川方言、口语，夹叙夹议，生动灵活。在刻画人物和铺叙故事方面，较《演义》更集中、细致。如三顾茅庐一段，《演义》为五千余字的一个回目，竹琴将其敷衍为《初顾茅庐》、《踏雪访贤》、《隆中对策》三个段子，对刘、关、张的性格刻画也多有发展。

四川扬琴，于清乾隆年间在成渝两地开始流传，因演唱时以扬琴为主奏乐器而得名。它吸收川剧、清音的元素，将声腔道白与戏剧融为一体。其演唱并不复杂，一般由五至七人操五至七件乐器就可“坐地传情”。然其曲调表现力强，剧本词语协律，音韵铿锵，在川内广为流传。蒋守文先生曾以收集到的68支扬琴三国曲目与《三国演义》回目对照，发现前者从《桃园结义》直唱到《杀家告庙》，基本以刘、关、张和诸葛亮为主线唱完了整部《三国演义》故事。其中，《孙氏辞母》、《孙氏祭江》、《董卓惊梦》三支曲目虽找不到《演义》对应回目，但所唱故事仍不出《演义》所述。⑤

而《孙氏祭江》与川剧《三祭江》情节、唱词如出一辙，可见彼此之间渊源不浅。四川清音，又称“唱小曲”、“唱月琴”、“唱琵琶”，清乾隆时由民歌小调发展而成。由一人左手打板、右手持签，击竹鼓而歌。初为坐唱，后改为站，并有月琴、琵琶、三弦、碗琴等伴奏。其唱腔清丽婉转、韵味淳厚，有上河（川西）、中河（川南）、下河（川东）三派。四川清音中的三国曲目较竹琴、扬琴为少，亦不如其连贯完整，现存约30段左右。因为清音为只唱不说的叙事体曲种，故其多唱故事片段，如《挑袍》只唱曹操与关羽灞桥赠袍送别，前后故事皆省略不见；或根据杂剧、民间传说等生发出故事，如《月下盘貂》让貂蝉善终结局等。由此可知清音与三国戏曲及民间故事、俗曲等紧密相关。

民间戏曲雕刻的发展，仰仗于传统雕刻艺术和戏曲的兴盛。据相关史料显示，四川民间戏曲雕刻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而其大量涌现于明清时期，主要以戏曲情节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反映了宋代至民国时期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戏曲发展状态，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和艺术价值。四川民间戏曲雕刻多以庙宇、会馆、墓葬、牌坊、家什物件等载体表现，根据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选的《四川民间戏曲雕刻选》一书收录的四川省内以三国戏曲为内容的雕刻主要有：自贡西秦会馆戏楼雕刻《截江夺斗》、达州真佛山庙群雕刻《小宴》、汉源九襄节孝石牌坊雕刻《虎牢关》（又名《三战吕布》）、雅安上里许家山墓碑基座的圆顶装饰雕刻《空城计》、雅安芦山玉溪“为善日益”墓门雕刻《宰古城》、雅安芦山唐家山福寿亭墓门石雕《凤仪亭》（又名《梳妆夺戟》）、叙永春秋祠石雕香炉上雕刻的《挑袍辞曹》、盐亭麻秧乡石牌坊上雕刻的《许田射猎》（又名《射白鹿》）和《辕门射戟》、万源黄柳村晚清进士张建成墓陪碑雕刻《古城会》（又名《聚古城》）、《虎牢关》、《葭萌关》（又名《夜战马超》）、《战潼关》。这些戏曲雕刻大多讲究构图和造型，神态逼真，呼之欲出。如《空城计》[3]中孔明之镇定与司马父子跃跃欲试、狐疑不定一静一动，形成强烈对比。《许田射猎》中曹操欣然接受群臣齐呼万岁之嚣张，张飞欲怒、刘备止之，三人神态与君臣射猎人马杂沓的场景和谐统一。人物妆扮多以戏曲为本。如《古城会》中关羽、张飞的造型妆扮完全依照川剧舞台妆扮，《战潼关》中曹操被马超杀得割须弃袍、狼狈不堪，所雕刻之马后脱落的冠帽，与川剧舞台上的太师巾极其相似。然而与戏曲“尚虚”“写意”特质不同的是，戏曲雕刻有时趋向于“写实”，如表现诸如《三战吕布》、《夜战马超》等战争场面时，是以战马而非戏曲表演中以鞭代马的手法来体现的。

四川绵竹年画也常以三国戏曲人物和故事为题材。绵竹年画多以木板印出轮廓后再填色，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苏州桃花坞齐名为中国四大年画。其历史悠久，据传起源于北宋时，兴于明，至清时达到鼎盛。绵竹年画以彩绘见长，构图对称饱满，线条古拙流畅，表现形式多样，多以避邪迎祥、历史人物、戏曲故事、民俗民风入画，表现出世代民间画师智慧勤劳的结晶，也反映了巴蜀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风尚。《三国演义》和川剧三国戏常以斗方、横推、条屏等形式来表现。如宣纸木板老年画《三国人物故事》组画绘有《三国蜀相诸葛亮》、《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刘玄德东吴招亲》、《马超兴兵取潼关》、《诸葛瞻父子魂壮绵竹关》5幅，将三国故事和人物表现得绘声绘色。另有斗方《连环计》，表现司徒王允借貂蝉施反间计使董卓、吕布父子反目，最终诛杀董卓的故事。可从画面中看出，中间的吕布头戴紫金冠，身穿鸳鸯褶子，这也是典型的川剧妆扮。

三国文化强大的民间根基不仅表现在以上所例举之文艺形式上，三国血脉早已融入巴蜀人民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中。如川中农村至今都有白布缠头的习俗，据说就是人们给诸葛亮戴孝遗留下来的。头上白帕夏天可防晒，冬天又可保暖，从此成为四川农民的包头帕。另外如“诸葛馒头”、“张飞牛肉”、“姜维豆腐”、“剑阁腊肉”等一应吃食的命名，也说明蜀汉三国历史对百姓生活的潜移默化。

成都有新春赴武侯祠“游喜神方”民俗活动。此项活动以三国文化为内涵，融合川西民风民俗，人们游喜神、祈吉祥。1927年，学者刘咸炘作《新年》诗五首，其中之一为：“春游蜀俗千年旧，暂息干戈便若狂。昭烈庙中齐下拜，不知几个识东皇”。说明这一习俗古已有之，且民众踊跃参与。雅安芦山县姜庆楼（又称平襄楼），根据相关记载，北宋时，每逢农历八月中秋，全城高搭彩楼48座，歌舞竞胜，娱神娱人，清人胡联云《八月彩楼》诗以“四十八台竞胜罢，满城歌舞乐中秋”咏之。纪念姜维品节的同时，成为当地千古民俗一景。明代，姜庆楼成为祭祀姜维的娱神演出傩戏庆坛的总坛所在。由于其内部保存尚好，也成为研究古建筑、三国姜维民俗和芦山庆坛、花灯等傩戏和民间小戏形成史的重要实物。重庆云阳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八和大年初一，都有张王庙会。会期，不仅云阳的百姓，周边万州、巫山、奉节的群众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张飞庙内钟鼓齐鸣，万民祈祷张王菩萨护佑，声势壮观。张飞在云阳人心中，近乎于神。当地老百姓家人生了重病，都会去张王庙上香；过年杀猪前，也要向张王庙的方向敬香祭拜（张飞曾为屠夫）。与此相似的还有遍布全川乃至全国的关帝庙，祭祀武圣关羽也因历代官方推崇、倡导，民间喜闻乐见，至今香火不断，蔚然成风。

结语

受巴蜀地区特有的历史、人文影响，在蜀汉三国统治中心孕育发展而来的川剧三国戏，承载着巴蜀人民朴素、善良的思想情感和乐天、智慧的性格底色，显示出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挖掘、传承三国戏，对川剧行当全面发展和剧种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此，作为巴蜀地域文化重要一脉的川剧三国戏方能永不落幕。

※　注释

①②胡世厚：《三国演义与三国戏》，《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6期。

③袁庭栋：《成都街巷志》，成都：四川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④沈伯俊：《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1期。

⑤蒋守文：《四川曲艺中的〈三国演义〉曲目漫谈──关于“三国文化”研究材料的一点补充》，《四川戏剧》，2004年第4期。

§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主编.三国演义辞典[M].成都：巴蜀书社，1989.6

[2]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四川民间戏曲雕刻选[M].成都：巴蜀书社，2002.7

[3]夏庭光.川剧品微[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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