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征收社会抚养费须寻求立法规范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要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彻底纳入法治轨道，就必须加快制定统一的行政收费法，以确保社会抚养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公共舆论对社会抚养费的监督，正在朝着良性方向发展。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相关行政复议审理结果，明确要求辽宁等7省份人口计生委限期向公民吴有水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信息。

从“超生罚款”到“计划外生育费”再到“社会抚养费”，针对超生家庭收取的同样一笔钱，名目不断发生变化，凸显出政府行政形式上的合法化追求，其性质也由行政处罚演化为行政性收费。只是，这笔费用到底如何收取、数额多少、如何开销等，仍长期处于公众监督的视线之外。

事实证明，对于政府汲取民间资源的行为，一旦缺乏足够的法律规制和社会监督，就会乱象丛生。由于收费不透明，标准不统一，公众对社会抚养费的去向无法监督，很容易为地方部门借此敛财提供机会，为各种腐败提供温床。根据此前审计报告显示，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混乱，漏征、擅自挪用、截留款项等情况已很普遍，以致舆论发出了“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的质疑。

乱象背后，凸显出立法对政府收费行为的规制不力。目前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根据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一些地方规范。这种看似依据充分的收费行为，实际上存在诸多立法上的短板。《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只是为这笔收费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而缺乏对行政收费权力的基本规制；国务院的办法也比较模糊，例如在收费目的上规定，可以“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这便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想象空间，造成挪用情况严重；而对于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则授权各省区市规定；在执法主体上，办法规定也过于宽泛。

由于立法上缺乏对权力和程序的严密设计，使得实践中执法部门还是将其当做一种罚款。而因其在法律性质上不是罚款，所以执法行为又不能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在这种背景下，律师向各省份申请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的举动，无疑是一种公益性的倒逼力量。只是我们在关注这种信息公开揭开社会抚养费“冰山一角”的同时，更应当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行政收费混乱的现状。

行政收费涉及对民间资源的汲取，最终的正当性存在于人民的同意。只有公民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授予行政机关收费的范围、标准、程序、使用等等，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政府收费的冲动。因此，要将社会抚养费征收彻底纳入法治轨道，就必须加快制定统一的行政收费法，以确保社会抚养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原文标题：征收社会抚养费须寻求立法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