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者: 金达莱|2013-11-21 09:56|查看: 436|评论: 0|来自: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考古学视野下的史前文明史知识融入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刍议

在国际汉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教学内容。文化教学同时也是文化传播，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但笔者也注意到，中国文化课教学对于中华民族的史前考古文明知识鲜少涉及。个人认为，在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教学与文化传播中，中华民族的史前文明史知识应该受到重视。中国考古领域发掘的史前文明遗址与史前文物，给我们提供了直观的教学工具。笔者结合自己在国外国内从事汉语国教育文化课的教学实践，对文明史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认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构成及其与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在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教学中如何融入史前考古文明史知识，提出个人浅见。

一、文明史知识与文化知识的区别

注意把握文明史知识与文化知识的区别。从语言角度分辨，“文明”与“文化”的含义有异同。在英语里，“Civilization（文明、文化）”与“Culture（文化）”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词汇。前者“Civilization”主要指“文明”，有时也与“文化”一词通用，但它的“文化”的意义却有远古文化的涵义。后者“Culture”则专指“文化”，是一种从古到今延续的文化。在法语里，这两个词汇在书写和意义方面也类同英语，即“文明”（Civilisation）与“文化”（Culture）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文明史知识具有认识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意义。我们在国际汉语教学课堂上讲中国文化时，会讲到两种文化。一种是表层次的文化，一种是深层次的文化。表层次的文化讲的是衣食住行与风俗习惯，这些都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层次的文化会讲到建构民族精神与民族思想的文化，如历史、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等。文明史知识指什么呢？参考西方国家关于外国文明史教科书的写法，可以作以下归纳：文明史知识主要是指文明的发生、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以及变化的历史。具体来说，从民族到国家文明的发生、历史上的传承、发展与变化，以及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即是文明史知识。〔1〕如果以“文明”的内容分类，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物资文明，涉及各种工艺技术与科学的发明创造；二是政治制度，指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三是精神文明，主要指民族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

文明史知识较文化史知识具有更广泛的内涵。人类文明的演进，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在旧石器晚期，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手段与生存方式，产生出原始宗教信仰。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出定居与农业种植，或者狩猎兼营农业，出现陶器及纺织手工艺生产。在铜石并用时代，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发展出青铜文化，铸造出用于祭祀或者用于军事的青铜器、建筑及各种手工艺技术，艺术也得到发展。宗教信仰从原始信仰的万物有灵论、发展到多神教、一神教，形成多种民族的观念与习俗。文化艺术形式从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包括岩画、陶器纹饰、发展到青铜器纹饰、包括有雕塑与浮雕装饰的神庙建筑、城邦聚落到宫室民居，以及独立的雕塑与绘画等等。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明进程，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的发展是从小到大，从氏族社会、部落、部落联盟、邦国到发展出国家形式。因此人类早期文明既有多种源头，同时也呈现多元状态，其间还有不同地区文明的相互交流影响与传播。

在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教学中，文明史知识与我们文化课教学中的文化知识有交叉。如朝代更替的历史知识，哲学思想中的老庄思想与孔子儒学；传统艺术中的建筑、书法、绘画、戏曲等；民族习俗中的节令娱乐、饮食文化等，有的可以划入文明范畴，有的可以划归文化领域。本文主要强调的是在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教学中需要介绍与传播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史知识及其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联系。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中国考古领域发现的史前文明遗存与遗物硕果累累，极大地补充并丰富了我国的文献记载。史前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前驱，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及民族观念的形成，乃至于文化艺术，具有源头的意义。

二、认识中国史前文明的多元文化起源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的史前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是不同区域的民族和族群创造的文明，中华文明是由今日中国的不同地区的区域文明融合构成，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文化〔2〕。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因此我们需要了解我国的史前文明，即建立王朝国家政权以前的文明。

在习惯性的观念中，我们的共识是黄河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是黄河。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分布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以陶器著称的仰韶文化，距今约六七千年。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和家畜饲养。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始于上世纪20年代，依据遗址差异性分别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大司空村类型以及晚期的马家窑类型〔3〕。仰韶文化是中原文明的源头，中国夏商周三代都属于中原的黄河文明。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考古发掘领域中，在各地不断有新的史前文明遗址发现，长江流域以及北方辽河流域，史前文明遗址考古发掘都有重大的收获。

长江流域分布有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迹，最著名的即是位于于长江下游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以及良渚文化。其中最早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6000-700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早期或稍晚，陶器以黑陶为主，出土了作为农业工具的骨耜，发现了干栏屋、稻壳堆、猪骨等遗迹。后期的良渚文化距今约5000多年，考古发现已有较高工艺水平的竹编、木器制作与丝麻纺织，尤其以精工雕琢的玉器著名。长江流域下游的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明考古遗址与文物呈现了中华民族南方农业文明的特点〔3〕。

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也发现了众多的史前文化遗址，发掘出一批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史前城址与聚落群。在继屈家岭文化之后的石家河文化古城聚落中，发掘出大量的陶塑动物及人像遗物，其数量累积大约5000个，显然与交换和贸易有关。〔4〕石家河文化晚期还出现数百件玉器，其中有10余件玉石人头象。〔5〕石家河文化区域的石器和玉器的发达，表明石家河聚落遗址是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中游的一个农业文明繁盛的区域。

处于长江上游地区的成都平原地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在成都平原发掘了以“宝敦文化”命名的成都平原古城遗址，古城遗址分布在成都平原的西边至西北部北部的新津宝敦、都江堰，崇州、郫县、温江、大邑、广汉，发掘出陶器、城市聚落，以及大型的祭祀台地，时间初步推定为距今5000-3700年之间。〔6〕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揭示了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明现象。在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发掘的古蜀王国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文物，包括陶器、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遗物，其中的青铜人像面具举世闻名。〔7〕2000年代前后在成都市内考古发掘命名的“十二桥文化”中的“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金器等。〔8〕“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考古文物共同揭示了成都平原古蜀王国的面貌。古蜀王国属于成都平原“宝敦文化”古城文明范畴，它们之间存在序列关系。

在华北今日内蒙赤峰市西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遗址，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于1983年以来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祭坛，有神庙、土冢，并发掘出一个女神象，还有精美的玉器和陶器，距今有6000年～5000年的历史。〔9〕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与文明面貌。

中国考古学界在上世纪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收获的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成果，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献知识，证实黄河文明并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文明。从地理位置上看，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西南地区成都平原所存在的发达的多种远古文明，实际上大致覆盖了今日中国的东南西北，它们的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多元与丰富。中国史前文明所形成的不同区域的多元文化，不同区域民族的早期先民创造的文明（包括物质、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与后来的王朝文明之间存在联系。表现在各地文明之间存在交流与影响，青铜器的一些造型和纹饰与史前时期的陶器和玉器都有联系，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与史前文明有着渊源关系等等。考古遗迹和文物所揭示的史前文明史知识，虽然属于考古学领域，但它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与中华民族文化关系密切。

三、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及其在国际汉语文化课教学中的融入

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有何种联系？在国际汉语文化课教学中如何运用考古学成果向域外传播中华文明史知识？笔者认为，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从考古学考察有着充分的联系。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根据考古遗址、考古遗物所作的相关研究，不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对于史前文明史的认识，也表明史前文明对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的工艺技术、民族信仰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生活，都有着直接影响。史前文明史知识主要透是过考古文物来揭示，大量的考古学上的文物图片，考古与文物视频，都给我们提供了对于史前文明史知识的认识，而文物图片与视频恰恰与国际汉语文化课教学需要的直观性与趣味性相契合。具体而言，我们在课堂上介绍史前文明史知识与古代民族文化的联系时，应该重视使用文物图片和视频。在认识和掌握了重要的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选择有代表意义的考古文物图片及视频，有重点的集中解说不同区域的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及其相互的影响与传播。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将中华民族史前多元文明知识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融入课堂教学之中。

1.陶器器型与青铜器之间的联系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陶器与中原早期青铜器造型有联系，中原文明早期出现的青铜器直接模仿陶器器型〔10〕。陶器的罐、盆、钵、鼎等器型，也是商周青铜器的重要器型。如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器中都有一种三足的“封口盉”，夏代的青铜饮酒器“管流角”器型，即是从陶器“封口盉”演变而来，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又如仰韶文化半坡晚期陶器的敛口平底钵以及敛口平底带鼻钵，这种钵的器型都被商周青铜器承传。尤其是仰韶文化马家窑陶罐中的一种双耳、鼓腹、细颈、敛口的小平底陶罐造型，即是商周青铜罐的基本器型。东周春秋时期的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如鸟、虎等青铜器型无疑可以追溯至早期的陶器的禽鸟造型。陶器提供了青铜器的器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辉煌的青铜文化。陶器与青铜器的关系，显示了史前的物资文明技艺与青铜时代存在继承发展关系。

2.史前文明与民间信仰和民族观念之间的联系

人类的宗教文明产生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史前人类受到生存方式与生产活动的影响，因此早期持“万物有灵论”信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彩陶流行一种蛙纹，中国南方民族的蛙崇拜即可以上溯到这种彩陶上的蛙纹。马家窑彩陶是仰韶文化的后期代表，主要在甘肃兰州、临洮等地遗址中发现。其纹饰多为彩色几何形，也有部分动物纹饰。马家窑彩陶的动物纹饰尤以形状较统一的蛙型纹饰较典型，这种蛙纹基本简化为直立的躯干与弯曲的四肢。成都平原金沙遗址发掘出土的两枚用于祭祀的蛙型金箔，与马家窑彩陶的典型的蛙纹饰极其相似：同样的直立的蛙躯干与弯曲的四肢。〔11〕马家窑遗址分布地与金沙遗址的成都平原地理位置上是纵向的从西北到西南，从时间上的先后考察，无疑金沙遗址蛙型金箔的造型及其祭祀意义与马家窑彩陶的蛙纹之间存在联系。金沙遗址蛙型金箔与中国西南和南方民族的蛙崇拜，包括民族神话与传说，以及反映在晚于金沙遗址蛙型金箔的西南与南方民族的青铜鼓的蛙纹饰，显示出蛙崇拜存在有经古蜀王国南传的迹象。马家窑彩陶蛙纹极其体现的求雨与多子的祭祀意义，与西南及南方民族民间信仰的蛙崇拜之间存在联系。〔12〕

中华民族何时开始自称龙的传人？“龙”的形象在古代即与虫和蛇相联系。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墓地的大墓中出土的彩绘陶器中曾出现过一种蟠龙纹，形象类似鱼类。真正称之为“龙”，并与青铜器的“龙纹”有直接联系的是红山文化的“玉龙”。位于西辽河上游红山文化的考古遗物以祭祀玉器著称，器形有龙、猪、虎、鸟等动物鸟禽，其中有一类呈C字型，头如蛇头，身如长虫的祭祀玉器，在考古文物领域被称之为“玉龙”。还有另一种颇类似这种龙形，但又与猪型相似，被称之为“玉猪龙”的祭祀玉器。商代的玉器中出现过这种“玉龙”、“玉猪龙”器型。这种头如蛇身似虫的“龙”形象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上产生出一种“龙纹”，最早出现在一尊“父丁卣”的提梁上。该提梁类似两条直立的龙身躯，同时在一些青铜器的圈足上也出现了“龙纹”纹饰。〔5〕这种龙身型提梁与圈足的“龙纹”在西周青铜器纹饰中开始流行，西周中期的一尊“伯簋”提梁即是龙身纹饰。龙身型提梁在东周春秋早期青铜器上发展成熟，如一尊名“龙耳尊”的青铜器，尊的两端提耳状如两条直立的龙身，“龙首向外，龙吻张开”。其头型和身型与红山文化中的“玉龙”颇相似。这种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于周代的提梁型龙身躯型与红山文化玉器的C型玉龙足可以相联系。〔10〕

商、周青铜器上出现的“龙纹”，即是史前陶器时代的一种龙崇拜民族观念的传承。龙崇拜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信仰，不仅汉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据考察，中国西南金沙江流域地区的近代藏缅语民族以及傣族中，也大多流行龙蛇崇拜〔13〕。东汉以前的哀牢古国的民族传说中，有“龙生哀牢九子”的神话传说（《后汉书· 西南夷列传》）。因此，中华民族的“龙崇拜”源头，可从商周青铜器的“龙纹”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蟠龙纹饰与北方红山文化中的祭祀玉器“C”型玉龙。

3.新石器时代的神灵祭祀物与中华民族祭祀文化之间的联系

祭祀器物玉琮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文明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江文明中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考古文物中有玉琮、玉镯、玉钺、玉耘田器等祭祀礼器，尤以玉琮著称。在文物图片中，良渚文化的玉琮有两种造型，一种是两节空心的外方内圆型，一种是一节空心的方形。这两种造型的玉琮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四面都刻有一种半人半兽的纹饰，其特点是铜铃大的双眼，抽象的五官面型，考古学界命名为“兽面形”。玉琮的功用是祭祀天神所用，这是考古学界的共识。祈求天神风调雨顺，这是原始民族的神灵信仰，可以联系到农业文明，这与考古发掘遗迹与文物所揭示的良渚文化的农业文明特点一致。

玉琮在中原夏商王朝都有出现，中国西南地区也发掘有古蜀国时代的玉琮遗物。古蜀国三星堆文化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双手在胸前作上下环形，手中握祭物，其环抱手型与玉琮接近，在古蜀国金沙遗址中即发现了一件精美的多节玉琮。至于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半人半兽的纹饰，在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上就出现了类似的“兽面纹”，并成为此后商晚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上较普遍的纹饰，古蜀国三星堆青铜器也有兽面纹。此上表明，中原地区的商周王朝以及长江流域古国的祭祀玉琮及“兽面纹”所代表的神灵祭祀文化，与新石器良渚文化存在联系。

4.史前古城遗址提供了对古代人类社会神权地位的认识

成都平原古城宝墩文化遗址聚落始于1995年相继发掘，清理出一系列大型的古城聚落，属于同一总体文化面貌。其中在宝墩文化遗址中的郫县古城发掘的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内发现了5座从东北往西南依次排列的长方形卵石台基，被推测属于宗教性质的大型礼仪中心，与宗教和政治生活有关〔14〕。城邦聚落的社会生活与祭祀关系密切，反映了早期人类的聚居生活与原始信仰方式，从中可以窥见成都平原古城在新石器时期的社会生活与原始崇拜。在成都北部广汉发掘的著名三星堆遗址文化，包含有成都平原古城遗址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通过了解成都平原古城遗址的社会生活与神灵祭祀方式，联系三星堆遗址发掘出来的青铜神树、青铜祭坛、双眼鼓突的青铜神人，以及手握祭祀器的青铜大立人塑像，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古蜀王国的政治生活及其神灵崇拜，同时也提供了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史前文明源头。

以上通过考古文物图片与视频举例所展示的中国史前时代不同区域的民族创造的多元文化及其传播与相互影响，它与青铜时代及中华民族文化的联系，无疑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古老多元及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悠久。因此，考古发现和考古成果所揭示的中华民族各地的史前文明成果与史前文明史知识，在国内应该向公众普及，在对域外的中华文化传播中，也应引起注意。

汉语国际教学具有传播中国文化的性质与使命，但史前文明史知识目前在我们的文化课教学中尚未引起重视。笔者认为，在汉语国际文化课教学中，通过文物图片与视频介绍中国史前文明史知识，是新时期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普及的需要，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多元文明与多元文化起源是必要的。同时也对我们在传播中华民族文化中，提供对于其源头与前后承继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1〕〔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米兰达.布朗.中国文明史〔M〕.（第二版）.袁德良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

〔2〕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3〕杨金鼎主编.中国文化历史词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4〕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J〕.《江汉考古》，1991年3期。

〔5〕荆州地区博物馆等：钟祥六和遗址〔J〕.《江汉考古》，1987年2期。

〔6〕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J〕.《考古》1997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J}，《考古》1998年第1期；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J〕.《考古》1999年第1期等。

〔7〕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金沙〔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M〕.文物出版社，2012。

〔10〕上海博物馆编：中国青铜器展览图录〔M〕.北京：五洲出版社，2004。

〔1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集刊》第四集），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