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裁判文书公开前不审批才有意义

司法权威的树立，同样遵循“木桶定理”──决定司法权威的，并不在于那些长板（确保了公平正义的个案），而恰在于那些短板（判罚不公的个案）。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琳

今年以来，司法公开在最高法院的大力推动下明显提速。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开通。11月27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与各高院裁判文书传送平台联通，全国四级法院裁判文书统一发布的技术平台已经搭就。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发布，并将于明年元月1日起正式施行。

裁判文书上网的目的非常清晰，就是“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树权威”。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此间也表示，要“通过推动裁判文书上网，形成倒逼机制，确保法律的正确统一适用，增进公众对裁判文书的理解，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

裁判文书上网其实并不是一项“新制度”，而更应看作是宪法和法律的具体适用。于实践层面，至少在12年前，海南省高院就推出了“天涯法律网”，作为统一发布该省各级法院裁判文书的网络平台。12年来，跟随推动裁判文书上网的各地法院层出不穷。

最高法院也在2009年明确提出，要“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发布机制”。但遗憾的是，由于裁判文书上网缺乏具体的制度化规范，其推进始终处于各地法院的零敲碎打。决定裁判文书上网的关键因素，似乎并不在法律约束，而更在法院领导的开明。

裁判文书上网当然没有法律障碍。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通常认为，这里的“公开”，既包含了动态的庭审公开，也包含了静态的裁判结果公开。

当然，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判决公开就必须上网公开，网络公开只是判决公开的一种方式。但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网络公开又是判决公开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式。“公开”意为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向全社会公开。当多数民众都以网络为接受信息的主要平台，法院没有理由拒绝“上网”这一公开的方式。

从各地法院的过往经验来看，裁判文书上网的难点在于能否做到“以公开为原则，以法律允许的不公开为例外”。如果裁判文书公开成为“选择性公开”，或“审批后才有限公开”，其结果必然导致“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树权威”这一目的落空。此番最高法院出台的新规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将符合条件的裁判文书上网要求由原来的“可以”改为“应当”，将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审批”改为“不上网审批”，同时要求上网文书原则上不得修改、更换和撤回。

也只有公开前“不审批”，才能确保裁判文书原汁原味的公开。此前，一些地方法院正是通过“审批制”将裁判文书公开异化为“优秀裁判文书公开”。公开就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而最需要监督的恰恰是那些不怎么好、甚至很糟糕的裁判文书。要知道，司法权威的树立，同样遵循“木桶定理”──决定司法权威的，并不在于那些长板（确保了公平正义的个案），而恰在于那些短板（判罚不公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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