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西南夷列传》再研究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涉及的“西南”并不是现代的西南，司马迁所说的西南是以巴郡、蜀郡为基点，即司马迁所说的“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就是将巴郡、蜀郡之西北、之西、之南的地区称为“西南”，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遂被称为“西南夷”。具体来说，“西南夷”地区相当于今天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相关地区。

汉代，为了加强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北击匈奴的战略目的，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了蜀身毒道，“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①《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历史背景由此展开，所以《史记·西南夷列传》的主要内容与汉王朝开拓西部边疆和建立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有关。

当然，司马迁虽然以建构大一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目的，以对边疆治理作为写作的基本点，但是在此过程中，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的地理分布、经济类型、文化特点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记述，成为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志最为珍贵的文献。

一、从民族识别的角度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

民族识别是指对相关民族进行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如果说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自觉的，那么，自中国历史上民族产生的时候起，便有不自觉的、自发的民族识别意识产生。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西南夷”各族的记述与识别就是一个例证，尽管还处于自发阶段，但是可以看到其中已经具有对中国古代民族进行民族识别的自觉成分。

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的识别首先是对民族成分的辨别。“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莋都最大; 自莋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② 在这段大家常见常用的史料中，司马迁首先承认每个民族都是各有自己特点的客观存在实体，此民族和彼民族的区别是由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来区别的，其中已经包含着许多民族识别的原则与方法。

通过对这段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民族情况十分复杂，既有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又有定居的农耕民族，还有游牧、农耕并存的民族，其社会发展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从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的角度看，“西南夷”民族文化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个类型是“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夜郎、靡莫之属、滇、邛都等农业民族，其文化特点是“椎结”，这也是此类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的文化符号; 其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有“邑聚”。如果按照国家发展的层次分析，应该是处在“方国”的阶段。

第二个类型是“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巂、昆明、徙、笮都等游牧民族，其文化特点是“编发”。关于其社会组织情况下文再论。

第三个类型是以冉駹为首的民族群体，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对于冉駹，司马迁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记述，这与司马迁没有亲自到达冉駹分布地区有关。

第四个类型是在冉駹东北部的“白马”民族群体，司马迁没有记述“白马”的文化特点，但却明确地指出“白马”是属于氐族系统的民族。后来的历史记载确实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述是正确的，因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西部确实出现了“白马氐”的民族群体。

从今天民族识别的角度考察，第一个类型属于稻作农耕民族群体; 第二、三、四个类型总体上属于与游牧有关的民族群体。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群体两大文化类型的划分，反映了他朴素的民族识别意识。

对司马迁民族识别的记述，有以下几点可以深入讨论。

第一，关于“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因为第二、三、四类民族群体游牧生产的粗放性，要求大面积的草场储备作为生产的必要条件，这就导致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群体的存在，以分散性来减少经济的风险，所以巂、昆明、徙、笮都等民族群体的文化特点是“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如果进一步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自然生态承载能力不足，从而导致了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与农业民族的社会组织必然产生差别。所以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看到了地理环境、生态条件对民族及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制约。

第二，关于冉駹，司马迁没有明确的文化记载，但是汪宁生先生曾经对此做过研究，他认为，《史记》最早记载的冉駹在汉代的汶山郡。汉代的冉駹夷即今日羌族的直接先民。冉駹夷的文化特征与后来文献中有关羌族文化特征的记载相同。①通过对冉駹民族文化的分析，可以明确其属于氐羌系民族。

第三，根据司马迁以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点的分类，还可以将西南夷分为“南夷”和“西夷”。南夷，在巴蜀之南，“耕田、有邑聚”的夜郎、靡莫之属、滇是南夷，属于百越系民族，南夷主要分布在今贵州、云南，显然是在今天成都以南，其生活习俗为椎结，生产方式为耕田，已定居。西夷则有两种情况：在蜀西南的嶲、昆明，生活习俗为编发，生产方式为游牧，社会发展尚处于无君长的社会; 在蜀西北的徙、筰都、冉駹、白马，已有大的民族首领，生产生活方式或定居半畜半农，或游牧不定。

第四，夜郎、滇族、昆明族属于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民族，说明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民族消亡了，但又有新的民族产生，或者是有的民族仅仅是民族名称的改变，但原民族人口仍然存在。例如夜郎就是下一个历史时期僚族中的一部分，昆明族的绝大部分发展演变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乌蛮。

第五，司马迁对“西南夷”的记录虽然不是自觉的民族识别，只是从文化上进行分类，但客观上却具有了民族识别的学术意义。由于中国历史上所谓“严华夷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及“用夏变夷”的民族观，所以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的记述仍有不足，表现出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和民族歧视态度。

二、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的主要内容与汉王朝开拓西部边疆和建立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有关，是汉王朝攻击匈奴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公元前3 世纪末的秦朝及以前，“西南夷”在政治上还没有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初步开始开发治理“西南夷”地区。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庄蹻入滇、秦开五尺道、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治理等重大历史事件，对于研究西南民族历史有重大价值。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西南夷”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与交流、博弈与矛盾，最终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份子的历史过程。

“西南夷”分布区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东南边、南边与骆越相邻，西南可达印度，还与汉朝的巴郡、蜀郡相连，所以在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战略格局中意义重大。因此建元六年（前 135年）汉武帝就直接过问开拓治理“西南夷”的事务，前后派了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或以武力，或以安抚的方法，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从而使“西南夷”地区在政治上加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使“西南夷”地区各民族成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重要成员。汉王朝通过对“西南夷”地区的政区设置治理，使“西南夷”地区成为统一多族国家的西南和西部边疆，使汉朝的疆域与中南半岛相连，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向南向西推进，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意义重大。

三、《史记·西南夷列传》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

司马迁由于有了中国民族整体发展的思想意识，因此对每一个民族的叙述都放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说明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具有互动性。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和各相关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这个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是互动过程。因此《史记·西南夷列传》在三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学术遗产。

第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对边疆进行治理并不断巩固的历史过程，是一种行动，如汉武帝在西南设置了益州郡、犍为郡、越巂郡等。

第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建构民族关系制度的过程，如汉武帝封滇王等。

第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是一个历史文本的书写过程，而司马迁就开创了这一历史先河，把民族历史的书写放到了中国“大一统”的叙事结构中。

∷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尤伟琼，云南师范大学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云南 昆明，650032）; 王兴宇，云南大学图书馆教师（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