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夷而夏：古代巴蜀与西南夷

中国历来就是多区域、多族群、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历史上的巴、蜀及与之存在密切族群渊源关系的西南夷，经历了逐步由夷而夏、融入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曲折辉煌历程。

“西南夷”由来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有对中国古代西南夷地区族群的最早系统记载：“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然而，太史公将巴蜀从这些“蛮夷”中截然划分开来，实为西汉时期历史情形的反映，未必符合先秦时期的史实。在战国中晚期之际被秦人兼并入主以前，巴蜀本身就属于文化风习与华夏明显有别的戎狄蛮夷，乃是天下由来已久的共识。至东晋，强烈崇尚和标榜华夏正统的蜀地史家常璩在撰《华阳国志》时，才将《战国策》径称古蜀为“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的文字，改为“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为邻”。这显然也不合于史实，因为比之更早的东汉班固《汉书》仍明确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上古巴蜀，至少在东周时期尚属华夏西南边裔的戎狄蛮夷，这些戎狄蛮夷在秦汉以后概称“夷”或“西南夷”。尽管如此，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金沙文化的出土资料充分证明，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前，巴和蜀作为两个古国，不仅已经发展出高度灿烂的文明，而且疆域（或者说政治文明辐射范围）已经颇为广辽。

文献显示，蜀国是多族群地域性联盟共同体。巴国也有廪君蛮、板楯蛮等诸多族群，共同在姬姓巴王之下构成一个更高级、更大型的共同体。巴与蜀连同西南地区这些族系纷繁的非华夏先民，西汉以后被概称为“西南夷”。

脉络相承最终汇入华夏文明

巴、蜀虽然在整体上与华夏存在族属之别，但亦非全无渊源关系，因而史籍中多有巴蜀与华夏脉络相通的传说和记载。《华阳国志》就载：“武王既克商，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此说与先秦文献吻合，如《左传》即称：“自武王灭商……巴、濮、楚、邓，吾南土矣。”又谓：“初，（楚）共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后汉书》亦谓巴“世尚秦女”。以上记载，反映巴确为姬姓，巴王室与周天子以至传说中上古黄帝确实存在同姓宗亲关系，与楚秦公室有姻亲联系。不过，春秋晚期以后，时移世易，巴的两大敌手“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以至在楚、秦进逼下最后退居四川盆地，“近于夷狄而夷狄之”，几乎完全成为脱离华夏的蛮夷之邦。

蜀与华夏的渊源关系更为古老。司马迁即记“禹兴于西羌”。扬雄所著《蜀王本纪》亦明确指出：“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本或作“刳”──引者按）儿坪。”禹生于蜀地羌族的传说，应与先秦文献《世本》等载黄帝二子青阳、昌意降居蜀地的更古老的传说脉络相承。

据文献显示，黄帝族群的两个近亲支系，早在大约5000年前就已从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南下来到四川西部，并与土著族群通婚定居于岷江、雅砻江流域。对此，《华阳国志·蜀志》说得更明确：“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域。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当为颛顼──引者按），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就反映出，古蜀族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帝族群。《尚书》记载武王伐纣，蜀等西土八国为重要盟邦。但地处川西的蜀国比川东巴国的地理位置相较于中原更为偏远，在东周以后由于长期与中原疏离而成为夷狄之邦。

由上可知，战国时期中原国家视野中的所谓“戎狄之长”巴、蜀，其实与华夏有一定渊源关系，并在先秦时期与中原国家长期存在过互动联系，但终因地理偏远而疏离于华夏，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同源异流。

但是，东亚大陆历史发展的趋势，注定要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随着战国以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加速发展，长江上游的巴蜀主要通过秦楚两个大国与华夏的互动日益频繁深化，巴蜀以至整个西南夷地区与华夏的异流同归渐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随着公元前316年秦举巴蜀，秦、汉两大王朝相继着力推进巴蜀开发，进而逐步开发大西南地区，终于在汉武帝时期不仅使整个巴蜀基本融入华夏，而且在传统巴蜀之外的蛮夷地区安置移民，设置郡县，几乎整个西南夷地区遂被正式纳入大一统版图，与巴蜀一道共同成为古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由夷而夏的宏伟历程表明，巴蜀及与其文化、血脉相连相通的西南夷，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