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国考

一、殷代的侯族属

在殷墟康丁－文丁时代的卜辞中出现过“老 侯”（《合集》36416）这一称谓。更晚的卜辞中有关于 侯军事活动的记载：“癸未卜，在[ ] 贞：王[贞]于 侯 师”（《甲》）2398+5877）。关于，徐中舒先生指出，此乃“方国名”[1]。卜辞云：“王其在□征”（《合集》36525），可知此国族有领地。

《说文》己部字，段注引《集韵》以 为古国，卫宏观书以为杞宋之“杞”。段注认为：“多不可信，即如此条，乃因许语而附会之也”，段玉裁不认同从“己”的训诂。后世有很多学者将读为“己”，如日本学者岛邦男就支持董作宾先生的观点，认为卜辞第五期中的“侯”与春秋时的“纪侯”是同一个侯国。因此在自绘的商代地图上将之划分到山东地区[2]。认为就是“己”、“纪”国的这一观点曾十分流行，杨宽先生也认同此说，并认为自商代以来就是姜姓国[3]。高广仁也将商代 国视为“纪国”，认为该国位于山东海岱地区，甚至将殷墟大量出土的商代 器视为从山东“进贡”到商王畿的礼品[4]。

这些观点将与“纪”之间的“己”作为联系，却没有注意到商代那些从“其”、支部韵的侯国与的联系。此外，也没有注意到周代“己”器与西周时有“亚”族徽 器之间的根本差异。

卜辞又有“亚其”如：“庚戌卜，贞：亚其往宫，往来亡灾？（《合集》27930）”这些关于和“其”的材料使人联想到商末的封君箕子。

宋人郑樵《通志略》云：“子姓，箕子之国，商畿内诸侯……武王克商，改封箕子于朝鲜，其地后为晋邑。”（氏族略第二）这意味着箕子封邑位于商王畿内，在今山西省南部。晁福林先生根据殷墟二期墓葬出土《亚其觚》和其它一些带“其”字的礼器，认为箕子的先世便已是受封的“亚其”[5]。“亚其”器很多都出自殷商王族贵族妇好的墓中，足以证明这一族系与殷王族的密切关系[6]。实际上商代族铭中“其”、、、“箕”等国族名号或为一体的异体写法，古韵读皆从之部，可以互通，当为有着共同祖源的受封氏族组织。总之，这几个国族之间的关系十分地密切，应当都位于商王畿内。

李雪山先生根据在北京琉璃河一带出土的一些带“亚”族徽的 器判断商代侯的封国在北京琉璃河一带[7]。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出土于北京地区与“（燕）侯”赏赐有关的 器均属西周封燕之后的产物，因此不能证明商代 侯国家的封国位置。因为如果商代的 国就一直在北京琉璃河地区并一直延续到西周的话，那么卜辞中大量 国族祖广泛参与王畿地区各种活动的这一现象就很难得到解释，所以应当排除这种说法。

王献唐先生将商代的 国视为姜姓，并且将山东春秋姜姓 器的族属与之视为一个连续整体，因此表示：“国不在安阳附近，殷亡以后，系式微，本国并未随之灭亡，仍然存在，它所存在的地方，我认为是山东东南部[8]”。陈槃先生则认为，殷周时代的 国即箕国，属于姜姓国族。最早位于山西与河南登封，最后才迁徙到山东地区[9]。

关于商代 侯与周代姜姓 侯国家之间的区别，下文将讨论。如果证明这二者不是同一个国族连续体的话，则商代的 国便不可能在山东地区。可以注意的是，那些大量出土亚 国徽器的墓葬全部都位于安阳地区。即使不能说明其/国家完全分布于安阳的商王畿内，但至少说明商代 国与商王族之间的关系紧密非同一般。陈槃先生注意到了殷代 国与王畿地区的密切关系，也不认为 国自殷代起就位于山东地区。但将 国等同于箕国并将之视为姜姓，这一点则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

商代礼器的族徽铭文中经常出现“亚”与或“侯”的合文。例如“亚”（《父乙簋》，《集成》3504）、“亚 侯”（《孝且丁卣》，《集成》5337）、“亚中 侯”（《母辛尊》，《集成》3689）、“亚 父癸”[10]等。“亚”在商代是一种军事性的重要职称，则曾最早出现于武丁-祖庚、甲时期的卜辞中，如“贞”（《南明》356，《续编》5.28等）可知 曾是商王庭中的巫占神职人员[11]。有一件“亚”名号的钺，时间不晚于殷墟文化二期[12]。这件不晚于殷墟二期的钺，很可能便是 本人制作和使用的。卜辞中，（写作）还有乞雨法术活动的记载（《合集》12532正）。商王室对此人亦甚关心：“往来亡祸？”（《合集》4448）。“乙未，王贞：？”（《合集》9651）。还拥有氏族武力：“至，在师  ……来自 师”（《后下》25.5），可推知 族在商代中晚期已有封邑。可以推知，本人主要活动于王畿地区，而到了其后裔氏族则拥有了封邑，建立了亚 氏族的 侯组织。至于有学者认为字为周代燕国人所造，属于燕国方言，义同于“燕”[13]，将此族定于燕蓟之地，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种有“亚”族徽的分布从商到西周中前期都较广泛，因此应视为 之后代不断分化形成的旁大族群。联系到前面晁福林先生认为“亚其”是商末箕子的先世，可以将武丁时的 视为、其、箕及后世所有带亚 族徽的先世，国自然是亚 族系中的一支。这一点，王献唐先生的论证与观点非常正确，他指出，殷代的 侯正是 族的子孙[14]。

这类亚 族分化出的 侯氏族-国家徽铭例有如“亚 其”、“亚”、“亚 侯”等[15]。从箕子作为商王族成员身份来看，这个大族群与商王族的关系可能十分密切，本身就可能是从商王族中分化而来。因为商王族并不重视内聚力的同姓分封，而往往是不断地分裂出独立性极强的新族，因此不易辨别一些氏族与王族间的古老关系。这一现象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16]。”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透露出的信息是殷周之交时商人族属的箕/其旧氏族向东北方向流动。这一史实也可以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亚 族青铜器得到证实[17]。此外，《玄鸟壶》上并存的“玄鸟妇”与“亚”族徽（《西清》19.14-15）则提供了亚 族与殷人“玄鸟生商”神话祖先创生母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再看关于礼器中的日名问题。亚 族的彝器上先公、先妣、父母称谓都使用日名，这是十分典型的殷人习俗，如“母辛”（《存上》24）、“祖丁”（《续存下》38）、父戊（《续存上》.43）等。王献唐先生为了把周代姜姓 国与殷人亚 国连接起来，便对日名解释为“姜姓在夏、商以前，早是一个庞大族类，不同于夏和商。它的日名、族徽礼俗，却和殷人相同[18]”。日名被错误解释为姜姓人群的文化传统。

可是，从考古和传世文献中均没有材料显示西方的姜姓人群有和殷人一样的日名习俗。关于排列的日名文化背后依靠的是对扶桑－玄鸟－太阳神宇宙神话系统、对应结构的信仰与编号、分类方法，这是典型的东方神话体系与归纳、分类系统[19]。日名风俗不但不能说明亚 族的姜姓族属身份，反而更强调了这个族群的殷商特质。

姜姓所属的羌族不仅不可能是商王畿内的核心族群，事实恰恰还在于，卜辞中反映商王朝与羌的关系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羌的征伐用兵之多、杀戮之广，时间之长是其它商敌对势力不可比拟的。这种征羌、获羌、以羌人杀祭卜辞在甲骨文献中随处可见。以至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对羌人采取亡国灭种的措施[20]。商代的 国显然不是古羌一系的姜姓国家。

因此，商代的 侯应当视为与商王族关系紧密，并且很可能从王室中分化出来的一支殷人族属，这个族群有共同的族徽符号“亚”作为宣示身份的共同表征。“亚其”、“侯”、、“箕”等氏族-封君国家都是这个族群中编列的殷人政治集团。商代的 国并不在山东地区[21]，而是主要在殷商王畿区域。商代的 国不是姜姓，而是殷人亚 氏族建立的一个封邦，与商王室的关系密切。胡厚宣先生认为殷人 侯受封的年代在帝乙、帝辛时期[22]，但综合各种材料来看，殷代 侯从亚 族中分出的时间，应该更早。

二、西周中期前后的“侯”变化

王献唐先生亦言商代 器与春秋姜姓 器之间有数百年时段的空缺：“殷代 国有大批铜器，西周没有，春秋忽然有了，至战国时又不见。”对于这一现象他解释为：“似乎殷代的山东，虽已出现青铜文化，但在西周时期，因政治经济种种关系，又衰落下来。到达春秋时期，由各方一齐抬头，也跟着发展[23]。”

然而，延续着商代亚 国青铜器的发展，亚 器并没有消亡，进入周代以后，器大量在北京琉璃河地区出土。此外便是在辽宁、陕西省，但却没有一件出土于山东地区。

在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亚 族 器如《亚盉》：“侯亚，（燕）侯易（赐）亚贝，乍（作）父乙宝（尊）彝[24]。”这是周人北方重藩燕侯对 侯赏赐的记录。这类燕国对亚 侯氏族进行封赏的例子很多，或者是 人因燕侯的关系而间接受到周王朝的赏赐，如《高卣蓋》[25]。这些材料都意味着作为商人族属的亚 侯在西周时代成为了周人的臣属，并主要服事燕国的周贵族。这些殷商遗民显然保持着完整的旧有氏族组织，并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尚书·康诰》中周公提出对待殷遗民的态度为“克明德慎罚”。《左传·定公四年》记录封建周人国家时将殷商原有诸氏族拆散封赏给周人为臣属，例如鲁公得到“殷民六族”，康叔分得“殷民七族”等。亚 侯应当与这些殷人诸族一样被周人分配，从安阳迁到了北京琉璃河，赐给了燕国并成为燕的附庸封君。

王献唐先生认为有“侯”名号出现的青铜器属于殷商时代，并认为“侯和亚是同等地位，侯与亚 是平行关系”，[26]这一观点则是不成立的。

与亚 族处境很相似的一个殷人大族是 族。宋人王俅将这一族徽解读为“析子孙”[27]，于省吾先生释为“举”字[28]，何景成从之[29]。此族是商末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一带具有武装卫戌性质的群体。随着商朝的灭亡，族也遭到拆散，有的被分封给燕国，受到燕侯的赏赐，《集成》2507和5978铭文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背景。有的被迁徒到宗周地区，受到周王室的封赏，并服事周王，如《集成》2695的记录。朱凤瀚先生对这个殷人大族入周后的遭遇描述为：“但 氏尽管已被拆散，而其分到各处之分支族属依然使用着 作为其宗族名号，此固然与商人贵族怀旧的保守心理有关，但更重要者似在于，周人对于顺从于己的显赫的商人贵族仍给以相对于其他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优厚得多的待遇，故此类商人贵族亦就乐于昭示自己的贵族出身[30]。

族的遭遇显然与亚 族是相当相似的。除了二者作为典型的殷人族属在入周后被拆散，一些支族被赐封给燕国外，还有一些支族被迁移到宗周地区这一点也如出一辄。成王、康王时器铭有：“惟十又二月，王初馆旁，唯还在周……侯亚 其子子孙孙宝用”（《宣和博古图》11.18）。足见西周初期被迁到宗周地区的亚 侯封君在王畿里服事周天子。在陕西抚风县齐镇村一号墓中则有“女作尊彝、亚”鼎（《陕铜》（三）图54），为康王、昭王时彝器，反映了这个时期亚 族 侯还存在。而山东滕州出土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亚 族的青铜卣，祭祀“父乙”、“父癸”，证明了这一殷人族群也曾被封赏给姬姓的滕国[31]。这些分散于各地的 族与亚 侯彝器的出土，证明了王献唐先生以 为山东地区自商代到春秋千年一系相承之说不能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西周恭王、懿王时出现的一件 器：“仲作 生饮壶[32]”，但是却没有了亚 族徽。在氏族组织本位的商周时代，族徽的意义在于标识明确宗教礼仪、社会关系及身份认同，还包括族群传统、共同记忆的情感表征符号，意义重要不言自明。另外，作器者的名字是“仲”，这属于典型周人文化命名“伯、仲、叔、季”一套的名号。因此，这件 器应当不是殷人族属的亚 族后裔制作。

从孝王到宣王时期也存在 器，但都不再出现亚 族族徽了（参见《考古》1983年4期，第290页，图三）。关于这种没有亚 族徽 侯器的族系归属问题，有一条材料可以提供给解释的可能：“侯作 井姜妢母媵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33]。”井就是周人分封的姬姓邢国，在河北邢台。“井姜”是 女嫁给姬姓邢国的姜姓女子，这是 侯为嫁女作的媵器。我们发现，第一，这件 器当然没有亚 族徽，而且口吻是典型的周人用语。第二，这个 国已经是姜姓了，并且与姬姓国家关系密切，实行政治联姻。地位与诸侯平等，不象被分赐周人的附庸封君身份。

此外，昭王、穆王之后的《公壶》：“公乍（作）为子叔姜□盥壶”，其用辞与《春秋》文公十六年齐人称“子叔姬”者同[34]。除了《公壶》之外，传世还有一件《公》，铭为“公作为子叔姜盥”[35]，内容与《公壶》完全一致。这两例可以证明穆王时期，姜姓 国已经出现，且其彝器用辞与同为周人文化的姜姓齐国完全一致。

何景成先生收集了124件带有“亚”族徽的 器资料，但它们时代的下限皆为“西周早期”，没有超过西周中期的[36]。充分证明了“亚”系 国的消亡在西周中期，而周人族属姜姓 国的出现当在穆王至懿王之间，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还不明确。但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即绝不能将周代出现的姜姓 国用来解释商代 侯国家的起源。李学勤先生指出，后世地名相似的多，如果单纯地互相比附，即使相同，也终究有些危险[37]。古地名如此，同名古国的情况也应该仔细区分。

三、春秋之姜姓 国

早在先周时代，周人便与西羌族群有着密切的血亲及文化关系。《诗经·大雅·生民》中周人的祖先姜嫄正是姜姓。徐旭生先生论述了姜、姬两姓不但同属一个古代集团，而且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38]。王晖先生在考据了后稷传说后认为姬姓的起源便是从母系传统的姜姓发展进入到父系传统的结果[39]。殷商族群曾长期展开对这些西方羌人的征伐活动。而周人灭商和“东征”实质上就是一场西方姬姓统治集团联合姜姓诸族征服殷商和东方诸族的旁大军事行动。正因如此，周人在广大的被征服地区除大量分封姬姓国家以外，还大量分封姜姓国家以巩固周人的统治。

山东地区本来是东夷民族的本土发源地，东族群的各种典型思想观念、风俗特征如太阳－鸟崇拜、拔齿、射日神话等内容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出现于山东半岛[40]。这个地区的本土大姓主要为风姓（“风”同“凤”，为鸟崇拜）、赢姓等。王献唐先生在蓍作中把位于山东地区的姜姓国视为东方夷族土著：“到了商周，这一带又几乎全变为姜姓的统治集团。姜姓是夷”；“总起来看，这一地带，在周代以前的商代，大抵都是姜姓集团统治区域”；“山东古代姜统治集团的历史是悠久的，可以推到夏代以前[41]。”

前面我们已论述了商代与西周早期的山东没有出土 器，更不用说是“姜姓”器了。而且亚 族不但不是姜族，反而是典型的殷人族属，特别是与商王室关系密切。现在来看山东本土的原生型国家族属：榖为赢姓，属东夷；以少皓氏后裔身份自居的郯也是赢姓；莒也是少皓之后，赢姓，（《文献通考》卷二百六十三）。根据《通志略》的记录，宿、须句等国则为风姓（氏族略第二）属东夷。这类鸟夷系国家很多，广泛分布于渤海、黄海和东海的东方地区[42]。周公的东征就旨在对东方诸夷的征服，奄、丰、薄姑等夷国便是被东征消灭了的。在鸟夷系古国灭亡的废墟上才第一次建立起姬姓与姜姓的周人征服者国家。姬姓有鲁、曹、阳、茅、极、郜、滕，姜姓为齐、纪、向、淳于、逢等国。

王献唐先生著作中核心围绕着讨论1951年在黄县出土的八件春秋 国青铜器展开的。这八件春秋时代的彝器均没有亚 族号，可见与殷人的 国无关。其中有“王妇 孟姜，王妇 孟姜乍（作）旅它，其万年眉寿用之”[43]。王先生据此推论认为这个姜姓 国的女儿曾作为周王的王后，并有姐妹为媵[44]。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一材料，正说明了姜姓 国与周王室关系的紧密，与作为殷遗民亚 国的周人附庸身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充分说说明了姜姓 国是伴随周人封建并有效巩固东夷地区统治的产物[45]。

许倬云先生认为这个 国：“侯的封地在烟台、黄县之间，正当莱夷北面，殆是齐人的一枝偏师；驻防海嵎，以镇抚莱夷[46]。”这充份说明姜姓齐国与姜姓 国的紧密合作关系以及姜姓 国对周人统治东夷的军事意义──“以夹辅周室。”姜姓 国镇守的主要东夷防备对象为莱夷。王献唐先生认为莱夷自古以来便是姜姓，并作为证明山东自古以来便存在一个本土旁大姜姓统治集团的重要证据之一。然而正如前文中所述，姜是西方族群，原生的东夷族从来没有姜姓。姜姓的出现除了周人对东方进行统治建立的国家外，还有一种可能：“然而姜姓一向在西方分布，忽然在山东半岛有此一支夷化的姜姓，颇堪存疑。揆之云贵土司的冒用中国姓氏，莱之姓姜，殆亦冒用[47]。”

另外，山东的姜姓纪国显然也不是东夷属的原生型国家。纪国与周王室关系十分紧密，《史记·齐世家》：“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可见周王对纪侯的信任。周王不会对一个受防范的夷人君长言听计从。《左传·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知纪女曾嫁周天子为王后，更说明了纪国是周人核心统治联盟的成员。《貉子卣》则记载了周王对纪侯的赏赐[48]。另，《左传·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指纪国对山东的本土型东夷国家进行征伐。综合来看，姜姓纪国正是周代姬、姜统治联盟的一股重要势力，地位不在姜齐之下。周人封纪于山东，正是为了镇压东方鸟夷诸族。将亚 国与姜姓纪国相混淆，是一个错误。

综合以上的材料，可以发现山东从商代甚至更早以来并没有一个本土的原生型“姜姓统治集团”。姜姓来自西方，是与姬紧密联合的周人联盟。周公东征以来对东夷的统治需要才使周人在山东地区大封姬、姜周人系国家。正因为周文化，政治上的优势，甚至有的东夷国家（如莱国）因自卑情结还冒用姜姓。姜姓 国就是这种背景下出现在山东并具有明确周人政治身份的国家。最后，随着春秋以来楚国势力的向北扩张，山东的姜姓 国最终被楚国所灭，也即是楚国灭莒的同一年，时在公元前431年[49]。

其实，在殷周大变革中，类似的国名虽存而族群不同之例，并非孤立存在。例如，笔者就曾考证，殷末的古代芮国，在西周和春秋则变为姬姓芮国[50]；而殷代古邢国，也在商末周初被姬姓取代[51]；张颔先生则发现，殷周之交姬姓唐国的崛起正伴随着异姓古唐国的灭亡[52]；李学勤先生亦发现，西周有一姞姓古杨国，到宣王四十二年，则出现了王子尚父受封的姬姓杨国[53]。王国维先生言“殷周间之大变革”[54]，以文化、制度言之，例证颇烦，在此不赘。而诸如此类众多古国族被周人国族所取代，也是深入认识殷周大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笔者认为，对 国考证的认识，需要放到殷周大变革这一重要背景中去，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

结 论

随着数十年来新材料和方法的不断积累、提升，今人对古代 国的认识，能够对王献唐先生时代的认识观点作出相应的补充和修正。在对王献唐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学术贡献表示敬意的同时，对这些知识的进一步梳理、修正，亦是对前辈学者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商代 侯国家是与商王族关系紧密的殷人族属群，属于一个叫亚 的旁大氏族。周人代商之后将亚 诸族拆散，一部份 国族人成为燕国的附庸，随着燕国被迁徙到北京琉璃河地区，另一部份则在宗周服事周王室。但它们仍顽固地保持着殷人的文化传统及社会组织形式。

西周中期以后，这些殷人族属的 侯国家逐渐消失了。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形态与族群归属关系完全不同的姜姓 国。这个 国属于周人的统治联盟，并为了镇守东夷地区而像齐、纪等姜姓国家一样被封到山东地区防备夷族，并主要监视莱夷。山东地区的姜姓统治集团是周代以后才形成的，并不是山东的原生国家形态。山东的原生型古国只有鸟夷系统的风姓、赢姓等诸国。国的变迁，需要放置到殷周之交的大背景中去认识。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段渝先生的指教和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1] 徐中舒 主编：《甲骨文字典》下册，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556～1557页。

[2] [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濮茅左等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5页。

[3] 杨宽：《西周列国考》，自《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0-221页。此外，冯时先生也持这一观点，见《前掌大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汇释》，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96～597页。

[4] 高广仁：《海岱区的商代文化遗存》，载《考古学报》2000年2期，第186页。

[5]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3-84页。

[7]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8]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第119页。

[9] 陈槃：《不见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国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4～85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12年12期，第32页。

[11] 此字李零先生释读为“疑”字的初文，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

[12] 朱凤瀚：《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载《考古学报》2013年1期，第18～19页。

[13] 曲英杰：《说》，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6期。

[14] 王献唐：《黄县 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7-98页。

[15] 以上徽铭的原始材料出自[美]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 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2页。

[16]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自《观堂集林》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5页。

[17] 喀左县文化馆：《辽宁喀左北洞村孤山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载《考古》1974年6期。

[18]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第80页；王献唐：《黄县 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5页。

[19] 王晖：《殷商十干氏族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3期，第39～40页。

[20]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39页。另，是否使用日名是区分殷、周青铜器的判断标尺，可参见张懋镕：《周人不用日名说》，载《历史研究》1993年5期；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5-226页；张懋镕：《西周方座簋研究》，载《考古》1999年12期。

[21] 彭邦炯：《从商代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自 王宇信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

[22]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23]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第118-119页。

[24]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页。唐兰先生释为，金岳则释为“疑”字，如《仪礼》中“疑立”的形象。参见金岳《方鼎考释－兼论殷周 国》，自 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5页。

[25]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135页。

[26] 王献唐：《黄县 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6页。

[27] [宋]王俅：《啸堂集古録》，中华书局，1985年，第149页。

[28] 于省吾：《释》，载《考古》1979年4期。

[29] 何景成：《商末周初的举族研究》，载《考古》2008年11期。

[30]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31] 李鲁滕：《鼎及其相关问题》，自《齐鲁文博》，齐鲁书社，2003年，第111～119页。

[32]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445页；又见陈佩芬：《仲壶》，载《文物》1984年6期。

[33] 张光裕《新见 侯滕器简释》，自《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

[34]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

[35] [清]徐文靖：《管城硕记》，中华书局，1998年，第420页。

[36] 何景成：《“亚”族铜器研究》，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148～155页。

[37] 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9页。

[3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39]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7页。

[40] 逄振镐：《东夷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第341-343页、第375-376页。

[41]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第208、216、210页。

[42]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1页。

[43] 该器铭文又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杨树达先生将该器命名为《王妇》。

[44]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第124页。

[45] 最新所见西周末、春秋初《妀善鼎》可知，姜姓 国亦曾与妀姓通婚，见 马保春、袁广阔：《妀善鼎铭文考释》，载《文物》2012年10期。据王国维考，妀姓为“苏国之姓”，《女字说》，自《观堂集林》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8页。杨宽考证，周王曾令史省苏国，知该国亦与周人密切，见 杨宽：《西周列国考》，自《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因此，姜姓 国不仅与周王通婚，亦与周王所视之列国通婚，这些婚姻，可以起到整合政治秩序的有效作用。

[46] 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2页。

[47] 同上书，第142页。

[48] 从《己侯貉子簋》可知“貉子”为姜姓纪国之君，《貉子卣》记载了周王赐给貉子牢俎之鹿，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336～337页。

[49] 王献唐：《黄县 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68页；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

[50] 李竞恒：《商周时代的芮国》，载《文史知识》2012年3期，第57～62页。

[51] 张渭莲、段宏振：《邢台西周考古与西周邢国》，载《文物》2012年1期，第70～73页。

[52] 张颔：《“剪桐”字辨》，自《张颔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158页。

[53] 李学勤：《续说晋侯邦父与杨姞》，自《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66页。

[54]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自《观堂集林》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

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