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马英九从没试图影响我为他政治目标服务

龙应台

这到底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
龙应台为官这两年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 记者：苏洁（发自台北）

龙应台脱掉鞋子，赤着脚踩在草席上。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间，她似乎并没感到什么不自在，她把手背在身后，偶尔像小女孩一样踮起脚，腰间细长的红色皮带若隐若现。身边的官员一副“向长官报告”的姿态跟她聊天，她倒是大剌剌地开着玩笑，眉毛扬得高高的。不施粉黛，一对金属耳环格外醒目。

这是一栋刚修复不久的日式建筑，房梁上的油漆刚刚刷过，铺在地板上的草席带着点夏天的味道。龙应台有些骄傲地告诉在座，这个修缮后的“齐东诗舍”，将用于举办诗歌相关的活动，作为台湾“诗歌复兴的堡垒”。

就任台湾“文化部长”两年，龙应台提了很多个“复兴”，仿佛急着要为那个曾经她呐喊着改变的台湾找回什么。“我知道现在台湾人心里会有挫折感，也有很深的不安。可是这片土壤的人情和温润，是贯穿着整个台湾文化的最珍贵的品质。”就职两周年的交流会，龙应台捧出了两年来的第一篇文章，《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文章末尾，署着她风格遒劲的签名。

“也许你看见了别的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金门九十岁的董天补，坐在小板凳上弯着腰，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在一支灯上描绘花朵。他到市场买雪白的棉布和淡绿色的洋菜，把洋菜炼出的汁涂上棉布，扎上紧绷的竹架，然后把人家的姓氏和堂号描上，再细细画上最代表岁月安好的牡丹花，就是人们结婚或新居落成时希望挂出祈求幸福的子婿灯。洁净的小屋里有吃奶的婴儿睁着萌眼观看，屋外有啼叫的公鸡在昂首散步。董天厌的灯，全台湾仅此一家，‘文化部’将他的技艺列册，提供传习。

五月五日晚上，我看见蔡明亮从欧洲发来的简讯：‘肯定要让您惊吓，这趟长征，我亦一路惊骇，小康在转机（维也纳到布鲁塞尔）就小中风了。首演在提心吊胆下完成，但仍有可观，反应很好。第二次他表现更惊人，今天医生也说他有很大进步。刚助理传来消息，票也卖光，比利时两大法语报也给高度评价，我稍稍放心──此行简直如唐僧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菩萨保佑。’蔡明亮和李康生正在‘文化部’所支持的欧洲巡演途中。”

龙应台依旧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她用并不明亮的嗓音说着在每个角落里她看到的温润台湾，也感慨着两年来倾注心血的文化立法和文化工程，略带唏嘘，但温暖的氛围并未持续太久，被一个声音忽然打破了。

“前两天在出版产业座谈的时候，‘部长’回答一个问题时说，对电子出版的商务模式不太了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回响相当的热烈。我们的留言区非常热情，大家都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文化部长’不知道电子出版是什么！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请‘部长’解释一下？”一位台湾媒体记者举着话筒，有些兴奋。

“哈，我怎么可能不知道电子出版是什么呢？”龙应台的笑意仍挂在脸上，语气肯定地纠正。“那天是意外的有一位朋友提问，说‘你作为作者，为什么自己的书都没有出成电子书？’我的回答是，两年半前，当我仍是作者的时候，有人来和我谈书的电子出版，但我觉得那个模式还不是很成熟。”

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此时的龙应台，周身披着件看不见的铠甲，每一句不经意的谈笑背后，都是准确的信息、缜密的逻辑，和小心翼翼的拿捏。她知道，哪怕说错一个字，第二天的报纸内容都可能是另一番天地。

很多天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她聊起相关的话题，龙应台先是开了句玩笑，继而苦笑，接着沉默了几秒钟，很认真地说，“这次回来，很多东西都变了。”很多原来是在“主持公道”的人，也变成了拿着弓箭随时准备放的。她原本以为，所有该经历的辛苦，早在多年前做台北文化局长的时候，就经历过了。

“带着头盔”回到台湾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台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响，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走下质询台，她抬眼看着窗外，台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忆时，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后来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写字和教书，偶尔会和儿子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端杯酒，看着傍晚的大海，说说话。另一个海岛上曾经历的那几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继《野火集》后再掀两岸阅读风潮。

五年后，这本书仍摆在台湾各大书店畅销书榜的前列时，龙应台却在为即将参加的议会质询胃痛，仿佛多年前台北市议会经历的那一幕又回来了。她要去做台湾“文化部长”任职两周年的施政报告。

“为了做一个应对质询的报告，我的同仁忙得鸡飞狗跳。可能对面的人动一动小指头，我们这边的公务员，就要忙得跟狗一样。”龙应台忍不住表达“委屈”。

对于委屈，龙应台是有准备的。“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刹那。”2012年，答应马英九的请求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台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龙应台没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岁。“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龙应台，两千多人的“文化部”，千头万绪。

非议不少，期待也不少。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王荣文曾说，“马英九强调文化，龙应台是值得期待的人选。”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着正面的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好事，这体现了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也会持续检验龙应台的施政表现。

龙应台说，当时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马上出成果”。

于是龙应台告别了在香港沙湾径25号“闲云野鹤”的7年，“带着头盔”回到了台湾，如打地桩一样地从头做起。

“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龙应台一个人在办公室打扫，慢慢有人走进来，她一个一个地认识，“刚开始会觉得，好像面对一群可爱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间也没有默契。”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空降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像在大学期间组织“思沙龙”一样，龙应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招呼到家里来Party。从六点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点，交流想法。建立一个“共识营”，一起讨论下半年的目标、困难。

可压力不仅来自内部的整合。

龙应台发现，作为“部长”，她不仅要面对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还要随时接受来自媒体和外界如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可否请‘部长’谈谈影音政策？”刚上任时，有媒体追问。“我还没听到那里，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龙应台带着歉意，“流行音乐部分原本不在我这里。”她坦言，2003年离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后，连这方面的报纸都很少看。

只做功课还远远不够。2013年，有民意代表质疑，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将近4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3万），但有关计划的执行率却只有32%，状况并不好。该代表随即表示，认为“龙应台是把‘文化部’当成自己的基金会，出访是为了替自己累积声望。”

面对质疑，龙应台承认，有些计划的执行率的确偏低，但不少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为“台湾书院”，就必须通过上网公开招标的方式，但这在执行上有困难，同时也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会那么快地反映到“执行率”里。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感觉蛮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尽回到家，我开始会觉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点事情’。”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部长”最初的感觉，好像是自己站在沙滩上，脚还没站稳，一个浪头就打下来，还没准备好，第二个浪头接着打下来了。

在纷繁的检视和质疑里，龙应台偶尔也会为指责和误会而忿忿。“文化部”即将迁址到台北新庄“副都心”时，“龙部长”一人坐拥三间办公室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台联”党团副总召黄文玲更是出来呛声，“龙应台不食人间烟火，1个人需要3间办公室，根本就是龙太后！”

台湾“立法委员”为此在质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江宜桦时，江解释，“一个‘部长’原则上只能有一间办公室。”而面对“狡兔三窟”说，龙应台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体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间办公室。”

对于不信任，龙应台有些无奈。“如今媒体的生态已经变成，它拿着弓箭对着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围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带着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这个让我整整有一年时间，觉得蛮沮丧的。”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私利的考虑，只是做一个公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这是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并且接受以这个为前提来工作。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这种艰难，甚至有一个阶段让龙应台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唯一能用的“武器”就是诚恳

“××，你们可不可以尽快拿出一个科学的统计方法，不要再这样和稀泥了？”5月20日，“文化部”内部的下年度预算会议上，龙应台的目光越过一堆堆的预算申报、分析材料，投向坐在斜对面的综合规划司司长。

在这个被“文化部”称作圆桌会议的预算会上，龙应台和总计处代表各坐圆桌的一端，两个局、七个司的负责人要轮流来汇报、解释预算。而6月份整个“部”的预算案就要提交，并接受“立法院”的质询，时间紧迫。

“可不可以确保在一个星期内把这个会议召开完毕，给我一个确切的数字？”面对下一位来汇报预算的司长，龙应台的语气依然不容置疑。

工作时的龙应台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她会有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一定要把对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榨干”。而一旦工作结束，她会马上用灿烂的笑脸迎接你，“怎么样，还好吧？”

身边的人透露，“跟‘龙部长’一起工作很不容易，因为很累。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台湾公共电视董事会选举，就是龙应台无数次想放弃，但最终还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桩事。

2006年，台湾成立了公共广电集团，旗下包括不播放商业广告的公视、可播放商业广告的华视、为客家族群服务的客视、为原住民族群服务的原视，以及为岛外华人服务的宏观卫视等。

政府拨款5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0.4亿元）成立的公共电视，此后每年都获得约9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9亿元）的资金支持。根据规划，公共电视是为台湾观众提供的一个立场中立、兼顾文化、益智、教育、娱乐各方面的高质量电视台。然而，原本以不受政治影响立场建立的公共电视，却逐渐成了政治角力的场所。政党轮替期间，蓝绿阵营都试图掌控公视董事会。

“这实在是有违初衷。公视董事会改选之前历经近两年的纷扰，无法解决。因为第五届董监事会无法产生，第四届董监事会只负责看守，不能促成任何略具发展性的规划，整个机构两年来就在原地踏步，混日子。圈内人一提起公共电视，都会摇头叹息说，‘那个地方最难搞。’”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秘书长马康庄表示。

2012年，公视的主管机构由“新闻局”转移到新成立的“文化部”。龙应台甫一上任，就接手了公视董事会选举这块“烫手的山芋”。早在2010年就届满的原董事会并不打算离开，而新董事会的改选过程又一再遭到蓝绿势力的掣肘，迟迟无法组成。在接受“立委”质询时，龙应台曾气愤表示公视争议是“台湾最大的世界丑闻”。那时候，公视面临着六个诉讼，被国际组织“自由之家”列为台岛新闻自由倒退的负面案例。

“我唯一拥有的‘武器’，就是我的诚恳。董事会评审会成员充满了政治猜忌。所以我只能找所谓社会公正人士，有身份有地位、有社会信任的人，来做我的候选人，结果还是被一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羞辱。因此是，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清流，同意被我请进来做‘炮灰团’，一次一次被否定掉。但我还是坚持。”龙应台回忆，那段推进董事会选举的日子，她不是没想过放弃。“有时候想说，就算了吧。”甚至一度说出“废除公视”的气话的龙应台，几个月后还是重头来过。

“龙应台说的肯定是气话，她会坚守公视的存在。”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教授彭怀恩说，“台湾有太多的商业电视台、太多的八卦新闻、太多的膻色腥的新闻。台湾需要公视。”

最终，在董事会“难产”的第934天，2013年6月26日，历经5度审查的台湾公视第五届董事会终于诞生。“我想，诚恳还是有用的，我没有私心。因为没有私心，所以最后那个充满猜忌的评审团也不好意思了，在社会压力下，经过了四五十个‘炮灰团’，最后董事会成功选出来了。”

那天龙应台特别念了一封初二女生的来信，期许公视有一个“干净的、全新的起点”。为了公视董事会，龙应台没少在媒体面前忧虑、含泪，而这次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轻松笑容。

龙应台说，公视董事会选举让她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诚恳和沟通的重要性。

7年前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很多人觉得，《野火集》里那个彪悍的龙应台，这两年“变柔软了”。这一点，龙应台并不否认。

2007年，在发表文章《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就反思过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

在“文化部长”任职记者会上，龙应台回忆起之前为官期间常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就表示自己“已有深刻反省”。“十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公视董事会选举，正像是对她反思成果的检验。“龙应台再回来，信仰的底蕴没变。真正的挑战落在她的沟通能力和技巧。包括如何应对‘立法院’的质询，以及如何磨合各种异议。”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表示。

一部分的柔软是刻意为之，一部分的柔软却是发自本心。

龙应台去苗栗探访天然染织工坊，来到苗栗泰安乡大安溪上游的象鼻部落，看到泰雅妇女在田地里把苎麻采收后抽出天然纤维，就跟着往地里一坐，边学抽丝边聊天。

跟在龙应台身边的人，常可以看到类似“泥土化”的一面。2012年4月，龙应台到竹东访查台湾画家萧如松艺术园区。看到园区种的各种果树，龙应台兴奋地爬到土芭乐树上摘了一颗，在衣服上擦了两下就吃起来，身边的幕僚和官员一时看呆。有媒体也有些不解，“龙应台这是唱的哪一出？”

“她是个很自在的人，不会因为媒体，或者其他人士在场就改变行为。”大学时曾任龙应台清大“思沙龙”第一届总监的萧定雄回忆，龙应台上课时偶尔也会把鞋子脱了，光着脚板继续和学生讨论。

上任“文化部长”不久，龙应台正式提出“泥土化、国际化、产值化、云端化”的四大政策方向，并发表了题为“从村落出发，从国际回来”的演讲。她努力打造社区书店、复兴草根社区、鼓励传统手艺传袭、鼓励“文学回乡”。

“我其实是从台湾南部的农村中成长起来的小孩儿，我总是觉得你如果要扬帆而走四海，总要从一个村落作为起点，这个村落是你走遍了全天下，都是你心中最结实的东西，如同脚踩的泥土，那个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出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眷村的龙应台，像一个诚恳的农夫，耕种着台湾文化的土壤。

野火还在吗？

龙应台的《百年思索》里，曾记录了这么一段话：

“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对话发生在15年前的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像是为了一场谁也不愿输的赌博，15年来，马英九始终给龙应台留着足够的独立空间。

“换一个人在马英九的位置，有可能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说，‘哎，我的辅选团队的某某人有个什么剧团，你给他个什么资源。因为他对我的选举有利。’或者是说，‘这个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关，你的场地借给他用一用。’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马英九一次都没有。马先生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影响我这一块，来服务他的政治目标，从来没有。”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马英九就像台湾政坛的“稀有动物”，而这种有所不为，让她有理由坚持自己的独立。包括努力推动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项目。

最初有创办艺术银行的想法，龙应台并没有获得太多支持，不少圈内的艺术家甚至质疑，为什么让阳春白雪的艺术染上“铜臭”？而身处艺术市场的画廊、经纪人则担心，“文化部”这是来和我们抢生意？

龙应台尝试着把这个概念介绍给更多的人，逐渐建立和完善甄选标准和典章制度，吸引台湾本土的艺术家把作品卖给艺术银行，再由艺术银行出租给公共空间。

马英九是第一批客户之一。在他办公室的走廊上，挂着大大小小近20件艺术品，都是从艺术银行租来的。慢慢的，台湾的机场、火车站、医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间开始看到一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租金不高，为给民众一个认识本土艺术家的机会。

为了推动艺术银行的正常经营，龙应台专门邀请澳大利亚艺术银行的专家，来台湾给工作人员上课。也许是因为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龙应台总是不遗余力。

近几年，由于多次参加交流活动，龙应台一度被民进党“立委”抨击。但她依然故我。

“我确实在这两年中，很有意地跟同仁‘磨’。用文化的海内外来往，来培养他们的观念和视角，应该说是从头教起。他们会觉得很辛苦，但我也相信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

余光中形容早期的龙应台是一股“龙卷风”，像梁启超那样披着启蒙先锋的战袍，揭示社会病情。但对于她进入政坛的决定，他总抱着担心，担心这股龙卷风，扛不住政坛的夜长梦多。

进入“文化部”的龙卷风的确常常失眠，但风势似乎并没有中断的意思。

台湾部分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冲进“立法院”并占领议场23天，龙应台以政务官的身份要求年轻人退出议场，呼吁请“立委”上工。她的态度遭遇不少舆论反弹，讥讽龙应台“野火不在”。

“台湾虽然已经在1987年解严，但很深的部分还没有解严。人们仍拿着威权时代的同一把尺看现在的当局。如果台湾人心底彻底解严，对当局的态度不会是一味的反抗。而是会多一点信任、鼓励、并懂得慎思和明辨。”龙应台反思，如果台湾的前途都由“街头”决定，是很可怕的景象。

2012年2月，以“黑马”姿态进入马英九行政领导班子的龙应台，在当年的民调满意度调查中高居榜首。两年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再做调查，龙应台的施政满意度也呈现下降、不满意度升高的趋势。

龙应台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给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补数位化课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类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软件）给工作群发了条信息，“亲爱的同仁，我是政务官有天会离开，你们是事务官，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龙应台说她喜欢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一首诗，“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叉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点，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采访完，从她远离市中心的办公室眺望台北，这个城市已经有星星点点的灯亮起了。

龙应台：写作所达不到的

我在这两年零三个月里，几乎都是在高压到极致的状态里生活，足足七百多天。不过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做出这个决定，就一定不会后悔。尤其是两年下来，我的感觉是，我们扎扎实实地打了两年的地桩，这个大楼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打地桩的工作，是写作所达不到的

文化的推广
就是要打开一个个制度的死结

中国新闻周刊：就任“部长”两年来，第一次动笔，写了《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如何理解这个“温润”？

龙应台：台湾文化的温润，如果你浸淫得够深，会有体会。如果做一个礼貌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台湾的礼貌指标是非常高的，而这种礼貌不是表面的，不是形式化的，而是内在的温润。

如果讲得深一点，以整个华文世界作为参考系，台湾是一个传统和现代衔接得非常好的地方。它没有比较彻底的、长时间的殖民，当然它有50年的“日据时代”。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于台湾一直是不太管的状态，真正变得比较紧张是1937年之后。所以相对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的殖民痕迹是少的。也没有经历和传统文化的大割裂。所以，它的传统和现代是有交融的。

举个例子，如果你去台湾的捷运站，地面上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市场，里面有卖菜的、卖香的、卖花的，笼子里是鸡和鸭，一个卖猪肉的妇人，剁一块猪肉还撒一把葱给你，都是最传统的生活方式；从市场坐电梯到地下搭捷运，就完全是一个现代的生活。每个人都在排队，一个有条不紊的现代社会。

它的传统和现代衔接自然，并没有冲突。也因为衔接得好，你能感受到它的温润。温润是一个结果，它的因是传统的温柔敦厚和现代的快捷方便的交融。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你也指出，台湾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虑和急切，追求短线的利益。你非常关注台湾文化中的单一个体，小到民间手工艺人，大到享誉国际的艺术家，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给台湾人带来什么改变？

龙应台：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和开放的社会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民间文化有自己滚动的力量，而人民文化气质的形成，政府的角色并不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在台湾最活跃的是民间的基金会，各种慈善的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不管是台湾本身还是国际社会，面临突发事件，慈济都会第一时间将财力、人力集中，伸出力所能及的援手。他们对于台湾社会文化的构建和动员能力，是政府工作所无法达到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已经发展到一个“弱势”政府的阶段，民间比政府更活泼，动员力更强。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官员，我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做那些民间自由的、自发的、滚动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为台湾的社会文化培养一方沃土。这部分很大程度上只有政府公权力才做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处理一个难题：台湾的小剧场很难发展，它们的场地非常难找，没办法像欧洲或者美国，能聚成整条街，去让小剧场生存和演出。台湾有很多规定，比如消防法规或者建筑、都市企划的法规，种种规定导致小剧场建不起来。如果我认为让台湾人有机会浸润到这种艺术氛围里是重要的，那么我就会运用自己手中的能量，把营建、消防部门，以及政府各个部门汇集起来，协商调整。在这个事情做成之前，中间也许卡住了三十个关节，“文化部”就要透过制度和协调，把这一个个死结打开，最终让这些民间小剧场有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间。

再比如艺术银行，这也不是民间力量作能达成的。通过一系列法规、预算，让台湾的公共空间里，能够有自己的艺术家的作品出现，让台湾人更多的了解、认识本土艺术家，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艺术银行是你两年来“最骄傲的项目之一”。据说艺术银行的想法刚一出来，是受到了不少质疑的，运作过程也不顺利。对于艺术银行，你的骄傲在哪里，难在哪里？

龙应台：艺术银行这个事情，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最困难的是，如何让这个谈了很多年的事情，最终落实。因为一个理想的实现，需要处理很多实际的细节。可能你看到的是很多成果，台湾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在机场、车站等公共空间被看到，走出庄严的艺术殿堂，来到民间。但幕后的工作非常辛苦。

首先甄选的过程，就要做很多取舍，比如对艺术家年龄的限制、对作品选择标准的制定，要做大量的咨询工作。

再比如，艺术银行的运作如何能够持续，买了作品进来，是否出售？如果卖，民间艺术市场就会有反弹──怎么你公家要和我们争市场？如果不卖，那么每年买那么多作品进来，如果有的作品十年没有人租，怎么办？如果买的作品，最终升值了，到底卖不卖？所以买卖之间，要做无数的斟酌、讨论。

其实，艺术银行面临的问题，也很像“文化部”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缩影，最典型的就是典章制度的建立。讲一个例子，比如一幅画在运送的过程中碰坏了，你是把它丢掉，还是要修补这幅画？如果修补，那么是否会破坏艺术家作品的原貌？买了作品之后，和艺术家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什么，可不可以因为这部作品十年都没有人租，我就把它销毁，或者捐出去？所以这些都要通过契约来确定。对于我们来说，文化的推广繁衍，与这些繁琐的行政也是休戚相关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你对保存传统文化倾注了大量心血，包括对古迹的修复，对传统手艺的传承。但不可否认，对于现代社会、年轻人来说，传统文化越来越远。在你看来，如何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不那么艰难？

龙应台：的确，我们看到现代的年轻人哈日、哈韩，对于外来的新潮文化“马上就要”；或者现代的年轻人更青睐电子阅读，他们交朋友、沟通的方式都已经完全电子化，但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空间仍是有的。以我为例，台湾美术馆的周年庆，我都会亲笔写信祝贺，用毛笔、竖版的传统方式。当然，可能现在这样做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现代人比较习惯发E-mail，用字句不全的方式来表达。

我觉得保存传统文化，就像放风筝。当风筝越飞越高，风越来越大，风筝眼看就要脱线的时候，你的手抓得越紧。所以你会同时看到，台湾现在哪个古迹要被拆的时候，直接去街头抗议的反倒以年轻人为主，他们还是在乎的。而且，现在以流行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的，也还是有。比如周杰伦的歌，比如林怀民的云门舞集。

在现代家庭里，也会有父母给小孩子读经，让他们更多了解传统宗教文化。所以，在台湾几乎是俯拾可得传统文化的“再生”。

大陆也会有，比如当年于丹讲《论语》，会那么流行。我想这都是因为手里的风筝线快要断掉了，大家才会抓得越紧，那种渴求是一样的。

我这样一个人

到底怎么做是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两年前刚任职，你形容自己当时“像踩在软绵绵的沙滩上，双脚还没有站稳，一个大浪又来了”。如今两年过后，这种感觉有没有改变？

龙应台：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笑），现在有很多改变。

第一年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文化部”是一个来自几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集合在一起。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但社会对你的期待又特别高。所以就变成，一方面别人要看到你马上有成果交出来，另一方面我连员工都还没开始训练。我的员工都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人是谁，更不要提建立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工作方法。科长不知道他的上司长什么样，你怎么“打仗”？所以，头两年大概是最辛苦的部分。

现在两年结束了，我自己比较安慰的是，团队形成了。彼此间的默契也建立了，观点如何表达、共识如何形成，现在基本上都有了雏形。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有时候也需要让身段更加柔软，去适应官场生态？

龙应台：（笑）我够不够柔软？很难说啦。应该说沟通很重要，面对现在“立法院”的生态，我努力试图变柔软的部分是，我告诉我自己，任何时候如果你对我的政策有质疑，想要了解，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你面前，向你解释。这是我认为我在变柔软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认为这个质疑是不合理的，或者你想要通过预算、资源来作交换，我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支持我的预算，是为了台湾社会整体的进步，不是为了我们之间的资源交换。有很多政治人物，为了所谓的“政通人和”，是这个也愿意做的，我认为这可能是他们比我“柔软”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我比较“不柔软”。

所以，一方面，人们可以赞美我说“龙应台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也可以严厉地批评我“不够柔软”，我承认。

说我不够柔软，我完全接受，因为我常常想要做一些“抵抗”，因为我的公务员的辛苦程度，我是很不忍心的。所以，能够帮他们抵挡的，我都争取去抵挡。所以，这个压力不只是抨击式的压力，还来自于我该怎么带这个团队。

中国新闻周刊：在台湾做官，可能一个必修课就是“挨骂”。两年来，你如何应对质疑、甚至误解？

龙应台：还有被侮辱也在内（笑）。

这些年，我在心理上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事实上，这些年台湾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1999年到2003年，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官员，那时候也有媒体。我这一次会同意进来，再做公务员的时候，一个认知是觉得，我在1999年到2003年的那种辛苦程度，已经经历了，没有什么事情会比那个时候更辛苦了。有什么好怕的？进来以后发现，我那时候的假设是错的。为什么？媒体这一块变了。当然，媒体变了也不见得是因，它有可能是个果，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变了。

最大的差别在于，13年前，一样的辛苦，可是媒体有一个健康的正义感。那个正义感，使我一个文化人进到政坛来做公仆，会觉得媒体有一种珍惜和呵护。它有一种包容、期待和鼓励。当你在政治的明枪暗箭中受伤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好有一个力量帮我主持正义，那就是媒体。

但两年前我再回到政坛，发现一切都变了，而且是质变。而且变的原因我都无法理解，那就更深层了。

当然，也还是有正义之声。比如公共电视的董事会选举，有媒体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评选失败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同一天都在挞伐这件事情。所以公正的声音还是在，但整个生态环境变了。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龙应台：后悔倒是不会啦。只是，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会怀念以前写作的日子？

龙应台：当然会。因为我在这两年零三个月里，几乎都是在高压到极致的状态里生活，足足七百多天。不过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做的这个决定，就一定不会后悔，尤其是两年这个阶段完成的时候。两年下来，我的感觉是，我们扎扎实实地打了两年的地桩，这个大楼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打地桩的工作，是写作所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