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视域中羌族文化的传承问题解析

羌族作为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其独特、多彩的民族文化在维系羌族人生存和发展、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羌族传统文化主要以羌语言、释比文化、萨朗文化、工艺文化、艺体文化、宗教文化、习俗文化、传说文化及岷江上游古文明与古蜀文化等表现形式呈现于世，并伴随着羌民族生存、发展、变迁和演变的历史进程。

  根据文献记载，羌族部落在很久之前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农业经济。其中一部分逐步向东、向南迁徙，进入中原和西南地区，进行农业生产[2]。后来，随着历史和自然生态的变迁，羌族人几经迁徙。本文所讲的羌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框架下和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概念下和形成和发展而来的。

  随着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工具（news media）的大众传媒，同时也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在外界对羌族文化保持关注和兴趣的同时，受众也能通过更多的去获取信息，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了一个十分积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在保护与传承羌族文化中的作用。但是，任何情况都不是绝对的，大众传媒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伴生一些消极因素。

一、信息时代背景下羌族文化传播的困境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化时代，信息社会也成为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凸显的特征。社会的信息化带来的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包括羌区在内的生态结构、文化结构、产业结构都将或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答案是大众传媒基本掌控了社会信息传播的主导地位。大众传媒“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羌区和羌民族如何利用好这种社会变革来带动自己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推动自身的发展和进步，需要把握信息化时代的机遇，尤其是要利用好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带来的信息接收、传播的便利优势。

  为了开展课题调研，笔者于2013年2～3月、8～10月多次深入羌区（汶川、理县、茂县、北川、平武等地）实地走访和发放调查问卷，查阅和搜集了翔实的资料，并就有关问题采访了相关负责人。其实，羌区并不是一个行政概念，它更多的是指一个人类学和民族学上的文化地理概念。这个概念是笼统的，因为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面去考虑，羌区的划分也许有很大出入。所以，笔者在这里就不在细究，姑且把如今我们理解的羌族人口主要聚居地等同于本文中的羌区这一概念。

笔者在羌族人口聚居地区的理县和平武县之间画了一条粗线条的弧线，并把汶川、茂县、北川等主要城市串进来。这条弧线周围的大概100公里的广大区域就基本表明了羌族人口分布的大致范围，即羌区的范围（如图1所示）。

图1 羌族人口的大致分布区域（弧线周围一带）

笔者在随机调查的300余名羌族群众中，有76%的人表示是通过与亲朋好友的交流以及民间文化组织来了解本民族文化，而通过政府推动来了解羌文化的人占21%，仅有3%的被调查者表示是通过“媒体宣传”来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如图2所示）。

  图2 羌族人接触本民族文化的途径来源

3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地“有一些，偶尔能够接触到”专门的羌族文化的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是报刊书籍，26%的人则认为“几乎没有接触过”，而只有10%的人表示“很多，经常看到”，其他的多为“不太清楚”（如图3所示）。

图3 羌区发展传承、传播羌文化的媒介机构存在情况

可以看出，羌区地方政府、大众媒体对羌族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力度明显不够，尤其是在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这一方面力度显得十分薄弱。羌族文化保护、传承在利用大众传媒的过程中，具体的不足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羌区地方政府在羌族文化宣传、推广、传播方面力度不足，没有意识到区域内外大众传播媒介在保护、传承羌族文化中的独特作用。从图2反映的情况也可以直观地看出，尤其是羌区内部的羌族人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众传播媒介，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接触自己民族的事物，多数情况下羌族文化的传播、传承还是依靠较为原始的“口口相传”模式。

  其次，羌区内部大众传播媒介硬件、软件设施建设薄弱。很多羌族群众在调查中向笔者表示，自己平时很少接触到介绍本民族的大众传播类报刊读物或电视广播节目。以笔者在汶川的调查为例，作为羌族聚居的主要地区，汶川县广播电视部门竟然没有一档原创的羌族本土类电视节目。

  最后，羌族地区媒介中没有形成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氛围，缺少文化危机感。在笔者调研的广大羌区，很多政府官员和民众虽然认识到羌族文化在一点点受到破坏，但是政府、团体、个人也都对此束手无策，保护羌民族文化的氛围没有营造出来，很多所谓的保护和传承就是简单地搞些旅游开发，效果有时候适得其反，保护和传承羌族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二、羌区外部传媒涉羌报道的总体特点和趋势

有民族学学者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引入当今社会传播媒介对羌族文化传承、保护所起到的作用中来，观点新颖独特，也很有道理：第一，传媒通过报道羌族文化遭受和面临的巨大灾难，引起外界的关注，从而为羌族文化重建赢得宝贵资源﹔第二，传媒持续关注羌族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为羌族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商品化创造机遇，使羌族文化重获新生。

  “映秀的新街，游人如织﹔汉旺的校园，生机盎然﹔羌寨的农家乐，生意兴旺﹔北川的工业园，机声隆隆……五年前的今日，一场深重的灾难让世界记住了汶川。五年后的今天，在这片曾经山河破碎的土地上，岁月风干了泪水，阳光消融着悲伤，生命在奋斗中重新出发。”这是2013年记者眼中的羌寨，像这样的情景是2008年地震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灾区重建报道中常见的画面。

  为了更好研究大众传媒在羌族文化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笔者选取了《中国民族报》这一专门的民族新闻报纸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笔者共统计到53篇（幅）涉羌新闻作品，其中消息作品28篇、通讯作品15篇、新闻图片6幅、新书介绍4篇（考虑到新书介绍报道的都是最新出版的涉及羌族文化、历史方面的书籍，故笔者也将其归作新闻报道类）（如图4所示）。

图4 涉羌报道体裁分布比重

文化遗产是羌族文化中最有典型性的实在代表，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羌族文化中占有很大比重。羌族文化中的文化遗产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频率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大众传媒报道羌族文化时所体现的选择视角和兴趣。笔者在对2013年《中国民族报》53篇涉羌报道进行归纳和统计后，总结并罗列出了羌族各类文化遗产在2013年在该报出现的频次表（如表1所示）。

表1 2013年羌族各类文化遗产出现频次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针对羌族的报道中，羌族文化遗产中羌族的民族歌舞、村寨、羌绣以及民族节日出现的频率较高。从《中国民族报》2013年涉羌的相关报道中笔者总结了羌区外部媒体在报道涉羌内容时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涉羌新闻报道对羌族来说是一种十分低度、浅度的媒介呈现。涉羌新闻报道的数量应该说还算可以，可能是因为2008年5·12大地震后造成的对地震灾区的持续关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首先是新闻承载的信息都十分浅显，比如消息、图片传达的信息本来就很有限，而在通讯中也很少提到羌族的一些事物，多数情况下是一带而过。

 　第二，涉羌报道的符号化倾向明显。新闻报道的符号化或者是标签化，就是指传播媒介在报道中侧重报道羌族文化中几个比较典型的特征，从而容易使读者在看待报道对象时也带有一种刻板的印象。

 　第三，羌族文化缺乏传播的主体，往往处于被宣传的位置。主流媒体掌控了涉羌报道的话语权位置。羌族内部总是缺少一个对外传播的主体，总是被外界替代发言、被诠释。

  另外，笔者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内有“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其实，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面临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全球化。“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又保护少数族群的舆论权，消除少数族群对舆论权丧失的忧虑，对少数族群传媒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三、羌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如何在现代传媒中突围

综合以上两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大众传媒的几点便利优势并没有在羌族文化的传播中体现出来。首先，大众传媒可以拓展羌族文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改变其传统的交流模式﹔其次，大众传媒可以推动和普及羌族本民族的文化教育，除了大众传媒能给文化教育信息的传播带来便利，大众传媒中海量的资源共享也可以为羌民族文化保护提供借鉴和发展空间﹔再次，大众传媒可以沟通羌族社会的意见，加强内部的联系、协调内部的社会生活，为保护和传承羌族文化凝聚共识和力量。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笔者认为，要使羌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当代大众传媒中突围，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章：

  一是大力发展羌区内部的大众传播媒介，促使羌区内部文化保护、传承的媒介生态健康合理运行。归根结底，羌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主要是在羌族人内部，外部人再喜欢，更多的只是看热闹。当今社会，大众传媒由于其强大的发布、复制、传播功能以及“无孔不入”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必将成为文化传播的“宠儿”。另外，要使羌区的大众传媒真正起到加强区域内民众联系的作用，联系加强了，文化保护、传承的绳就拧紧了。所以，羌区内部大众传媒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加强羌族文化的传播、延伸羌族文化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二是努力发掘羌族独特文化资源，树立创新意识，培育优质羌民族文化品牌，增强羌文化的“自我造血”功能。“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没有创新只有死路一条。如果羌区大众传媒的硬件设施跟上了，还只是传播老一套的东西也行不通。羌族地区的群众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光靠保护是不行的，文化传承要靠大家积极投身其中，不能抱残守缺，要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汲取灵感，为羌民族文化的发展找到一条依靠创新传承和发展的新路子。

  三是积极利用各种现代传播媒介开展羌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交流，这样也有利于羌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从侧面为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赢得的支持和良好的环境。当然，如果“从传媒机构自身而言，应结合羌族地区社会进步、旅游事业发展报道等，自觉关注羌族文化重振的成就，从中寻找有价值的报道素材，对此进行有特色的个性化报道。这是传媒通过实施议程设置，促进羌族文化重振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能产生社会反响的模式”。

  目前，羌族文化无论是在羌区内部还是外部大众传媒上呈现的都是一种松散、低能见度和浅显的状态。笔者认为，从大众传媒的视域去审视羌族文化传播的问题，是羌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运作”。能否把这个运作搞好，在充分掌握和利用现代大众传媒运行特点和传播规律的基础之上，来破解羌族文化在未来传播、传承中的机制障碍，关系到羌族文化未来能否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如果这种“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运作”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开始形成良好氛围和趋势，那么大众传媒可能会为包括羌族文化在内的其他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一种新型的可借鉴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模式。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　参考文献

[1] 韩云洁.多元文化背景下羌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10

  [2] 张曦，黄成龙.中国羌族[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 倪虹.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力[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1期

  [4] 人民日报评论员.在这里我们写下中国力量[N].人民日报，2013-05-12

  [5] 彭伟步.全球化对少数族群传媒权益维护与族群认同的影响[J].世界民族，2009年第5期

  [6]蒋彬，吴定勇.传媒议程设置与震后羌族文化重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