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古村、古镇与古道如何保护与发展？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历史文化名镇（村）、传统村落是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古村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6月21日至22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北京举办了中国西南民族古村、古镇与古道保护与发展研讨会，近30位相关领域专家在会上发言，从“古村镇保护”、“生态博物馆”、“苗疆走廊、村落文化”和“古村镇发展”4个角度，探讨了古村镇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古村镇保护工作面面观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指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这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建设“美丽乡村”随之成为广大农村和地方政府热议的话题和热切期盼的目标。那么，何谓“美丽乡村”？

  数年前，针对我国农村普遍贫困落后，加之迅猛而来的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曾经提出建设文化生态村的课题，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实践探索。所谓文化生态村，我们的定义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力求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和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并努力实现文化与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长远看，把文化生态村的定义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目标，都应该是适宜的。

  研讨会上，云南大学人类学教授尹绍亭介绍了云南两个文化生态村建设的事例，同时介绍两个国外有同类追求的村庄，对之加以比较，以探讨古村镇演变发展的问题和保护途径，供有关决策部门和研究者参考。通过他的比较，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进行古村镇的保护，必须对全球化的实质和影响具有清醒和足够的认识。

 　第二，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生命过程，文化生态是如此，古村镇变迁也一样。综观乡村的历史，就是一部动态变迁的历史──不断消亡与再生的历史。所谓古村镇，其实没有“原生态”，所谓保护，就包含着改良与发展。

 　第三，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在工业社会的进程里，乡村大量消亡萎缩不可避免，这在中外历史中皆无例外。然而历史也已证明，乡村绝对不会全部灭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仅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包括乡村在内的人类聚落进化的规律。

 　第四，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要有效保护古老村镇，就必须在“适”字上下功夫。“适者”，适应者也。当代古村镇的适应必须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即要在充分保存古村镇整体优良传统文化的母体里，注入现代物质和科学文明的要素，使之和谐相融，相得益彰。二是必须满足民众的诉求和需求，消除贫困、经济发展、丰衣足食绝不可缺，但这不是唯一的要求，还必须实现公平正义民主，健康安全、教育卫生须有保障，信仰道德充满正能量，乡愁亲情有所寄托，人居环境美不胜收等。

 　第五，作为古村镇保护的有效途径，就是要围绕上述两个适应，严格杜绝一切源自盲目、无知、拜金、掠夺、贪功、奢华、猎奇等带来的影响、干扰和破坏，整合社会资源，使民众、政府、社会各明其职，各负其责，各尽所能，共同努力，依法行事，精心维护，科学改良，留下精华，造福子孙。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旅游的发展，古村落研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展更早的日本，这一研究则被更早的提出。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便是日本岐阜县白川乡合掌造聚落。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的博士研究员张姗在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白川乡合掌造聚落保存发展之道的总结，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古村落研究及保护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开展多学科研究，并做到有机整合。古村落的发现、研究、保护、开发都离不开专家学者的指导。并且，作为综合载体的古村落，对其进行多领域的研究必不可少。从我国目前的古村落研究情况来看，多学科综合研究这一点已经做到，但是缺乏有机的整合。很多学者往往只关注自己学科或者相邻学科的研究情况，对于跨越较大的学科研究不闻不问。多学科、多专业的交流，相互提供研究资料，有利于开启新的研究角度。也只有在综合研究下的古村落才是一种包含着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而不是零散的建筑、景观、民俗等。

 　第二，鼓励村民自主管理与协调。在我国的一些古村落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古村落中，受现实条件的局限，村民还无法意识到古村落的价值，也无法做到保护。因此，在提高村民经济生活水平的同时，培养他们的自发保护意识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古村落的真正主人。除了培养村民的保护意识外，还要充分尊重民意，鼓励其自主管理与协调。

 　第三，提供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加快古村落保护的立法化。在我国，在很多古村落村民经济收入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指望村民饿着肚子保护古村落是不现实的。因此，政府财政部门应加大相关的经费投入，并采取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其进行捐赠。而这一切的进行，都应该是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1982年我国公布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但目前还没有专门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遗产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自然遗产保护法》还都在酝酿之中。在这些法律出台前，制订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和管理规章，明确保护标准、目标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加强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支持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古村落的价值除了它所具有的实体展示性，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某个时期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创造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村落特别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落不只是村民的古村落，也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因此，保护、发展古村落需要所有人的关注与支持。

  在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还针对灾害研究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灾害研究是一种能够结合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在这一背景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尹仑所作的独克宗古城的灾害风险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形成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灾害风险的综合研究，指出独克宗古城灾害风险治理的策略，这一策略是基于古城的历史、文化与现状而提出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防灾和减灾”策略。因此，这一研究对包括独克宗古城在内的古镇名村和其他历史建筑文物的保护，都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其次，对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灾害风险的综合研究需要包括自然、社会、工程等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参与，需要运用GIS技术、参与式技术发展、田野调查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灾害风险治理策略的制定过程中，更是需要政府部门、社区居民、专家学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加与跨领域的合作。因此，这一研究对未来针对包括火灾在内的灾害风险而形成多学科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对形成尊重当地藏族传统文化价值的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灾害风险的综合研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独克宗古城当地居民的传统文化和知识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前提是承认当地居民具有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重视他们在相关政策、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和地位，在古城重建恢复过程中发挥他们作为主人翁的作用。因此，这一研究对未来包括恢复重建在内的政策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未来诸如干旱、洪水等灾害将在未来进一步对人类社会、经济及其生存的环境产生影响。随着灾害风险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其引发的剧烈灾害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地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由于其独特的价值和脆弱性，也面临着威胁和挑战。

  尹仑认为，当前，我国各地出于对发展地方经济或者文化产业的需要，都在对古镇名村进行旅游开发。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古镇名村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灾害风险，这些风险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都极大地威胁着古镇名村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完整性，并威胁着在其中生活的居民、经营者或游客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灾害对古镇名村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会对当地民族社区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当地的民族和居民形成并拥有了大量保护和治理古镇名村相关的传统文化与知识，这些文化与知识反之也构成了古镇名村的重要部分，有些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灾害风险、古镇名村和传统文化的综合研究，可以让更多的人们理解和重视当地人及其传统文化的价值。未来国家和地方制定与执行关于古镇名村的保护和管理政策和法规过程中，应当让当地人进一步参与，并借鉴、吸收和运用当地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使其在气候风险灾害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应当从灾害风险综合研究的视角出发，建立和实践灾害风险治理策略，为今后国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有关古城镇等历史建筑保护和管理的政策法规提供参考。

生态博物馆的启示

  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物馆建设项目于1995年、1996年先后获得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1997年，梭戛生态博物馆成为中国和挪威的国际间文化合作项目而载入史册。梭戛生态博物馆的诞生，是中国博物馆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在中国博物馆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让生态博物馆理念在中国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为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贵州六枝梭戛生态博博物馆馆长罗刚认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生态博物馆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根据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实际情况，罗刚认为，要做好长角苗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利用资料信息中心进行传承。资料信息中心的民族歌舞排练厅、院坝及教室，都是长角苗用来传承文化的场所，农闲时利用白天开展传承活动，农忙时利用晚上进行纺纱、织布、蜡染挑花刺绣、音乐舞蹈等的活态传承。生态博物馆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让几名手工技艺较好的妇女到资料信息中心进行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展示。其中，有老人也有年轻人，老人纺纱织布，年轻人画蜡刺绣。通过各种方式，长角苗同胞积极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管理及文化传承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提高他们传承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由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采取一定的奖励措施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手工技艺。如：组织村寨里的木匠制作纺纱机和织布机发放给妇女们，开展纺纱织布等，织出来的布，除了她们自己留用以外还可以由博物馆出资收购。

 　第三是举办各种培训班。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骨干培训班”、“雨露计划”梭戛长角苗文化传承人培训班等，邀请有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老师给他们讲课，提升长角苗同胞的综合素质，以开展有效的保护传承工作。

 　第四是结合学校教育进行传承。陇戛逸夫小学的学生80%都是长角苗，每周请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讲一次课。假期或者周末，学生们就直接参与到成年人的文化传承中来，因此，陇戛逸夫小学的长角苗学生，没有一个不会挑花刺绣的，高年级的学生，部分也学会了纺纱织布。

 　第五是成立长角苗传统文化展演队，对音乐、舞蹈等传统文化进行展演、传承。

  总之，自建立生态博物馆以来，长角苗社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社区经济不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文化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不断提升，文化交流不断扩大，社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这些都是梭戛生态博物馆十几年来经历许多挫折，但并没有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确实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不断的加强研究，不断的向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汇报工作，加强沟通，不断的争取更大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在生态博物馆的日常管理中注入企业经营理念，发展社区产业，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梭戛生态博物馆的持续发展。

  罗刚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实践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有信心，又有勇气去直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然后加以总结和研究，就能够将生态博物馆的先进理念和本土特色结合起来，把像梭戛生态博物馆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好，让这种世界先进的博物馆理念在中国变成美好的现实。

  作为一项具有先进理念且已经在世界上广为普及的文化事业，生态博物馆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因此，广西在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过程中，坚持继续巩固和推动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建设。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付广华从应用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调查研究和总结，对广西第一轮生态博物馆建设进行科学评估。对于社会建设项目来说，项目建成只意味着目标的初步实现，还需要对项目进行科学评估，发现项目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完善项目作出改进。广西第一轮生态博物馆建设虽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但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因此，在项目结束后，应当及时启动科学评估议程，加强调查研究和总结，可抽调博物馆学、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联合专家组，为各个生态博物馆把脉问诊。专家组的成果产出有两种：一是综合性的研究报告，对广西第一轮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成效和不足等作出评估；二是专题性的研究论文，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二，巩固第一轮建设的生态博物馆，增强其可持续性能力。虽然广西第一轮建设的生态博物馆已经全部开放，但不少生态博物馆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要探索增强生态博物馆可持续性能力的有效途径。一是加强宣传教育，普及生态博物馆及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知识，为社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良好的氛围；二是广泛筹集资金，为生态博物馆开展活动及实施“文化记忆工程”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三是组织培训人员，吸收保护区内的民众参与博物馆的管理与维护。应该说，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扶持，而且还与社区民众的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三，尽快制定第二轮发展规划，高标准建设新的生态博物馆。

  目前，广西第一轮生态博物馆建设仅涵盖6个世居民族，尚未在全国唯一的仫佬族自治县和毛南族自治县建设生态博物馆。同时，广西的彝族、仡佬族等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值得选择合适的村寨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第二轮发展规划，争取高标准建设新的生态博物馆。付广华建议，一是与自治区民委联合建设仫佬族、毛南族生态博物馆，其建设费用可考虑从国家人口较少民族工作经费中解决；二是可以考虑在城市中建设回族生态博物馆，毕竟生态博物馆并不排斥城市；三是借鉴云南大学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的经验，发挥高等院校优势，联合建设新的壮族、瑶族生态博物馆。

文化遗产型街区的开发和保护

文化遗产型街区是历史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城市旅游开发的重点区域。然而，随着旅游的介入，街区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亦日益凸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永志以拉萨市八廓街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其遗产构成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旅游利用视野下的文化遗产型街区保护进行了理论探讨。同时，基于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徐永志提出了文化遗产型街区从建筑节点保护到空间肌理保护，从物质载体保护到非遗文化传承，从新旧居民置换到文化认同感建立的全方位保护与发展模式。研讨会上，徐永志阐明了对文化遗产型街区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几点认识：

  首先，文化遗产型街区的保护与利用，是一项空间系统工程，不仅应保护单体文物古建的保护，更应该保护街区传统格局和整体风貌环境，包括街区的空间结构、周边环境、与山林、水体和绿化的联系等；不仅应关注传统文化空间的恢复与维护，同时也应关注新文化空间的拓展和管理，建立或恢复不同文化空间的有机联系。

  其次，文化遗产型街区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不考虑居民现实生活需求，不适应现代发展需要的绝对静止的保护是不切实际的。以旅游产业、创意产业的发展为切入点，适当推动街区的功能更新，推动街区文化遗产的适应性利用，激发出街区文化遗产的新价值和新活力，是延续街区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再次，文化遗产型街区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遗产活化的过程，旅游业本身具有商业化、市场化的特征。因此，在应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商品化现象，以恰当的方式推动文化商品化的同时，也应通过有效的业态管理调控和商业发展引导，尽量保持街区风貌和文化场景的真实性，将街区文化商业化控制的适当的“度”之内，避免过度商业化和文化低俗化。

  最后，文化遗产型街区的保护与利用，应建立在居民文化认同感基础之上，既要通过改善街区内的生活居住条件，留住原住民，保护街区内的文化基因；同时也不应排斥“新居民”的进入，而是通过拓宽居民参与渠道、加强宣传教育、设定进入门槛等方式，促进“新”、“旧”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建立，提高街区居民的文化保护积极性和文化自豪感，促进街区内在文化传承与保护机制的形成。

  国家“十二五”时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名录中，江苏省有13个回族村寨。在“十三五”将特色乡镇纳入扶持范围的契机下，江苏盐城工学院博士马海燕选择了江苏省唯一的回族乡进行调研，对政府主导的文化重构进行描述，探讨文化主体的诉求，对文化重构存在的阻力进行思考，以期对正在进行中的回族特色村镇的建设有借鉴意义。马海燕说，回族社区的文化重构是存在风险的复杂过程，江苏省菱塘回族乡以回族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规划才刚刚起步，受当地回族历史、文化以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目前进展情况不容乐观，主要的阻力有：第一，旅游推动的困境；第二，回族习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第三，民族精英遭遇的角色困境。在文化重构的过程中，以宗教人士和虔诚的回族教徒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精英，依附于以回族乡乡长为代表的民族政治精英之间，常常会出现民族文化精英对民族政治精英操控的文化重构事项产生质疑。同时，民族政治精英主导的文化重构也会引起草根群体的疑惑，带动文化自觉与社区参与是非常不易的。

古村镇发展探索

  黄姚古镇是广西昭平县一个古老的村镇，最早的居民是壮族和瑶族，宋代以后，大量广东汉族迁入，聚落呈现出东南汉族风格。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使古镇走向繁荣。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生计方式的转型等因素，将古镇经济发展停滞，使古镇的建筑风貌、文化得以保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苍铭通过对黄姚的考察发现，黄姚古镇历经数百年能保持如此完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建筑坚固结实。黄姚古镇居民多为明末清初因避战乱，寻找世外桃源的移民，迁至黄姚后多以经商为生，家境普遍富裕。为了抵御战乱与盗贼抢掠财物，古镇居民十分注重住宅建筑的防御和安全，无论是单体还是整体建筑都十分坚固，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这是古镇得以保留的基本原因。

 　第二，偏离现代交通中心。历史上，黄姚周边没有公路交通，水路交通也不便利，但与周边地区相比，劣势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修建的昭平-桂林、昭平-蒙山-桂林、梧州-八步、平乐-钟山-八步等公路都远离黄姚。黄姚在交通上的劣势凸显出来，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区域贸易的中心地位散失殆尽。由于远离现代交通中心，古镇物建筑实体和民俗文化都避免了外来影响。

 　第三，经济停滞落后。黄姚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是商业贸易，生活较周边地区富裕，几乎没有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只有部分古镇居民在周边买田地雇人耕种。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按财产划分阶级时，镇内的地主、富农就比较多。发展公有制经济后，镇上个体商业经营活动被禁止，商人们都被改造为农民。农业生计方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农民们没有多余资金拆旧建新，明清风格的古建筑风貌得以保留。

 　第四，失却区域政治中心地位。历史上，黄姚不仅是其所处小盆地内的经济中心，民国时期也曾是这一小地理单元内的政治中心。1958年，黄姚区被撤销，黄姚人民公社成立，公社政府所在地搬迁至拱桥，黄姚的政治中心地位失却。在1958年至1984年的26年中，政府几乎没有在黄姚建过新的建筑。因此，也没有对镇内古建筑造成破坏。区域政治中心地位失却，客观上也保护了古镇。

 　第五，另建新区保护了古镇。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20年，也是中国城镇拆旧建新的20年。中国大部分城乡学习北京旧城改造的方法，拆去了古老的城墙、民居，建立起现代化的大楼。1984年，经过广西知名人士莫乃群的呼吁，黄姚获准单独建镇。复建后的黄姚镇像云南丽江大研镇一样，没有将政府办公区设在古镇内，而是在古镇外的西北部开辟新街，建立政府机关办公楼和各种公共建筑。这一举措使黄姚古镇又躲过了一次现代化冲击。

  苍铭介绍说：“商业支撑了古镇的繁荣。”黄姚古镇最突出的特征是有历史悠久的建筑群落。但凡能保存几百年的古建筑群，其建筑都堪称“百年工程”，其质量和规模都应是一流的。规模宏大、质量上乘的村镇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做支撑，经济的发展程度通常是古镇形成的决定因素。例如江南运河两岸的古镇是因商业的发展积累财富，从而营建出一个个繁荣的江南小镇；云南丽江大研、束河古镇的发展得益于茶马古道的商业贸易；福建客家土楼的营建有农耕和烟草种植经济的支撑。黄姚古镇的繁荣和发展也是得益于商业发展所积累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