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历史事实 深化抗战研究

■　以牺牲人数评价抗战贡献，失之偏颇。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凡自己损失小而消灭敌人多的作战，其对战局的积极影响大；而自身伤亡惨重甚至全军覆没的战役或战斗，其决策必然存在问题，对战争形势有着消极影响，绝不能简单地因其牺牲大而说它贡献大。

■　中共抗日武装只有坚决抗战并打退日军的“扫荡”，才能在敌后坚持和生存下来。也就是说，只有“抗”，方能“大”，坚持敌后抗战绝不是“游而不击”和“坐大”能实现的。

■　一般观念上，大型战役引人注目，而游击战规模小，易忽略。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不能用一般的观念去看待。1940年日本军方报告称：“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中国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浴血奋战，共同谱写出一部可歌可泣的抗战史。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能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言论和观点，比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等等。围绕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李东朗。

以牺牲人数衡量抗战贡献

失之偏颇

《中国社会科学报》：7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有一种观点提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伤亡300多万兵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牺牲人数少，并以此判断双方在抗战中的贡献。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李东朗：应该说，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和评判国共两党的抗战贡献，不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这么说？

李东朗：所有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都值得敬仰，中华民族应永远记住他们。但以牺牲人数评价抗战贡献，失之偏颇。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凡自己损失小而消灭敌人多的作战，其对战局的积极影响大，具有战略意义，贡献就大；而导致自己伤亡惨重甚至全军覆没的战役或战斗，其决策必然存在问题，对战争形势有着消极影响，绝不能简单地因其牺牲大而说它贡献大。当然，虽然也存在付出很大代价但有战略意义的作战，但这是特殊现象，是少数。因此，对战争贡献应做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不是与双方的战略战术也有关系？

李东朗：对。这就要说起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不同特点。正面战场实行阵地战，在激烈战斗中伤亡可能就大，尤其是许多作战都是简单的硬防死守，结果在日军优势武器的进攻下，往往损失很大，甚至因为损失大而对战局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敌后战场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开敌人的优势，专门寻找敌人的劣势打，所以虽然也有重大牺牲，但总体上损失小，战果大。

另外，也要看到八路军、新四军的牺牲也很大，这是由敌后战场环境险恶、战争频仍造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观点以共产党“牺牲的高级将领人数太少”来评判双方的贡献。

李东朗：有这种现象。我们要知道，由于国民党的严厉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编组时干部大都是“降职使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团长在红军时期多是师长甚至军长，无疑是高级将领，而在其后因国民党拒不同意中共扩大编制，所以许多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也就享受不到将军的军衔。

据统计，国民党军队牺牲的将官有240多人，其中包括牺牲后被追授为少将的；八路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达640多人，新四军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有300多人，还不包括东北抗联牺牲的高级将领。了解到抗战时期军衔制实行的实际情况，也就更清楚这种观点的偏颇了。

“游而不击”论和“坐大”论

站不住脚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直以来，都存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坐大”等言论。这些言论是怎么产生的？

李东朗：“游而不击”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确定反共方针后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种说辞。“坐大”论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一种言论。但两者都站不住脚。

《中国社会科学报》：“游而不击”和“坐大”论不符合哪些历史事实？

李东朗：从情理和逻辑上讲，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大规模活动，特别是通过广泛的抗日游击战建立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对日本占领秩序的破坏，更是对其掠夺占领区资源 “以战养战”战略的沉重打击，这是日军绝不能容忍的。在敌后存在和发展是极其艰苦卓绝的伟业，必须用战斗来完成。中共抗日武装只有坚决抗战并打退日军的“扫荡”，才能在敌后坚持和生存下来。也就是说，只有“抗”，方能“大”，坚持敌后抗战绝不是“游而不击”和“坐大”能实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没有更多证据表明“游而不击”和“坐大”论站不住脚？

李东朗：中共武装英勇抗日的记述，不胜枚举。这里仅用日伪的记述和评论予以论证。

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1938年秋，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内的“治安恶化，每天都听到炸毁铁路的消息，连北平也受到威胁。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向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山东省山区地带，继而向冀东地区扩大组织，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所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文件说：“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共产党。”1940年1月，即将卸任的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就中共抗日武装威胁日本占领区的情况说，共产党势力伸展到400多县，“共产党就是阻碍新中国（指伪政权）的发展，扰乱东亚新秩序的最大的元凶”。同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就管区内的治安状况称：“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即伪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

1940年10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对华北方面共产党势力的观察》中指出：“共产党军队极为巧妙而又坚决地采用机动的游击战法，为我治安最大之癌。”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回忆说，在1944年秋，日本所侵占华北的400多个县中，139个县已经为中共收复，295个县只有县城和几个村庄仍为日本所控制，其余广大农村地区已经为中共所控制，只有7个县才几乎完全为日本控制。

1944年6月8日，汪伪官员江亢虎在《反共方案》的文章中哀叹：“事棘矣！寇深矣！八路军已弥漫华北，新四军已遍布江淮，京沪一带，均受威胁。”1945年3月25日，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也惊恐地对属下人员说：“现在共产党非常猖獗，新四军到处扰乱。”中共抗日力量积极作战，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的事实，从日伪官员的惊恐描述中可见一斑。而这些绝不是“游而不击”、“坐大”所能够产生的。

“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两说

并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报》：过去我们一直说“八年抗战”，现在我们一般称为“十四年抗战”。您如何分析这两种不同的表述？

李东朗：这主要涉及和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表述。普遍认为，作为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即战争史、专史或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应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一直在进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一直持续不断。此即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论”。而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中国通史上的一个阶段的抗日战争史，即抗日战争时期，应以七七事变为起点。因为七七事变以前的对日抗战还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国内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矛盾；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战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此即人们通常说的“八年抗战”。两说并不矛盾，而主要是从什么角度去考察中国抗日战争。

二是关于“抗日战争”概念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家行为，必须由唯一能代表国家的政府主持领导，以国家的武装力量为战斗主力，这是一切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本质属性。用之去考察中国的抗日战争，1937年前的许多“抗战”不具有上述属性，因此就不属于中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持此观点者因此认为中国抗战从1937年7月起，到1945年8月止，是“八年抗战”。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6年局部抗战和8年全民族抗战一脉相承，共同组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同的认识？

李东朗：症结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直至七七事变后才决策抗日。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多次由民众也包括国民党正规军反对日本侵略的抗战，如东北义勇军的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热河抗日救国军抗战、绥远抗战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的过程。这种不同于世界现代历史上国家之间战争的特殊性，引发了对中国抗日战争认识的不同。

割裂两个战场、忽略敌后战场

有违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抗日战争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坚持的正面战场组成。但在两个战场关系的认识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李东朗：是的。这些误区表现在，一是割裂两个战场。近年来，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在一些人的认识中，仍存在突出一个战场而忽略甚至抹杀另外一个战场的现象。历史地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组成世界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并使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对此，中共中央早在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论断了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突出和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作用而忽略甚至贬抑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言论。一般观念上，大型战役引人注目，而游击战规模小，易忽略。但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不能用一般的观念去看待。如八路军在华北的大规模游击战给予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迫使日军集中重兵防堵。1940年日本军方报告称：“日军在华北有九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共。”

据统计，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相持阶段之后，经常有超过半数的侵华日军被牵制在敌后战场上。日军称：“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非常巧妙”，日军被迫打“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中止的战争”。由于遭受敌后军民的频繁打击和巨大威胁，日军就动用重兵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1939年至1940年间，出动主力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1941年和1942年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46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4次，总计使用兵力达83.9万余人；1943和1944年的“扫荡”，千人以上者177次，使用兵力66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2次，使用兵力29.7万余人。

这些情况说明，敌后军民与日军不断的斗争中，在承受了巨大危险、牺牲和损失的同时，给日本侵略军造成重大伤亡，使其消耗巨大。这足以证明中国抗日游击战和敌后战场的巨大作用。

继续为“攘外必先安内”辩护

欲盖弥彰

《中国社会科学报》：抗战期间，国民党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该政策辩护者认为，其具有合理性。您怎么评价这种观点？

李东朗：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大规模侵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应对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

近年来，一种观点再度流行，即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争取时间准备抗日的一面。而事实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使日本大规模侵略阴谋得逞，其不断对日妥协退让，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其集中力量“剿共”和剪除其他异己，不仅不能“安内”，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抗日所需的民族凝聚力，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就是恶果；1933年的福建事变、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证明“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是错误的、行不通的。

最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只能改弦更张，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集合一切抗日力量方面来做抗日准备。不能否认国民党在这期间的一些抗日准备，但它与严重损害全国抗日局面形成的负面作用相比，微不足道。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合理性，实在是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还有一些声音认为，国民党军队并未有过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行为。事实究竟如何？

李东朗：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宣称要“举全国力量”抗战，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但也应该看到，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虽然有发动全国民众抗日等内容，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实施这些条文。它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美英苏等大国干预日本上，没有通过发动民众战胜日本的信心，因此不愿也不能真正发动人民群众，结果只能是其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即片面抗战的路线。片面抗战路线影响和阻碍中国潜在抗日优势的发挥，无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相持阶段，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发生很大变化，加之出现严重腐败，正面战场总体呈消极态势。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出现大溃败，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下居然能以每天3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甚至国民党军方的《扫荡报》也批评说：“独山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这些情况，极大程度地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

美式武器对中国战场的援助

杯水车薪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由此，一些声音认为，中国装备落后、不足以抵抗日军，整个抗战是靠美式武器打下来的。美式武器对中国战场有这么大贡献吗？

李东朗：首先，我们看美式武器到来之前中国战场的战况。抗战时期，中日国力、军力悬殊，这是日本敢于疯狂侵略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和必须实行“持久战”的主要原因。中国军民就是依靠简陋的武器与强大而凶狠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并使之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四年半的独立抗战，使日军的精锐兵员与战略物资遭受严重消耗。

1941年2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著名的“炉边谈话”中指出：中国“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顶住了日本的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人，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

1941年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称：1941年前后，日军的“老兵所剩无几，只有现役兵和年青的补充兵”，缺乏训练和装备的新兵员大量补充，导致日军总体战斗力明显下降。号称日本中国派遣军“王牌军”的第3师团与第13师团，1944年时“再无钢筋铁骨之威”，而“其他兵团的装备、战斗力等均较前明显降低。全军建制已感力不从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比如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35个（其中东北13个；不含20个旅团），太平洋战场10个，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还不及中国战场的1/3。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美式武器进入中国战场后，呈现什么样的战况？

李东朗：中国抗日战争确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但国际援助在很长时期里杯水车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自1942年1月起对中国提供兵器弹药，但在4月日军攻陷缅甸，通过缅甸运输的通道断绝，中国只能通过“驼峰”航运得到美国援助，所得武器装备非常有限。美国对中国的大量武器援助，是在1945年1月下旬中印公路通车后，通过这条公路运入的。所以，所谓中国装备落后、不足以抵抗日军，整个抗战是靠美式武器打下来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中国战场仍抗击着约半数的日本陆军。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总兵力为1003783人，在中国战场的总兵力为1049706人，这还不包括战争结束前调到关东军的4个师团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抗击的日军。中国战场的日军仍略多于太平洋战场。

正因如此，美国总统罗斯福1945年1月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我们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

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