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区域”，相互离不开

  在“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一文中，对话者提到，我们民族政策的走向，不要“再去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如果追溯其观点，不难看出其倾向性是要弱化民族而强化区域，弱化特殊性而强化一般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民族”与“区域”联系起来，其实并不仅仅是一定政治制度的建构问题，而是一种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人类的文化属性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鄂尔多斯高原的变迁可作为例证。历史上的鄂尔多斯高原，曾是一片气候湿润、水草丰茂的草原文化之地。秦汉时期第一次农耕人口迁入，导致原有的文化格局和生态环境被破坏。到东汉末年，那里的人口锐减到原来的1／10。此后随着农田撂荒，生态逐步恢复。但到唐代，内地农耕文化卷土重来，又一场生态悲剧上演。此后直至元、明以至清前期，这里的环境没有多少变化。但自康熙时期，尤其是清末开始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垦殖，将这里的沙漠化再次引发和加快。到上世纪50年代，鄂尔多斯的沙漠面积已达1万平方公里，80年代扩大至4万平方公里，占到了总面积的45％，其影响甚至超出鄂尔多斯本地。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化从表现形式上看，是移民的流入和大规模开垦引起的，但从民族文化的视角来看，则是由内地农耕文化对草原文化的无度“开发”造成的。

纵观当今世界，凡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都已有人类居住，也都有各自的文化。各地的民族文化及其多样性，已经成为大自然生态多样性的基本载体。在这个意义上，或者从其原生性上来说，所谓的文化就是一定区域的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对话、互动的模式或结构。正因为如此，很多经验也无数次地表明，一个地方的生态恶化往往是从当地文化的边缘化或遭到破坏开始的。也就是说，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往往都是自然生态多样性恶化的前奏。

世界上不少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这种民族和区域的关联性而建立的，是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属性及其特点在政治架构中的一种体现。当然，随着经济发展和相应的人口流动，已不可能有纯粹的民族区域。正如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相结合，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

历史发展到今天，“民族”与“区域”的这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成为写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国家意志。我们应明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体现的是“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的是“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而要贯彻执行好民族区域自治，就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各项自治权，充分尊重和保障其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