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的族源及其与中原民族的关系

一般人可能难以想象，分别属于两种不同语系的古代汉语和古代维吾尔语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不久前出版的《汉语维吾尔语对应关系词研究》一书，就例举了773个两种语言中同音同义的词汇。作者德力夏提·肉孜认为，实际上两种语言中同音同义的古代词汇有超过4000之多，这部书例举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德力夏提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既是古代维、汉语言频繁交流和互相渗透的忠实记录，也是历史上维汉两个民族之间亲密关系的可靠证据。

 　对维吾尔族与汉族古代语言音义的还原和对比研究，本是一项艰深的学术工作，如果不同时具有良好的语言学、音韵学、维吾尔语和古代汉语的造诣，是无法开展的。在学者中具有这种条件者尚比较稀少，而本书的作者德力夏提先生却是一位长期在新疆地方政府任职的维吾尔族干部。他在年过半百之时从事这项研究，付出了多少艰辛可想而知。

  德力夏提先生从事这项研究的缘起，说起来与我本人的维吾尔族源研究和授课还有一些渊源。

本项研究的缘起和过程

 德力夏提先生自幼在新疆这个多民族聚居区生活，早年在哈萨克、汉、维吾尔、锡伯、满等民族聚居的伊犁任县长多年，以后又调任蒙古、汉、维吾尔等民族聚居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任宣传部长。维护新疆各民族的团结，既是他多年的夙愿，也是他的职责。

  在工作中，德力夏提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反驳那些为了离间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不断制造各种谣言来宣称这两个民族自古就是敌人，两个民族的文化没有任何联系的那些谬论。特别是长期以来，一些敌对势力通过歪曲维吾尔族族源的真相来迷惑群众，在部分人中，特别是在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夸大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和心理差异的影响。用事实去反驳敌对势力的这些谬论，是一直萦绕在他脑际的一个愿望。

  通过歪曲历史来为分裂新疆的企图找根据，一直是“东突”势力惯用的宣传手段，而史学界对他们的批驳一直是不够有力的。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民委主持的《维吾尔族简史》的编撰过程中，学者们和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有关维吾尔族族源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史学界引起震动并对我触动极深。认识难以统一的原因之一，是维吾尔族历史的复杂性和史料的零碎与很多时段的空白。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维吾尔族史料搜集不足又考证不清，没有足够可靠的史料可资利用，如何能够说清楚历史？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对相关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校对和注释开始。

  于是，从那时开始我集中精力对史料下功夫，历经近十年之久，把几乎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文献材料，各种文字中的，哪怕仅是只言片语，也尽量搜罗到手并加以辨别考证，这期间的笔记就累积了近百万字。到1992年，我将自己整理考订的史料编写出版了《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次年又出版了《回纥史》一书。有了这些前期的准备，我本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写作更详细的维吾尔族形成的历史，这个计划却被我担任的其他工作打断。1993年我开始担任民族学系的管理工作，不久又担任院长一职，直至2011年底才得以卸任。多年繁忙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使得个人的写作计划难以实行，但其间我一直开设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的讲座和课程，能够将我多年积累的资料和观点介绍出来。讲座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维吾尔族族源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曾连续20年为中央党校的新疆干部培训班讲课。2003年，就是在这样的一次讲座课堂上，我与前来学习的德力夏提先生相识。

  在讲座中，我从上古时代的线索开始梳理维吾尔族的族源。维吾尔族的古代祖先出自中原北方的“北狄”，《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北狄之国，皇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可见上古时期北狄与华夏诸部关系之密切。其中，我利用史学界以往对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关狄人的研究以及考古资料，重点介绍了“翟”（狄）人在商周时期与华夏诸部的交往。这些资料清楚地证明了在商、周时期，“翟”（狄）人本来居于中原北方，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部的鄂尔多斯等地，与中原华夏民族交错居住，长期通婚贸易，关系密切。在课堂上，我曾多次将春秋时期的晋文公重耳作为案例，介绍狄人与华夏诸国之间的姻缘关系。史料清楚记载，重耳的母亲是狄人，两三千年来，历代史学家对于重耳这个称呼的意义一直不甚明了，多解释成其人有“双重耳轮”之意，我则认为这可能是狄语（古代突厥语）的音译（重，即突厥语“大”的意思，与今维吾尔语发音相近）。在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中，这类与语言相关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由于狄人与华夏人交流之密切频繁，当时就出现了专门担任狄、汉语翻译的“舌人”。狄人有赤、白、众和长四大部落群，其中三大部落群都是在商、周至战国的数百年中逐渐融入了华夏人之中。因此，《晋书》载记及《魏书》载记等典籍中称：战国时齐大夫易牙（即“狄牙“），孔子门生“狄黑”，“疑皆狄人之后”。到了汉代，中原北部的狄人大多已融入华夏人之中。于是，王充在《论衡·宣汉篇》中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而维吾尔族所自出的赤狄则于公元前11世纪北上迁入漠北和南西伯利亚。这段历史说明了早在上古时期，回纥（维吾尔）人之祖先与中原汉族交往之密切。而到了唐代双方更密切的关系，则促成了中古时代两种语言更多的交流与交融。这些史实虽然在文献中言之凿凿，但长期以来在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却一直很少。

 　德力夏提先生年轻时曾长期担任汉、维语翻译，在伊犁担任县长时，又精通了哈萨克语，对语言有独到的天赋和敏感，他常思考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古代语音语义之间的关系，并常有所感悟，只是行政工作繁忙，无精力深入系统地探究。在中央党校听课时，我对维吾尔族族源的以上讲解令他受到启发。他多次找我讨论，并索要相关的资料。这次学习，使他感到平时察觉到的维吾尔语与汉语之间关系密切的想法有了可资证明的历史线索。他相信，两个民族语言中有如此多的词汇音义相同，应该与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历史有关。

  于是，他集中精力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找出4000多个古汉语与古代维吾尔语同音同义的词汇。这对语言学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让很多人怀疑，一个“业余”研究者的研究是否可信。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各种冷嘲热讽。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有人说他异想天开。还有人以语言学家自居，在对他的成果尚无认真研读之前，就提出种种疑问甚至刁难，给以否定。

  同时，他也得到了不少学者实际而有力的支持。为了支持他的研究，2007年，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语言学家黄行研究员和我两人牵头，在我本人主持的“985”工程中国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专门拨款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组织了一支以汉语音韵学、突厥回鹘语文、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历史学学者组成的队伍，对德力夏提先生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鉴定。其中，除了黄先生和我之外，还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蒸，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宗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等人。另外，参与书稿审阅并给予支持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王立军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孟蓬生研究员，中国语言大学陈双新教授，新疆语委会副主任王翠叶、副主任泰来提·依布拉音，教育部语言文字研究所的王晓明先生，新疆大学的阿尔斯兰·阿布都拉教授等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这项审阅鉴定工作还得到国家民委丹珠昂奔副主任的支持和肯定。

  这些学者们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从古代汉语、古代维吾尔语语音、音韵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认真考察、鉴定，一致认定，在德力夏提所选出的4000多个同音义词汇中，至少有773个词汇的同音义比对是站得住的。本书刊登的就是经过这些学者审查鉴定后的这部分词汇。

  这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研究成果，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有人不禁要问，维吾尔语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词汇的音义与古代汉语相通呢？这得从维吾尔的族源及其与中原民族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维吾尔族的形成及其与中原民族的关系

  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的民族，主要是由原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和原塔里木盆地各绿洲上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今天的“维吾尔”（Uyghur）与历代文献中的“回鹘”、“畏兀儿”等都是原蒙古草原上一个部落的突厥语名称──“回纥”(Huihe)的不同音译。

  回纥源于我国北方古老的部落集团──北狄。大量考古材料证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北狄就活动于我国中原北部，与华夏诸部毗邻而居，在人种特点、经济和文化上与华夏族有密切联系。

  商周时期，“狄”又被称为“翟”（di）。在先秦及两汉时期，翟人被称为“丁零”、“丁灵”或“狄历”。到了公元3世纪以后，又相继被称为“敕勒”和“铁勒”。这些词尽管写法不同，而发音却十分相近，这都是同一族称的不同汉文音译。这个族称，来自狄人自己的语言。而在公元6世纪以前，狄人尚没有文字，因此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只能沿用汉文史书中译写的名称。

  公元前11世纪，有一支狄人北迁。北迁的狄人一部分以内蒙古阴山一带为活动中心，后来构成了匈奴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狄人中的赤狄），一直向北，越过戈壁，进入了漠北大草原和南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汉文史书中称他们为“丁零”或“铁勒”，又以其“俗多乘高轮车“而称其为“高车部”。

  这些“丁零”部落先后受匈奴、鲜卑、柔然政权和突厥汗国的奴役和统治。其中，公元4世纪中叶，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的高车部落，团聚形成一个松散的集团，史书中将他们称为“东部高车”。回纥，就是“东部高车”集团中的一部，当时活动于色楞格河流域。

  在反抗突厥汗国的战斗中，回纥部团结了越来越多的铁勒部落，又得到唐朝的支持，遂日益壮大起来，并于公元745年建立回纥汗国。此后，历代回纥可汗都向唐朝称臣，接受唐朝的册封，回纥汗国始终作为唐朝的属国而存在。回纥还多次受唐朝调遣，派骑兵帮助唐朝平息国内的叛乱，并多年与唐朝联合对抗吐蕃。双方的贸易，特别是马绢贸易，也十分活跃。纵观漠北草原自匈奴以后一千余年的历史，回纥汗国是与中原王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北方草原政权。为此，唐朝曾相继将宁国、咸安、太和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这是自西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和亲公主中，仅有的三位皇帝亲生女儿。

  回纥汗国的疆域大体上是：贝加尔湖、萨彦岭、唐努山一线以南，阴山、贺兰山、河西走廊及北山（马鬃山）一线以北，阿尔泰山以东，兴安岭以西的蒙古草原北部地区。从此以后的近一百年中，以回纥部为核心，在汗国疆域内的铁勒诸部就逐渐融合成了统一的回纥族。

  于是，回纥从漠北草原上一个“其众微小”的部落，逐渐发展为一个囊括了草原上各个部落的国家和民族。随着汗国领土的扩张及与四邻地区交往的加深，随着各种部落、部族与种族成份的加入和融合，它的文化与经济特点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变化的趋势，是从比较单纯、朴素的草原游牧经济和文化，向游牧传统为主，农耕定居为辅的文化类型发展。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来自中亚的某些西部文化的渗入。外来的影响，自然也影响到了回纥的语言和文字。

  回纥在古代使用突厥语，约公元6世纪以后开始使用自己的文字“突厥卢尼文”。由于受外来影响，突厥语中的借词不断增加。这些借词的来源有汉语、吐火罗语、希腊语、梵文、藏语、粟特语和伊朗语等。其中最多的是汉语借词，例如大部分丝织品和一部分官职的名称：锦缎、都督、将军、都统等。其他还有面团、墨、茶、包子、罪、龙、蜡、升、法师、密、万等各类词汇。

  除了突厥文以外，回纥部分上层人物还懂汉文。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回纥诸部曾请求唐太宗给他们派遣“能属文人，使为表疏”。这以后，他们自己也逐渐学会了汉文。例如，回纥葛勒可汗碑就有突厥文、汉文和粟特文三部分。有些回纥人甚至有很高的汉文水平，还能用汉文作诗。直到漠北回纥汗国后期，他们又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文字──回鹘文。

  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在天灾、内乱和北方黠戛斯人的进攻下崩溃了。回纥人于是分成几支向西、南几个方向迁徙。西迁的三支回纥人中，有两支分别在葱岭以西和吐鲁番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纥王国，控制着塔里木盆地的东西两端。他们又逐渐推进至整个塔里木盆地，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土著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而讲突厥语，用回鹘文。这标志着回纥人在塔里木盆地统治地位的确立。学术界往往将这称为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其实所谓突厥化，主要内涵是突厥语化。塔里木盆地的土著居民与回纥人相比，有较发达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回纥人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就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游牧文化而接受了当地的农耕文化。

 　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整个塔里木盆地内，原土著居民、回纥人以及后迁来的居民，在语言、宗教、生活习惯和血缘等各个方面已经基本融为一体，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就形成了。

  由此，了解了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此过程中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维吾尔语中会有这么多词汇的音义与古代汉语相通了。

  其实，在德力夏提先生这本专著出版之前，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对突厥语与古汉语的关系做了相关的研究，特别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赵相如先生对这种关系的一些规律性总结，代表了学界最高的研究水平（见赵相如《突厥语与古汉语关系词对比研究》，2013年社科文献出版社）。但他们以往的研究都没有引起学界和社会应有的关注。比起以往的研究，德力夏提先生的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案例，也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上古汉语与维吾尔语的密切关系。据笔者所知，他的著作已经在国外语言学界引起震动，相信也必将在国内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