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

导语：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从而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吸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

1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所谓传统文化，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经过千百年封建社会积淀起来的长期流传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之外，还包括历史、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等古籍文书。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思想政治教育是传统文化发展、积累和传递的方式和工具。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不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活的生命。“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收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2]”。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形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同时，另一方面又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而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其有效的方式和有力的工具。并且，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该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前进和发展，他们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把该社会的文化含量推向新的水平。那么从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目标、内容和环境。任何文化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我们这里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经过中华民族长期实践和思想家们概括提炼的，指导着中国人民的生活行为，并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它们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这些积极因素成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所期望达到的结果，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这些积极因素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例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中都有很多传统文化的成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凡是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并对其发生影响的外部因素，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容。其中，文化环境是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宏观环境之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同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以及人们所达到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将把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水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了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失去一定的载体即特定的支撑。

  2思想政治教育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形式及其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逻辑到方法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富有道德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中，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超越局限的关于如何推进道德理论教化的理论思维成果。如果说对前者的继承，有益于我们增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民族特色、认同感、丰厚感与感染力的话，那么，对后者的继承，则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对历史经验的自觉借鉴，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2.1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求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正确认识教育对象是制定教育目标的依据、是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是增强教育效果的前提条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注意从教育对象的特性中来探求德教的方法。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教化的施行应遵循相应的规则、运用相应方法，并且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德教方法确立的基本的方法论，如效仿法、神启论、比附论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方法论的掩盖下，更为实质的则是基于对教化对象的深刻分析和全面认识从而确立德教方法的方法论。如荀子强调教化“必由其道”，做到“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3]；董仲舒强调教化对象“知其气”、“知其声”、“知其行”、“知其物”，才能“言虽约，说必布”、“事虽小，功必大”[4]；张载强调“知其人”，才能“教人使人德[5]”等等，都明确地表露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掌握教化对象的特性与德教方法的确立之间基本关系的深刻认识。

2.2从递替相关的多个层次分设德教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之一是教育要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中国古代德教目标的设置体现了这一规律。在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作为最高的德教目标出现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但中国思想家们在强调“圣人”这一最高理想人士对于德教过程的目标意义的同时，始终没有将其设置为整个德教过程中的唯一的目标，而是在“涂之人百姓”与“圣人”之间设置了种种相互关联而又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如孟子将这一相互关联前后继替的目标人格设置为“善──信──美──大──圣──神”：“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泽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此外，中国传统德教理论中大量的“士”、“君子”、“贤人”、“成人”、“大人”、“大丈夫”之论，其实也是对个体德化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应实现的目标人格的不同表述。

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理想人格的不同表述，实质上是从多个层次为教化对象确立了一个前后继替、紧密关联的德化的目的链，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升和推进。因此，中国传统德教的目的理论，表现出理想性与现实性、终极性与阶段性的高度统一，从而使得德教目的给个体接受教化的行为、个体进德的行为以巨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

  2.3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观照德教的运作

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所谓整体，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指的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受这种中国传统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较少从局部的、静态的、孤立的层面看待德教的动态运作，而总是从整体的高度，从德教活动的实际推进方法、从德教内部各部分的相关互动、从德教与相关系统的互动之中来观照整个德教活动。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历时的过程性和共时的展开性两个视角出发，对德教活动进行观照，得到了很多成果。如从历时的过程性出发，朱熹得出了对教化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及各阶段的不同特性的认识：“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7]等等；从共时的展开性出发，在教化与环境方面，古代思想家强调环境习染对个体德性发展的影响，并由此主张“择友”，“以友辅仁”，“择处”，“择不处仁，焉得知”。在观照德教运作的过程中运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许多方面都深刻地揭示了德教的社会性及其运行的社会条件，揭示了德教运作的内在机理。这种观照德教运作的方法，使得中国传统德教理论具有了浓厚的辩证色彩、系统色彩。

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它除了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以外，更有赖于对自身发展经验和传统的扬弃。因此，我们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拓展和丰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

  
§　参考文献

  [1] 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版社，1997

  [2]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