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区藏传佛教的基本特点

公元7世纪，具有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之后，佛教正式从中原汉地、印度和尼泊尔传入吐蕃。至此，在雪域高原，由本土滋生的宗教──苯教一统民众精神信仰的格局被打破，佛、苯之间此消彼长，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吸纳，共融并存。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佛教不仅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而且逐步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学术界普遍认为，大约在公元10～11世纪，具有西藏特色的佛教──藏传佛教业已形成。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苯教的佛教化也在这个时期大抵完成。

佛、苯向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区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早期随同吐蕃时期的军事扩张而传播；一是藏族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以后的文化认同与传播。前者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局部的，后者则是广泛的、全方位的。

自佛教传入藏地以来至今的1300多年之中，由于地理区位、政治制度、人文生态环境差异，使得各个藏区的佛教，乃至苯教尽管在法源、教理、教义上与西藏是一致的，但也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各自的特点。本文就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特点试作如下探讨。

一：四川藏区是我国藏传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

佛教从西藏较早传入四川藏区，有以下三个史证。

(一)石渠“卓玛拉康”的修建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在世时期，为弘扬佛法，分别在拉萨修建了大、小昭寺。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大昭寺在初建时期，“白天所修建筑物，晚间即遭鬼神捣毁”。“公主依据中原《八十五种 行算观察法》来细推观察，而知道雪域西藏的地形，俨若罗刹魔女仰卧的形状。娥塘湖恰是罗刹女的心脏；红铁山好似罗刹女心骨的形状。所幸，湖的上面已决定奉安释迦牟尼佛像，而红山顶上已建筑有王宫来作镇压。”除此而外，为彻底镇伏罗刹女，还须在其四肢及肢体各关节部分建寺，共计12座，史书中分别称之为“四茹四寺、四厌胜寺和四再厌胜寺”。《西藏王臣记》中所记“在魔女的左掌心上建康隆塘度母寺”，这个度母寺就是文书中所说的“四再厌胜寺”中的一座，即今天人们所称的座落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洛须镇的“卓玛拉康”。该寺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州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笔者到洛须考察时，还目睹了寺庙了珍藏的早期主供的度母佛像。应当说，卓玛拉康的修建时代与拉萨的大、小昭寺是同一时代，属我国藏区最早建立的佛殿之一，是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四川藏区的见证。

(二)毗卢遮那在四川藏区的弘法

公元8世纪中后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分别迎请印度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弘传佛法，并建立了西藏首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桑耶寺。该寺首批出家并有较高造诣的7位高僧中的毗卢遮那，由于各种原因，被赞普赤松德赞流放。在流放途中，他沿途弘扬早期宁玛派佛法，后来在川西的嘉绒藏区落脚，在今丹巴、马尔康、金川一带弘法，并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马尔康松岗地方创建了首座宁玛派寺庙──直波罗尔伍寺。在嘉绒著名的墨尔多神山、马尔康等地留下了他一些修行弘法的圣迹。他的高徒玉扎宁波也成为名扬雪域的宁玛派高僧。宁玛派形成后，在康区形成较大的宗教势力和影响，应当说与毗卢遮那早期在四川藏区的弘法是密不可分的。

(三)公元10世纪末在邓柯一带形成了一个康区佛法弘传中心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灭佛，吐蕃核心地区的佛教势力遭受到严重打击。在此之时，一些佛教僧人便离开卫藏，去到了阿里和多康边地，继续进行佛教的弘传活动。后来，卫藏的佛教再度从阿里和多康传入，在历史上分别称之为“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其中“下路弘法”的核心人物是藏绕赛、钥格迥、玛尔释迦牟尼及其著名弟子公巴铙赛等。其中心在青海的玛珑和丹底一带。除此而外，及至公元10世纪后半期，在邓柯一带也形成一个佛教复兴活动的中心，其核心人物为弥底。“在公元10世纪后，有一个兼通梵文和藏文的尼泊尔译师，名叫烈如孜。他到印度去请了两位佛教大师到西藏来。这两位大师一个叫茶拉仁瓦，一个叫弥底。烈如孜到西藏后得了一场暴病就死了，这两位印度大师一不会藏语，二不了解情况，流落在西藏……弥底在后藏达纳地方，靠给别人牧羊为生。后来有一个西藏译师索南坚赞遇到他，发现这个人是一位佛教大师，就把他请到曼垅地方，向他学习佛法。后来弥底学会了藏语文，来到康区，在丹垅塘地方讲经传教，并且从事翻译……由于弥底的努力，在康区也形成了一个讲授佛学的小中心。”笔者2004年在石渠洛须的考察中，听到当地群众把他们打的一种“擦擦”叫做“弥底擦擦”，据说这种“擦擦”是弥底大师所传下来的，故名。在洛须境内的丹达村和俄巴纳村之间还有一处摩崖石刻，当地人称“照阿娜姆石刻”。据传为文成公主进藏时，途经此地所刻。经过初步考证，笔者认为这处摩崖石刻应为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应是弥底在这一带地方弘传佛教，并形成一个中心之后所刻。“照阿娜姆”石刻之图像并非仙女，而是泽巴麦、先乃日和夏拉多吉三位菩萨；在该石刻旁的一段藏文题刻中，还提到法王赤松德赞。应当说，这处摩崖石刻是丹垅塘早期佛法兴起之后的一个见证。

二：古老教派的影响较大，传承较盛

(一)苯教在四川藏区的势力和影响

苯教是雪域高原最古老的宗教，对藏传佛教有深刻影响。它传入四川藏区后，一直十分兴盛。尽管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曾遭到一些重创，但在四川藏区的影响十分深远。据一些藏、汉文献介绍，四川藏区的苯教历史十分悠久。有学者说今阿坝藏区的苯教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传入，其中代表性的寺庙是a象寺和雍忠拉顶寺。笔者比较倾向于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东渐时期传入苯教的说法。苯教在四川藏区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核心地区。一个是以今德格丁钦寺为核心的康北地区，包括德格、白玉、石渠、甘孜、新龙等雅砻江上游广大地区。另一个是以金川雍忠拉顶寺为中心的嘉绒地区，包括今丹巴、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地，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就有“第二象雄”之称。10世纪以来，藏传佛教的各教派兴起，并逐渐向四川藏区拓展，苯教受到一定的挤压，并在明崇祯年间和清乾隆年间受到重创，但时到今日，其寺庙数量仍然不少，位居全国五省(区)藏区首位。据有关资料披露，作为苯教发祥地的西藏现有苯教寺庙30多座，而四川藏区的苯教寺庙，据1990年统计为107座。在四川藏区内，苯教寺庙的数量仅次于宁玛派。在现存的苯教寺庙中，也还有一些较为有影响的寺庙，诸如今甘孜州境内的丁钦寺、满金寺、益西寺和阿坝州境内的a象寺、昌都寺、尕米寺、阿西象藏寺等。

(二)宁玛派在四川藏区的势力和影响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形成的教派，它在四川藏区的发展远远超过西藏，时至当代，其寺庙所占比例在各教派中排在首位，并对西藏东部地区，青海、甘肃藏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前已述及宁玛派早期密法在四川藏区的传播。学术界一般认为：“直到十一世纪，有所谓‘三素尔’的素尔家族的三个人出来，才建立寺院，并有了一定规模的活动，宁玛派作为一个教派来说，到这一时期才算形成。”公元1159年，噶当巴德西协巴在今白玉县河坡境内创建了康区最负盛名的宁玛派寺庙──呷拖寺。呷拖寺的建立，确立了宁玛派在四川藏区的地位，并成为宁玛派在四川藏区弘传的根据地。及至清初，随着竹庆、白玉、协庆三座著名宁玛派寺庙的建立，宁玛派在四川藏区的发展势头达到高潮。不仅四川藏区其他宁玛派寺庙大都成为上述四座寺庙的分寺，就是在西藏东部、青海和甘肃的宁玛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上述四座寺庙的影响──或是一些寺庙直接成为其分寺，或是教法源于它们。在四川藏区各教派中，宁玛派寺庙最多。据1990年统计表明，宁玛派寺庙为324座，占四川藏区藏传佛教寺庙(含苯教寺庙在内)总数的40%，位居首位，是格鲁派寺庙总数的3 06倍。在雪域高原6座宁玛派大寺──西藏的敏珠林寺、多吉扎寺、四川的呷拖寺、竹庆寺、白玉寺和协庆寺中，四川藏区就占了4座。

三：藏传佛教教派齐全，和睦相处，包容性强

四川藏区不仅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一应俱全，而且还是目前仅存的小教派──觉囊派的核心地区。在西藏历史上，藏传佛教除四大教派外，还产生过噶当派、觉宇派、希解派、觉囊派、夏鲁派、郭扎派等小教派。其中的一些小教派后来融入到其他教派之中，一些小教派则逐渐消失，唯一幸存的觉囊派在今西藏已不复存在，但却在川、青藏区得以保存。据20世纪90年代统计表明，在川、青藏区共有觉囊派寺庙37座。其中31座寺庙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壤塘、马尔康、阿坝3县境内，另外6座寺庙分布在紧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北部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果洛境内的觉囊派寺庙在宗教上均隶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中壤塘寺。中壤塘寺是川、青藏区觉囊派的中心。

在历史上，四川藏区藏传佛教寺庙中，常常有某一个教派改宗另一个教派的现象。但总体看来，各教派和睦相处的状况是主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是德格，历来曾是康区最显赫的土司一。德格土司倡导各教派和睦相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家庙的选择上。德格土司家族从元代起就已崇奉萨迦派，但在萨迦派的更庆寺外，还选择了在当地和其他地区都十分有影响的宁玛派寺庙呷拖、白玉、竹庆3座大寺和噶举派八邦寺作为自己的家庙。(2)康北“霍尔十三寺”的首座寺庙在德格的建立。“为进一步扩大格鲁派的势力和影响，五世达赖于公元1654年遣其弟子曲吉昂翁彭措⑤赴康区发展黄教，昂翁彭措次年即到达德格，在德格土司根嘎彭措的支持下在中扎柯主持修建了康北地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庙──更沙寺，并亲自担任该寺庙的主持，成为更沙寺第一代曲吉活佛。更沙寺建成后，在清代获得一些发展，先后在土司辖区建起了十多座规模不等，名义上属更沙寺的分寺的格鲁派寺庙。”康北地区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建立起“霍尔十三寺”，与德格土司的支持分不开。“霍尔十三寺”中的甘孜寺、大金寺、寿宁寺、觉日寺、灵雀寺等寺庙，后来均成为康北的著名大寺。(3)德格印经院无门户之见。德格印经院始建于公元1729年，是我国藏区的三大印经院之一。它之所以在国内外享有盛名，除了管理、印刷质量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典籍的选择、编辑、印刷上不分宗派。所刻印的诸多典籍中，除了“五明”学科俱全外，藏传佛教各教派包括苯教在内的经典名著尽收其中。就著作者而言，也没有亲疏之分，无论其属于哪个教派，只要有价值、有水平，均收录刻樱无怪乎德格印经院有“雪山下藏族文化宝库”的美誉。在德格印经院的殿堂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除了佛、菩萨外，将各教派的创始人或著名高僧共奉于殿堂内。这就是德格土司所倡导的各教派共存共融的一个明明白白的昭示。(4)德格地区的“无教派运动”。19世纪中叶，以降央钦则旺波活佛为主要倡导者，由贡珠云丹嘉措活佛当理论大师，曲吉德钦林巴为主要活动家，在德格地区发动了“不分教派运动”。这一运动“带有明显的大佛教复兴色彩，它摒弃佛门宗派林立的旧俗，把藏传佛教各派教义精髓集中在‘八大修学传承体系’之内，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继承前人一切优秀传承道统，真正营造藏传佛教内部不分门派、互相学习的大好局面”。(5)一些著名佛学院广纳各派弟子研修佛法。在德格地区，有4个寺庙的佛学院名扬雪域：竹庆寺的“协日ぁ薄将之偃寺的“仲萨康协”、丁钦寺的“丁钦协扎”、八邦寺的“八邦协扎”及其多座修行院(又常称密宗学院)。竹庆寺的“协日ぁ狈鹧г捍窗煊19世纪末，后来成为我国藏区宁玛派的最高学府。该学院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教务活动中，允许并吸收各教派包括苯教僧侣学习显宗，戒学兼优者不分教派均可在讲经院讲经说法，且有资格升任讲经院堪布。密宗院也同样允许其他教派的僧侣讲经习法。仲萨寺的“仲萨康协”是康区萨迦派的最高学府。“仲萨寺曾经还是西藏众多学院派僧人心心向往的学佛圣地……解放前，仲萨寺传法已经超出萨迦派显密经论的范畴，其所讲授和研讨的佛学涉及宁玛、格鲁、噶举、觉囊和苯教的深密教义，大有多教派心法在一寺一地发扬光大的趋势。”可见，在四川藏区，各教派不仅和睦相处，而且在一些著名寺庙中和著名大德身上，均体现出宗教上、文化上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在四川藏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如有的地方两个不同教派的寺庙同处一地，仅一墙之隔，相处融洽。在一些地方的小寺庙中，凡举行较大的佛事活动，便到邻近的不同教派的寺庙中邀请僧侣来参加。在民间，百姓家庭有了丧事，除延请当地寺庙僧侣到家念经外，还同时请来民间宗教职业者⑥作法，双方均不介意，也不排斥。

四：涌现出一批著名活佛和教派创始人

(一)著名活佛

在四川藏区，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教派的著名活佛，不仅在本地区有影响，而且在整个藏区都有重要地位。

在达赖活佛系统中，曾经有四世达赖就出生于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他们分别是：

第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1708-1757)，出生于今理塘。

第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1805-1817)，出生于今石渠。

第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1816-1837)，出生于今乡城。

第十一世达赖赖喇嘛凯珠嘉措(1838-1855)，出生于今道孚。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库伦寺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中，第三世哲布尊丹巴罗绒丹比尼玛(生卒年月不详)，就出生于今理塘。

在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帕巴拉活佛系统中，第七世帕巴拉活佛牛麦益西登比公布(1715-1594)，出生于今乡城；第八世帕巴拉活佛牛麦登比尼玛(1795-1847)，出生于今理塘；第九世帕巴拉活佛克珠昂旺洛绒牛麦登比吉村(1849-1900)，出生于今理塘；第十一世帕巴拉活佛格勒朗吉，出生于理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甘肃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系统中，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丹贝坚赞(1916-1947)出生于今理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噶举派中的两个著名活佛系统噶玛巴和夏玛巴。在噶玛巴(黑帽活佛)系统中，第一世活佛都松钦巴、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第一人)和第十六世活佛日毕多吉，均是今甘孜州籍人。夏玛巴(红帽活佛系统)中，第一世活佛扎巴僧格也是今甘孜州籍人士。

(二)教派的创始人

出生于四川藏区的藏传佛教教派创始人中，最突出的是噶举派支系的创始人。他们分别是噶玛噶举创始人都松钦巴止贡噶举创始人止贡巴仁钦贝(1143-1217，出生于今德格县)、帕竹噶举的创始人帕木竹巴(1110-1170，出生于今德格县)。

五：一大批学者为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藏区特殊的社会因素和藏传佛教在藏区的特殊地位，藏族绝大多数学者都出自寺庙。在历史上，四川藏区曾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其学术领域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工巧、医学、天文历算、翻译和典籍的编纂诸门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木雅“前五学者”和“后五学者”、司徒曲吉迥乃、徐钦楚臣仁钦、贡珠云丹嘉措、巴珠乌金吉美却吉旺波、降央钦则旺波、局米旁朗吉嘉措、扎呷罗桑巴登、夏扎扎西坚参、协庆嘉察、贡求旦白嘉木参、杰瓦森洛等等。众多学者在悉心修法的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传世之作，为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藏文典籍文献的编纂首推德格版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巨著。藏文大藏经被誉为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版本较多，有奈塘版、拉萨版、卓尼版、北京版、南京版、丽江版(又称理塘版)、德格版等。其中德格版本被誉为范本。德格版本之所以有如此之声誉，关键是在它编辑时，曾经参考了许多藏族典籍的版本和编辑规范。例如《甘珠尔》，就曾经参考过《旁塘目录》、《钦浦目录》、《登迦目录》、奈塘版《甘珠尔目录》、蔡巴《甘珠尔目录》、丽江《甘珠尔目录》等；《丹珠尔》曾参考和收集了星巴达则、夏鲁寺和司徒却吉迥乃所主持编纂的《甘珠尔》等6种版本。在编刻过程中，选定了当时康区最著名的学者司徒却吉迥乃和徐钦楚臣仁钦分别担任《甘珠尔》和《丹珠尔》的总编辑师，配备了强有力的编辑班子，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使大藏经的编辑和刻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文集和刻版印刷品是德格印经院文献典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有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编纂水平和经验的引导，后来的诸多的文集才会不断涌现并成为存世名著。除德格印经院外，八邦寺印经院、白玉寺印经院、安章寺印经院等，也都编纂有一些重要的文献。

四川藏区涌现出的众多学者都留下大量的传世之作，在此，限于篇幅，略举一二。在文论方面，八邦寺第八世司徒活佛曲吉迥乃，不仅精通医学、藏传绘画、佛学，对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代表作《司徒文法广释》，至今都是与《扎德文法》相并行的藏语文文法必读之作。降央钦则旺波的《诗著举例》在学术界的影响极广。贡珠云丹嘉措的《知识汇总》也是藏族文论类的代表作。在诗歌方面，当首推局米旁朗吉嘉措的《王道论》，这是一部类似《萨迦格言》的长篇格律诗，共有21章共5000多诗行，是藏族文学作品中一部诗歌的范作。此外，还有巴珠乌金吉美旺波的各种道歌和徐钦楚臣仁钦的诗歌等。就小说而言，竹庆寺的巴珠乌金吉美旺波的寓言体小说《莲苑歌舞》，被认为是公元19世纪藏族文学的代表作。历史类的代表作是丁钦寺的夏扎扎西坚参加的《嘉言宝库》，这是一部有关苯教历史的十分重要的著述。此外，欧如扎西所著的《郭扎佛教史》和协庆嘉察所著的《宁玛派传承史》，也都是研究藏传佛教流派历史的名著。

六：各教派与历代中央政府的联系紧密，一些寺庙和僧人有爱国传统

四川藏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自元代以来至民国时期就曾分属陕西、四川、西康等省，与内地联系紧密。因此，各教派寺院除在宗教上与西藏因法源关系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在政治上则与内地联系紧密。自明代以来，四川藏区的许多寺庙高僧与当地土司、头人络绎不绝地到京城朝贡，以求得朝廷的布施恩赏和加封。据《明史明太宗实录》载，今德格县境内的林葱家族中的高僧，“于永乐四年三月壬寅遣使命灵藏(即林葱)着思巴儿坚赞为灵藏灌顶国师……永乐五年三月丁卯封……灵藏灌顶国是由着思巴儿坚赞为赞善王，国师号悉如故，俱赐金英诰命。”又如壤塘曲吉寺第二世活佛杰瓦僧格于公元1560年被明世宗敕封为“大善法王”，崇祯皇帝也赐封他为“善悟灌顶国师”。入清以来，也有一些寺庙和高僧受到朝廷的礼遇。清康熙(约为1685-1745)年间，今白玉境内的呷拖寺高僧直美行雄公布巴切杰多吉被康熙皇帝亲召进京，御赐金冠、四窗轿，以及全套仪仗和宫中乐器。由于四川藏区的一些寺庙和僧人自元明以来，不仅与中央王朝联系紧密，而且归诚有佳，故尔深得中央王朝的赏识和信仰。清雍正年间，由于西藏局势混乱，朝廷虑及七世达赖的安危，由政府特批白银14万两，在今道孚协德地方修建了著名的惠远寺，雍正皇帝还亲自为寺庙题名，以供作七世达赖在康区的驻锡之地。

四川藏区的一些寺庙和高僧向来有爱国的传统。清乾隆时期，朝廷曾两次出兵征金川，其间，八邦寺寺主司徒曲吉迥乃一来奉清廷之命，二来虑及战争旷日持久，生灵涂炭，毅然抱病前往嘉绒地区，不幸于公元1774年在途中圆寂。为此，受到朝廷的嘉奖。八邦寺不仅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还获得了保护该寺的诏书：

太子少保定边右副将军领侍卫内大臣兵部尚书果毅公丰

太子太保定西将军内大臣户部尚书阿

参赞大臣领侍卫大臣同伦额附色

谕巴尔绷寺(八邦寺)

喇嘛德努松巴古鲁知悉：汝遵奉斯笃(司徒)帮图克图遗教，来自西南两路军营，虔诚讽诵，灭贼得胜。经令促浸贼速行诛灭，真见诚心，本将即次闻，大皇帝深为嘉悦，屡蒙恩赏并降旨，仍候大功告成后另施重恩。今道场圆满，归还本寺，务须化导番人，各安住牧，共享太平，并率领众徒清净焚修，阐扬佛教。承受大皇帝隆恩，本将军等亦可另饬该土司等将喇嘛所管护照料，不许汉番一应等人稍有遭踏，为此给照。

乾隆三十九年中九月初三日

1912年，民国初始，西藏正处在危难之时，新龙嘎绒寺活佛索加(法名得尔旦索加，嘎绒寺第二世活佛)主张：“以民众利益为重，以国家安危为根本出发点，循循善诱、直谏劝导”，从而使达赖放弃分裂，答应和顺。应当指出，索加活佛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因此，“陆军中将衔蒙番宣慰使协办边务防事宜甘肃西宁总镇马福祥于民国三年(1914年)8月代表政府授旗表彰得尔旦索加活佛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黄色绸缎奖旗上书写藏汉文，字迹至今犹新，印鉴俱齐，现在嘎绒寺。”

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四川藏区时，各地藏传佛教寺庙的一些僧人，和当地群众一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甘孜县白利寺格达活佛(又名洛桑登真扎巴)就是其典范，朱德与格达活佛之间的亲密友谊当今仍被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之初，格达活佛为和平解放西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51年11月2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的邓小平及王维舟、李达、张际春、梁聚五等领导亲临会场致哀，政委邓小平、司令员贺龙分别送了书有“有无畏精神，功烈应垂民族史；增几多悲烈，追思应续国殇篇”、“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的挽联。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藏区的一些寺庙纷纷诵经，为前线抗日将士祈祷，祝愿抗战早日取得胜利。出生于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及其家族，在甘南藏区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并动员回、汉、藏各族人民捐款捐物，支援抗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不朽篇章。

杨嘉铭，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