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四川“灌懋道”沿途的嘉戎人

英国暂寓成都的领事人员A·霍西(Hosie)在游历了川藏边界宁静山后，经打箭炉(今康定)北上又东行，于1904年10月18日抵达懋功厅厅治美诺(今小金县美兴镇)，次日从美诺出发沿“灌懋道”东行，10月28日返回成都北门内住所。霍西在其所著《1904年霍西先生中国藏区东部游》书中，关于灌懋道“那一地区众多森林”的报道，吸引了英国植物学家E·H·威尔逊(Wilson)。威尔逊也想了解那一地区“腹地里居住的部落民。”他遂于1908年6月15日从成都出发，沿“灌懋道”西行，于6月27日到达美诺，7月9日抵达打箭炉。1913年11月6日威尔逊所著《一位自然科学家在中国西部》面世。此二人均在其所写书内记述了他们游历“灌懋道”沿途的见闻。张秀熟先生说：“地方志向称方志，它是在一国版图内某一方域中所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千态万状事物发生发展的事实记录。”霍西、威尔逊留下的纪实性资料对研究地方史不无裨益。这里就其书内所及嘉戎(ChiaRung)诸“部落”中鄂克什(Wokie)人和瓦寺(Wassu)人的有关问题，择要译介如后。

“鄂克什路段”的农业和鄂克什人

按照霍西由西向东行走的方向，1904年的“灌懋道”从美诺(曾是小金川土司官寨所在地)向东婉蜒，穿过鄂克什安抚司(今小金县东部)和瓦寺宣慰司(今汶川县境内)领地的高山峡谷，终至灌县(今都江堰市)。其中，“鄂克什路段”约195里“巴朗拉(山口至美诺计程）145里；“瓦寺路段”约274里；“灌县路段”约107里。

1904年10月19日中午，霍西一行从美诺小城动身东行。“鄂克什路段”的走向，与今小金县境内国道317线大致相近。“懋功城被一条从南流来的小溪(即美诺沟，今美沃沟)分为两部分”。“我们向东走去，……道路沿河(小金川)左岸边缘延伸，(至老营，时20余间房屋，今老营乡)，约有15里长。这一段路大部分较好。道路延伸到绝壁后，不得不迂回，在这儿出现了石梯……爬完石梯，耕种展现在眼前，但峡谷本身并无农耕存在，只因河岸两边全是悬岩绝壁。绕过峡谷，河谷一分为二，一向北，一朝东，……每一河谷有同样大小的溪流，最后(在老营)汇合成小金河。那条从北而来的溪流叫抚边河……而从东边流来的那条河(今沃日河)据知发源于巴朗山”。

霍西告别老营继续东行。“我们的道路沿着河流左岸东边河谷高处伸展。河流山边高处有一条相当好的小路。这条路不时出现陡峭的斜坡。在全天45里的行程中还不得不渡过、或绕行许多沟渠，颇使人疲劳。(老营以东)河谷和溪流附近的土地，耕作均佳。它的南边最先出现开阔处；而在溪流右岸较高处，美丽如画的田园风光近在咫尺，小辟寨村今小金县沃日乡窄小村)就在那里。它由12幢土著非汉式房屋和两座很高的、像巨大烟囱式的褐色石碉组成。石碉靠近农田的东头、几近刀削般绝壁之西，而绝壁从南直入河谷，它恰好为溪流留下一点空间，使之向西(美诺方向)流去。小辟寨有一座桥和一条小路，小路在陡峭的山边盘绕，经过绝壁瓶颈，即可通达主要道路(即灌懋道)，再经过‘之’字形石梯下行到另一边，跨过一座桥梁，它横跨在从南流来的山洪急流之上。在桥梁几百码之外，我们就进入了海拔8211英尺(2502米)的官寨(Kuan-Chai，鄂克什土司住牧地，今小金县沃日乡)。官寨村约有15户家庭。”

“我已经说过小辟寨美丽如画，美景绵延河谷深处。从绝壁下行，一些更奇妙的景色映入了我的眼帘。一幢极好的古老建筑物屹立在溪流左岸。这里有一座桥梁与右岸相连。那幢古建筑颇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高约20英尺的石墙环绕着它，(还有很好的胡桃树点缀它的四周。有几层楼高的石质建筑物群精妙地连在一起，一些小的四方形窗户设置了射击孔。建筑物两端有两层楼高的方形了望塔，较低的一层为木质，上一层着白色和黄色，其上为圆锥形屋顶。通常所见的(几座)高高的褐色石碉在建筑物中央突起，(‘俯视建筑物’)。它的顶端涂着白色，石碉是这群石质建筑物的一部分。这幢建筑物就是官邸，或如中国人所称的衙门。鄂克什土司或沃日土司就住在这里。”

《民国懋功县志》将“官寨”列为“古迹”。惜前些年修路架桥，“官寨”部分建筑物已被拆除。

小辟寨、官寨一带在1908年6月下旬显示“小麦是正在生长的主要农作物，官寨的小麦正在抽穗。玉米和土豆同样普遍栽种，少量亚麻和大麻(按：均为夏季衣物原料)亦有所见；这些作物的果实用于榨油，供照明之用。我们在几块零星的罂粟地边走过，它们仅几英寸高……所有的农作物都十分繁茂。”

霍西一行当晚夜宿官寨村。在这里，霍西与鄂克什民众、与土司指定接待他的头人都有接触、交谈。“我受到了一群鄂克什人和汉人的欢迎，他们好奇，但有礼貌。”在10月20日早上7时离开官寨村之前，“我用了一些时间置身于一群鄂克什男女之间，他们拥挤在客栈进口处目送我的旅行队伍动身。一些女士十分漂亮，尽管有点羞涩。我赞美她们的服饰，妇女们颇为高兴。她们穿着宽松的黑褐色长上衣，红色带子束腰几圈，灰色棉布裹着腿部。大多数妇女穿便鞋，鞋帮结构非常好。有少数妇女穿着长可及膝的棉靴或皮靴。她们所有的人都梳了多根细小辫子，头顶兰布围巾，这些细小辫子被缠绕在头巾上，于前额处露出几英寸：一条长约一英尺(30．48厘米)的长辫下垂于背部，辫子末端被扎牢。在装饰方面，她们配戴大银耳环，结构牢固。每一耳环直径约一英寸(2．54厘米)，耳环的扁平末端通常用绿松石与之衔接。一只暗红色扁平玻璃耳环，或其它质地的耳环，穿入每一只大耳环之内。她们戴着长而扁平的多枚银环，配之以一颗或一颗以上的绿松石或珊瑚；这些银环串连在头顶的辫子上，银环大小一致。辫子中心部位的银环，有银质鸟类造型，如一只鸽，或一只鹰。她们的手腕上戴着银质或铜质手镯，雕刻精良。男人们同样穿着褐色长衣、便鞋或靴子。他们的头部就像汉人那样，头的前部被剃光、留着长辫子，有些鄂克什男子把辫子隐藏在红色或紫色头巾之下。他们未配戴装饰物和珠宝。”

《四川省志·民族志》描述嘉戎妇女“喜把头发从前额梳成许多细辫，分饰双鬓，后面加红、兰发线，作长辫，头顶一长方形方巾，用辫缠起，发辫前面或侧面饰以银盘。”此与霍西的记述大同小异。

霍西还试图拜访鄂克什土司(安抚使，从五品)，土司以身体欠佳为由只派头人接见了这位英国领事人员。霍西就“嘉戎诸部落”的分布、语言等问题询问了这位头人。时嘉戎人有“十八部落”。该头人介绍了“说同一语言的部落”，它们是：杂谷屯、瓦寺、木坪、宅垄、八角、别思满、梭磨、汉牛、草什咱、壤珂和卓克基由于嘉戎语中喉音发声不易听懂，霍西的同胞威尔逊称：“这些部落中许多部落的名称要想译成英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威尔逊只向西方介绍了六(七)个嘉戎部落：“木坪、瓦寺、梭磨、党坝巴底一巴旺、鄂克什。”植物学家威尔逊对嘉戎人的了解似乎不如领事官员霍西。霍西曾在成都雇请了一位杂谷脑人教他学嘉戎语，故而“自信地说：杂谷、木坪、宅垄、卓克基和鄂克什部落说同样的方言。”这里所说“十八部落”之“部落”，应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同族的嘉戎居民”之意，非专业辞典条目所解释的“部落”，也不是学术界所说的“嘉戎十八土司”。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为屯”政策，将大小金川领地分设为五大屯，绥靖、崇化、抚边、懋功、章谷(含部分明正土司领地)即是。其中有的“大屯”又辖“小屯”，如“小屯”八角、别思满、宅垄、汉牛等，它们也被霍西、威尔逊等西方人统称之为“部落”。那位鄂克什的头人还向霍西强调，“他不说图伯特语(Tibetan)，也不说鄂克什语以外的其它方言。图伯特人(Tibetans)不懂他说的话。鄂克什语言的书写只是借用图伯特文字，仅此而已。鄂克什没有自己印刷的书籍。他们的书籍来自图伯特(Tibet)。一些曾在那个地区学习过其语言文字的人，可以解读书中的内容。”那位头人似乎在向霍西强调他们与图伯特人(即通称的藏族人)之间的区别。威尔逊也发表了他的一家之言：嘉戎人的“这些部落(民)既非汉人，也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他们亦与所见到的前藏人不同”威尔逊“个人”认为，嘉戎“这些民众的起源并不清楚，有理由相信他们来自雅鲁藏布江源头周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在13世纪初随着成吉斯汗或他的儿子窝阔台远征四川西部之后，留在这里的。元朝当局将“这一地区奖赏给随征”的嘉戎人祖先。自那以后延续到1908年，嘉戎人居住地区“南北长约250英里，东西宽约200英里。人口约50万。”鄂克什人就是其中的“部落民”之一。此说可供讨论。

10月20日早上7时，霍西一行离开鄂克什官寨村继续东行，夜宿滴水岩（今小金县达维乡滴水村)，全程75里。这一路的田园风光又给霍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官寨至木阑坝约10间房屋，今沃日乡木栏村)10里，又17里至将军碑（今日耳乡木桠村境内，时七八户人家)，再一里木桠桥（今日尔乡木桠村)。霍西记载，在这一带“我们不断看见位于河谷里的房子，其屋顶上摆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棒子，以待晾干。茎长不及一英尺的大麦尚待收割，其他农作物已经进仓。从低处传来了拉长音调的歌声，这歌声是由那些犁田翻土的耕犁人发出来的。他们使用木犁，其尖部像鹤嘴锄，弯轭，有把柄。木犁通常由一头或两头牦牛牵引。犁田人一手握轭，一手持柄，侧身随着牦牛牵引的原始木犁前行，边走边颤动着他们那长长的音调，(按：这也许就是一种“原生态”唱腔)。他们在各处田间耕种。在早上，空间只回荡着农夫们的歌声。一群群牛、绵羊和山羊在田间啃吃残株和草。山坡和山顶，只要能耕种的土地，都已耕作。那石头太多或太陡的山上，则覆盖着幼龄落叶松的干枯黄叶，到处都有灌木，叶子赤褐色。这又添增了悦目的画面。”

“无论独家农舍或小村庄，房子的屋顶都是木结构。通常由四根笔直的杆排列三至四排，间距约两英尺；那些杆子上又架有横杆，杆上悬吊着谷物和麦秸。这些房子不像藏式房屋，它们有约三英尺高的三角形角塔，有时角塔之间绘制了不同的图案。这些房子屋墙的顶部为轮胎形。窗边、墙底、基角均粉成白色。墙上也绘有不同的白色图案。我注意到，房屋进出处安装了有凹口的原木屋顶，这与藏式房屋相同。”

将军碑本是非将军级军官泸州营都司(武职正四品)袁国琏战死后，其弟袁国璜为其所立的石碑，“文俗传为将军碑”。其所处村庄因碑得名。《民国懋功县志》亦列此碑为“古迹”。

从将军碑到达维时有房十余间，今小金县达维乡)28里路程。其间经过日尔寨(四五产人家，今日尔耳乡所在地) 大营盘四五户人家，今日尔乡境内)、冒水孔(今达维乡冒水村)。霍西、威尔逊均对这些村寨惜墨。他们的视野在达维。“达维位于溪流(今沃日河)右岸一台地上，有两座碉楼。过木桥溯河谷而上，有一条道路通往木坪(今雅安市宝兴县)和邛州(今邛崃市)……从达维始，这河谷一直向东伸展。很快，巴朗山雪岭就出现在右前方。但由于河谷变窄，瞬间它就消失看不见了。眼前这儿很少耕种，山坡上到处都布满了墨绿色的银杉，也有叶黄的桦木、赤褐色灌木。河谷里几乎无树，只有少量桦木、白杨而己。”“达维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场所，以拥有一座大的喇嘛寺而自豪。”它不仅是灌懋道上客商往来的必经之地，它还与清代的“夹金山小路”相连，通往当时的木坪土司、邛州、以至嘉州(今乐山)等地，可谓交通要津。今省道从达维通往宝兴县，在芦山县飞仙关与国道318线相连。1908年6月25日，威尔逊路过达维，他称达维“声名狼藉，但这里的人对我并无恶意。”霍西、威尔逊都不在此留宿，威尔逊甚至“建议旅行者避免在那里过夜。”霍西在1904年10月20日说“眼前这儿耕种很少”，威尔逊在1908年6月25日则干脆不言达维有无农业。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长征至此，艰苦环境可以想见。

不过达维以东12里的广金坝(今达维乡石鼓村，海拔9150英尺)、木耳寨(达维乡境内)和滴水岩，农业相当发达。“这一河谷的气候相对干燥、温暖”，有大量“旱生植物群的存在”；“(沃日河)左岸山边很陡，云杉、银杉和松树覆盖山地。右岸的山体斜坡较多，大部分为农耕地。小麦是这里的主要作物，八月初成熟，大麦为次要作物，还有相当数量的碗豆、蚕豆和土豆。鄂克什人民显然是熟习的农夫，相当好的内行。鄂克什土司地区的繁荣还可从它有许多大房子、大喇嘛寺和相对稠密的人口得到证实。然而客栈都掌握在混血儿(half～breeds)手中，他们是早期汉人移民的后裔。较大的房屋和喇嘛寺通常座落在悬岩之上，由黏合泥、砂砾和石块建筑而成。它们近似四方形、两层、平顶泥面，每一角都有一小塔楼，经幡在塔楼迎风飘动，针叶树一类的丫枝常常被放在经幡紧邻处。喇嘛寺庙和其他喇嘛教徒的纪念标记，随处可见；刻有文字(按：常用“六字真言”)的玛尼石堆(mani-stones)也经常看到。贫困农民们的房屋低矮，平房由砂石、泥板岩建成，屋顶平面，或略有倾斜。”威尔逊观察到了贫富、阶级之间的差别。

从广金坝到滴水岩，包括后者以东10里的沙坝(时四五户人家，今日隆镇沙坝村)，这约30里的路段，是鄂克什土司中部的又一重要农业区。这一带还曾以出产黄金著名。霍西从官方处得知，1905年将在滴水岩至沙坝一带重新开采黄金。

10月20日这一天，霍西饱览了鄂克什中部(今日尔乡、达维乡)的自然风光，见识了它的农耕文化，夜宿滴水岩。次日“清晨，(霍西又)听到了犁田人的歌声。这歌声似乎在鼓动牦牛使劲拉犁。我注意到犁刀尖部为铁质。有时，犁田人恰好犁至路边，农夫们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注视着我们旅行队伍通过，而我由于骑着马，成了令人生奇的目标。”

10月21日，霍西在鄂克什土司东部(今日隆镇境内)只目睹了很少的农业点。这天的早上，霍西“离开滴水岩，道路沿着溪流(沃日河)向东上溯延伸，路经几间极好的农舍(疑为沙坝，时有四五户人家)，农舍外墙由石灰浆粉刷成各种图案。农舍屋顶上的框子里装有许多盒子，里面堆放着谷物”，并有树木片保护。沙坝以东3里为双桥沟，此处无住户，又2里为茶店子(一间房屋)，再15里为双碉(今日隆镇双碉村，时三四产人家)，而其以东的“日隆必(10，522英尺，今日隆镇)已无农耕”。威尔逊记载；“日隆必是一个鄂克什村庄，约20户人家，有一座小喇嘛庙，一座四方形高碉，还有一家大而非常好的旅店，人民谦和，懂礼貌。我们的运输苦力们还能在这里买到鸦片和食品。”日隆必，虽非农业区，却是鄂克什东部的重要居民点、旅客住宿点和商业点。回民商贾曾在此经营。而今日隆镇境内已成为四姑娘山风景区的组成部分，具有特色的游览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自日隆必以东至万人坟长达50里的路段，只有在破寨子与高店子之间，才“有一块大而开阔的耕地。”鄂克什东部(今日隆镇境内)的农业，显然不如它的西部(今沃日乡)和中部(今日尔耳乡、达维乡)。

10月21日，霍西行走75里夜宿万人坟(13540英尺，今日隆镇境内)。万人坟地处巴朗山西麓，距巴朗山顶丫口10里，是鄂克什土司最东的领地。万人坟为乾隆年间“两金川之役”战死者的墓坑，号称坑埋了万人。巴朗山口东15里，向阳坪之讷公词“吊唁挽联”甚多。“八千里卷甲而来，悲歌士多出燕赵”，可知战死者为华北人。霍西点数了墓碑上的人名，“仅不足五十位死者有名。”他们也许不是普通士兵。巴朗山西麓万人坟一带，“这荒凉地区十分有趣，它的气候显然比山口那边（巴朗山东麓）干燥”，树木种类多，威尔逊“成功地”将这里的橡树引至西方栽种。

在霍西笔下，小辟寨、官寨(小金县沃日乡境内)，将军碑、木桠桥(日耳乡境内)，滴水岩、广金坝(达维乡境)，以及沙坝(日隆镇西境)，都是鄂克什人的农耕家园，“吃、喝、注穿”的生存依赖。这里有鄂克什人的文化和历史。

1908年6月27日威尔逊到达美诺，他也总结了对“鄂克什路段”的观感：“鄂克什地区(从东边巴朗山西麓)至其尽头(美诺沟东岸和老营附近猛固桥)，都保持着它的繁荣景象它显然是一块兴旺、快乐的小天地。它的人民与瓦寺人极为相似，虽然他们不如瓦寺人那么高。鄂克什人的面部略微瘦削。这一地区通用汉语，主要道路(即灌懋道)沿途普遍使用汉语。这里的男人们模仿汉人剃头、留辫子。喇嘛教在民众中具有强烈的影响力。我们所见到的许多喇嘛寺即可证明。”

“鄂克什部落民”中还有人从事商业和运输业。1908年6月23日，威尔逊在瓦寺土司领地巴朗山口以东15里的向阳坪，见到了一群挖采贝母的人，也遇见一些汉族商人，他们在向阳坪收购贝母。在向阳坪，“一英两(28．35)贝母收购价60文，运至成都批发价一英两400多文。他们的利润优厚可观。在这群药材收购者中，就有几个鄂克什人。他们身高5英尺8寸，体格健壮，鼻梁挺拔，自信无畏。有两位妇女伴随他们，这二人身材匀称，穿着得体，俊俏耀眼。”商家妇女与农夫之妻显然有别。

1908年6月19日，威尔逊在去蒿枝坪(今汶川县卧龙镇境内)的路上，与一群部落民同行。“一些部落民赶着驮运茶叶的小骡子，走向鄂克什土司领地。”

“瓦寺路段”的瓦寺猎人和苦力

霍西一行越过巴朗山山口就踏上了瓦寺土司的领地，进入了灌懋道“瓦寺路段”。有学者认为鄂克什土司与瓦寺土司之间以巴朗山西麓的“松林口为界”瓦寺路段的景况显然不能与沃克什路段繁荣、兴旺相比。这里道路太差，几无农业，民众贫困有加，沿途瓦寺居民极少，瓦寺人以狩猎、搬运为生。

“瓦寺路段”西段与今日汶川县卧龙自然保护区境内国道317线走向大致相近，其南段则与317线(东西走向)分道，经三江、白石、水磨、漩口乡镇进入灌县。乾隆末期《金川琐记》刊载：“自灌郫至金川，有两道，一由汶川之桃关(今汶川县桃关镇)出口为大道，一由汶川之牛头山出卧龙关为小道。大道塘汛外，百里无人烟……小道商贾奔走，络绎不绝，然每至一程，居民歇店仅有十数家。类皆喧杂黑暗，屋通数盈(楹)无遮隔，糇粮须自致。而牛头、巴朗诸山，石仄(zè)水横，尤难投足，危坡绝壁，架偏桥飞跨百余丈，通一线路，偶被雨淹冲圯，咫尺前涂(途)不能飞越，坐待修葺。”牛头山一段曾“开山凿道”，“牛头山数十里今渐夷坦。然其他险仄者，未可枚举，不能尽镜而平之。”二十世纪初，霍西、威尔逊所行走的“瓦寺路段”即为乾隆时期汶川县境内的“小道”。此时路况依旧，甚至更差；客栈“歇店”简陋如前，旅客仍“须自致”糇粮；沿途民众贫困不堪。据《汶志纪略》，瓦寺土司地区原本就是“重山复水，古木深林，境阔人稀，天寒地险”之地域。

1904年10月22日早晨6时，霍西一行从万人坟出发，上行翻越白雪皑皑积雪一英尺的巴朗山口(14104英尺，4290公尺，国人测定巴朗山口最高处5040米)，经过向阳坪(塘汛防守重地)等地，行程63里到达驴驴店（今汶川县卧龙保护区西境）住宿。这一天遇上了“乱石路和稀巴(烂)路”。驴驴店“有两家劣等客店……平房、木结构、薄石板屋顶……屋内所有墙边都安置了排列长长的通铺，中间有几条长凳，……客店不提供食物，旅客只能自备，也许有少量蔬菜。”霍西、威尔逊曾先后在这里住宿，感叹“这路边客店简陋至极”，但“瓦寺路段”的路边歇店又“全都是如此”，有时只得将就。

10月23日霍西夜宿卧龙关(四户人家，今卧龙镇)当天全程75里。10月24日，霍西在烧茶坪(今汶川县卧龙镇镜内)过夜，全天行走66里。10月25日霍西在黑石江(今汶川县三江乡境内)住宿，全程60里。三天沿途多处路况十分糟糕。“道路之糟糕难以用语言表达”。“这是一条坏路。”然而灌懋道“它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商品流通要道，灌县与懋功厅之间的商品交换远非微不足道，这可从大量搬运苦力来来往往即可作出判断。”那么“为什么存在如此可怕的道路状况?”霍西不解。在巴朗山东麓向阳坪，霍西曾向偶遇随同从日隆必到向阳坪塘汛镇守的士兵们发问。其中“一位爱唠叨的老兵”回答：“谁来修路?”霍西说：“当然是中国政府。”如要修路，“当官的必经从民众那里弄钱，老百姓太穷，哪里有钱拿来修路。”这是那位老兵最后的回答。“坏路”与贫穷相连。威尔逊于1908年6月18日至23日路径“瓦寺路段”，他看见了沿途多处出现“可怜的茅舍”，其地周围“没有耕作空间，人民的贫困是悲惨性的。”此二人还有类似的描述。1904年10月25日霍西在(今汶川县三江乡)中河(自牛头山东面发源，向南直下，流至三江口合江，全长华里。)流域川兴店至黑石江55里段行进中，才在一些地点看见了可提笔记录的农业：“玉米已经收获了。苋菜、紫苏、烟草仍在地里。路边的黑莓随处可见，我的一位随从特别喜欢这种水果和多汁的玉米杆。房屋附近的桃树特别多。各种蔬菜如萝卜、辣椒在庭院的小块地上生长。”霍西还看到了这几天沿路唯一拥有10间草屋的村庄川芎坪(今汶川县三江境内)。

10月26日，霍西离开黑石江(是地名，也是一条河的名称)行走13里就翻越鹞子山(时汶川县瓦寺土司与灌县的分界线，5370英尺)，随之“告别了使人情绪低落的”瓦寺土司地区。进入灌县境内，“四川地区充满活力的美景就展现在我们面前。鹞子山山顶下东北2000英尺就是盆地。那似乎包围盆地的山坡，树林密茂，耕地有序，稻草屋星罗棋布。如此景色有如魔术杖使法。”当天，霍西一行到达漩口(岷江右岸商业重镇，时有300间房屋，今汶川县漩口镇)，夜宿于此，次日至灌县，10月28日返抵成都住所。

霍西对瓦寺路段沿途的“居民成份”颇有微词：“自越过巴朗山(东行)以来，我所看见的只是汉人。瓦寺土司地区或许已不存在了。人们所见到的房子是汉族式的，房主是汉人。这与鄂克什土地上的情况不同：在那里，随处可见鄂克什人，他们的房子不时出现在河谷和山边周围；而在这里，汉人简直到处占地筑屋，修建独家客店，供苦力食宿。”霍西甚至说：“汉人在这一地区必然会造成很危险的状况，它将处于饥饿边缘。”其实，这一带并非没有可耕之地。《民国汶川县志》记载，仅中河流域，“三江乡的熟荒即达9万亩，生荒11万亩”；卧龙关一带“熟荒2万亩，生荒80万亩”；“由牛头山脚至草坪数十里，仅二三家，地极可惜。”农业受到了气候的制约。霍西称“瓦寺土司地区也许已不复存在”，而他的同胞威尔逊否定了霍西的不实之词。1903年威尔逊首次访问瓦寺土司地区，时瓦寺土司官寨住牧地涂禹山(同灵山)一带即今汶川县玉龙乡境内，及草坡乡、绵魇乡岷江以西地区，也是瓦寺人居住区。威尔逊还拜访过瓦寺土司本人(索诺木氏，索世藩，宣慰使从三品)，参观过瓦寺土司地区的苯波教寺庙。经“土司首肯”，威尔逊得以在苯波教寺庙拍照，“成功获得”苯波教崇拜偶像的照片：由“石头，木头，稻草(麦秆)，灰泥做成的众巨人和显示女性能量的守护神们”。嘉戎诸部的妇女具有独特的地位：婚姻自主；劳动主力；“女主外，男主内”；中国古代史上的多个“母(女)权制王国”；女土司，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曾督派所属土兵随同大兵进剿”金川的“巴旺土妇伽让”，因“金川派兵围占党坝官寨”而向清廷“求援”的“党坝土妇和尔郭”等等。

威尔逊也留下了他于1908年6月访问“瓦寺路段”的印象：“瓦寺(土司)地域为荒芜山区，森林很好，但一点也不宜农业生产，其后果是人烟稀少，我们在其沿途遇见过极少的(瓦寺)居民。主要道路(即灌懋道瓦寺路段)的客栈和房屋，由汉人或混血儿掌握。瓦寺男子个高(5英尺8寸或左右)，身躯大，肌肉强健，坦率开朗。他们是著名的猎手，在森林悬岩猎获飞禽走兽。无论男女，其肤色都比汉人黑。我遗憾地说：他们不注意清洁卫生。他们很喜爱珠宝，男丁女口都佩戴银质或铜质手镯，他们的银戒子镶有珊瑚或绿松石。妇女配置大的银耳环，通常也镶有珊瑚和绿松石。一些(瓦寺)男人沉溺于抽鸦片烟，这可能只限于那些在主要大道上从事搬运和赶骡子的苦力，因为他们与汉人接触较多之故。”

霍西、威尔逊二人多次提及的汉人移民和混血儿问题，仅旁及数笔，不赘言。

移民，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篇章，有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就是移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至今移民仍持续未断。“人种混血”在一些地区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较普遍，克里奥尔人即为那里的混血典型。移民和混血问题当具体分析。霍西本人就遇见过一家四口移民正向懋功厅走去。1904年10月22日早上霍西一行从巴朗山西麓万人坟出发，翻越积雪一英尺(30．48厘米)的巴朗山口，越过山口后下行，在陡峭乱石石海中艰难地寻路行走。突然，看见“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在石海中匍匐上行。他的妻子背着一个婴幼儿。一个三岁小男孩紧靠着他的父亲蹒跚移步！我曾经为那些在每年夏天随同父母移民至中国东北的儿童感叹过。然而，目睹这个贫困儿童在大雪覆盖的高山上向山顶移行的情景，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简直没有适当的语言来表达眼前的所见。此情此景多么悲惨！这个家庭的目的地就是懋功厅。”当时懋功厅城已有“317产汉人家庭。”他们是“嘉庆、道光年间由遂宁、安岳、德阳、乐至等县迁居县治承佃土司地土耕种”的移民后代，也有近期移民，如那“一家四口”。更早的“移民潮”始于乾隆年间。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廷以优惠条件吸引“内地人民情愿赴屯开垦”。当局给每户地三十亩(“单兵”减半)，出盘费，给屋庐，出资购农具，籽种二石，两户合给一耕牛，五年内免纳粮等等，四川内地民人从者众，乾隆末期“报垦几无隙地矣。”也有租地耕种者。那“一家四口”不畏艰险，无论其是被迫的，或如清官方所说“情愿”的，都是为了生存，或生存得好一点。“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本文仅涉及“灌懋道”沿途嘉戎人“自然的和社会的干态万状”之一二，人物琐事极为平凡，似不足论。重温恩格斯在1883年所说的一席话，又有所悟。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注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刘达永，四川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