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水井”寓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圣洁

二、“古水井”寓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圣洁

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的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而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比“上海组织”还早一年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正是作为清末川、湘、鄂、粤等省人民进行的反对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压力，卖国丧权出卖铁路主权，激起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的爱国运动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其中因有盐亭范仲纯、范蜀林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可以说也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它的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的轰轰烈烈特点，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早最基本特征的体现。

今天来研究保路运动、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同志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等阶层组织、领导干的，和辛亥革命是同一个性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实际引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两种版本的特征看，它是和辛亥革命的性质还有区别。一方面反清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类似民间武装，它由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的成员领导参加，但另一方面主要是有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自发参加，这是少量的富人、立宪派、同盟会阶层人物不可比的。其次，发动组织领导这些自发参加的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中，正是还有《重庆报告》说的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的“重庆组织”的人，预先的加入；他们是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工人，分布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的成都、宜宾、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等地；他们还培养熏陶了为将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奋斗的一批新人。

如新中国诞生的十大元帅朱德（1886-1976）、彭德怀（1898-1974）、林彪（1906-1971）、刘伯承（1892-1986）、贺龙（1896-1969）、陈毅（1901-1972）、罗荣桓（1902-1963）、徐向前（1901-1990）、聂荣臻（1899-1992）、叶剑英（1897-1986）中，有9人都是中国保路运动尤为激烈的川、湘、鄂、粤等四个省中涌现的，并且也是以激烈程度排序出现的。四川四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湖南三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湖北一人：林彪。广东一人：叶剑英。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自有它的根基。而且这十大元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代表人物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也联系紧密。

陈奎先生在长篇小说《古水井》中，塑造了一个参加保路运动的反面人物彭磊，他向清军告密在成都请愿活动中保护过他和战友们的石德贵。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彭磊，1939年已升为副师长的他，带领八千儿女出川抗日，1933年战死在疆场，成为抗战中的战将。石德贵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两次领导过虎狼队，仅1944年到1945年上半年，他的虎狼队十余次进入日军占领的冀中、冀西主要城市，采取不同方式袭击日伪军，使日寇梦想扩大占领区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控制区逐渐缩小。而石德贵最早组建和训练虎狼队，是1920年至1921年他参加川军，在家乡四川的寨子梁山，这是一处典型的干涸盆塞海大围坪地貌。据说四百多年前，明朝军队为了防止张献忠进攻成都，就在这里屯兵、练兵。正是在这半坡的围坪地上，有一口古水井。石德贵和林仙芝的初恋，在军民打水用水的交往中，深深地扎下根，《古水井》全书作为最圣洁的爱情分为多层次来描写。

第一层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开始重庆谈判期间，石德贵请假第一次回到寨子梁探亲，得知林仙芝为了不受国民党兵痞、流氓的凌辱，跳井自杀。此时古水井已经干枯，围坪古水井两边的民房成了断垣残壁，所有人去楼空。石德贵回到部队，传来国共合作正式破裂，他参加了横穿冀中，进入华北、华南、华北平原，南下重庆、成都，进军西康，来回转战几千里的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战后他第二次回到寨子梁，带跟他参军的儿子石仁柏到林仙芝的坟前祭拜。他敬佩林仙芝的情和义，敬佩她的坚强和勇敢。

第二层次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石德贵被组织安排到华中一个重点城市担任副市长，分管公安工作。他经历了拒绝比他小20多岁的美丽的中学教师孙雅致的爱情追求，和儿子石仁柏在剿匪中牺牲的痛苦。

第三层次是1957年，61岁的石德贵因在家乡的老岳父、林仙芝的父亲，中风瘫痪不能行动，需要照顾，他向组织申请安排回四川工作，或者退休。省政府批准他退休，由财政拨一笔安置费到老家安家。石德贵第三次回到寨子梁，在这已经荒凉的大围坪安家古井，产生了他与小30多岁的农村妇女桂花，情和义的美丽动人的故事，直到2005年109岁的石德贵去世。陈奎先生为了表达“古水井”寓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圣洁，甚至采用了“魔幻手法”。例如，石德贵为了让已经干涸20多年的古水井能够重新出水，他请年近80岁的打井老人指导。

老人说：地下水也有经脉。水代表着圣洁，可以把肮脏和污秽冲洗掉，因此，它经不起任何污染。这口井干涸的原因，既有你老婆死在井水里，污染了井水，也有外部原因。如半山腰那几棵被砍伐的树，正在龙嘴龙脉上，断了龙的水脉。必须一是对古井进行清淘，二是被砍伐的几棵树，要在原地栽上新树。石德贵请人清淘了井，在靠水井这面山上补栽23棵松树和柏树。井里有了水，又重建了井台和辘轳打水。政府帮助修建的院落，他又用荆棘打造了院墙和水沟。1958年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石德贵虽然巧妙阻止砍伐队对寨子梁正面山林的砍伐，但12月他大哥出工受伤，他回自己原来的老家的三天中，寨子梁山上还是被砍伐了167棵。这里，陈奎先生写的“第27章艰苦岁月”特别动情，他打乱了原先的年谱顺序，把大炼钢铁、反右斗争，自然灾害、大食堂等事件，混合在一起写。而“古水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象征，石德贵把精力一是放在上山刨根补树，二是栽种院子周围、开垦土地上的瓜果蔬菜、红苕和玉米，养好猪。

第四层次是，干旱使山下田坝里的农户，也来寨子梁古水井要水。还有三个衣衫不整的中年妇女到寨子梁石德贵开垦的土地上，饿得手扯着红苕叶一把一把地往嘴喂。村民向田野、山林进军寻找充饥植物，1960年农村妇女桂花的出现，就是石德贵64岁时，她带着小孩，手里拿着木碗，跪寨子梁石德贵院子地上，哀求石德贵给她一口饭吃，孩子饿了整整一天了。石德贵将半碗红苕稀饭倒进桂花的木碗。桂花宁可挨饿，也把半碗稀饭全部让给了孩子，使石德贵产生了敬佩。桂花的丈夫两个月前患病死了，看到石德贵栽种的地不少，一个人忙不过来，请求留下帮他，只要孩子有一口饭吃就行。石德贵和岳父觉得孩子实在可伶，就把桂花母子俩安置留下来。桂花确实是一个能干的农村妇女，她帮石德贵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料理家庭事务也合情合理。1961年荒年已过，饥饿问题得到改善，石德贵想桂花人还年轻，该回去重新组织家庭，就拿钱给桂花，让她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以为她不会再来。但过完年，桂花带着儿子又回到石德贵身边。她说石德贵是她的救命恩人，她要侍候他一辈子。其情与意义可与林仙芝比。

1962年石德贵66岁，说像自己这种年龄的老头，哪天死都不知道，再次劝桂花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人结婚，才能白头到老。但桂花说自己是结过婚的男人，知道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幸福，愿意为他守寡一辈子。1975年石德贵的岳父、林仙芝的父亲82岁过世。临终前，老岳父对石德贵说：你身体好，活一百岁没问题；桂花是个好女人，希望他最好和桂花结婚。石德贵虽然觉得岳父的话有道理，但退休老人左右不了政治，他怕类似文革的疯狂，只能当个冷静的傍观者。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到1979年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石德贵认为是一件好事，再次劝桂花回去争取土地承包的权力。桂花说：“你撵我走，但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家，我的家在这里”。石德贵忙解释：“农村政策好，除交公粮、统购和生产队的提成，土地承包到户说不定还要给你多拿几个”。其实，这反过来却提醒石德贵自己，他20多年在寨子梁山上经常植树，对那片山林付出了心血，如果分给一家或几家社员承包，自己没有管理权，砍伐林木无权干涉，也影响古水井出水，才应该找大队、公社申请承包寨子梁那面山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