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水井”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中

三、“古水井”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中

陈奎先生以保路运动开头，以寨子梁古水井作引子，初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虽然用的是文学笔法，却把握得十分准确。其道理，也许是绵阳这块土地上的远古文明的遗存，和很多真实的革命历史人物与故事，孕育了这位作家。例如，“第一章逃亡深山”写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成都打伤清兵，逃进家乡深山玉皇庙，被寺庙三住持的云空师傅收留、指教。1914年一个南方来的、跟云空师傅年龄差不多的香客，来到寺庙烧完香后，到云空师傅房间密谈，第二天才走。香客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寺庙遭黑云山十多个带枪的土匪包围，要寺庙交出南方来的香客和留下的钱财。

又是云空师傅以自己的武功和枪法，制服了这伙土匪。但这之后的第二天，云空师傅给石德贵留下便条，说他已经踏上去南方的路程，那里的事必须他离开。并告诉清政府被推翻，各地都在成立共和政府，要他找准自己的道路，勇敢走下去。这里最大的暗示，是南方来的那个香客，是不是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荷兰共产主义者马林派来的？以“云空师傅和尚”作掩护的人，是不是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前后，已经开始在中国活动组织共产党？因为“第十二章北伐战场”有一个交代，是1914年石德贵也离开玉皇庙回家，最终还是参加到熊克武带领的四川国民新军出征重庆、湖北、湖南、广东。1926年几万川军到广东准备北伐时，被国民政府扣押、解散，又被追杀。就是在湖南逃亡的路上被北伐军抓获，在押解的路上石德贵偶然看见骑马行进的一批北伐军官中，有一个是十多年前记忆突然清晰“云空师傅”的人，但他已是北伐军一个参谋长。正是这位“云空师傅”的参谋长安排石德贵到叶挺团长的部队，参加北伐战场的战斗；他的连长是共产党员，跟他特别接近。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叶挺团中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接近者被追捕。这位共产党员连长提前告诉了石德贵消息，并指导石德贵及其朋友到鄂豫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工农武装。由此石德贵经历了张国焘所部的鄂豫皖和川陕红军时期，和红军西征的悲壮，才回延安。以后他顺利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及解放后的城市建设等事情。这里再看陈奎先生暗写的“云空师傅”，其准确表达，是指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两个“孵抱期”：

一个是众所周知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传来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

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虽然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期，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绕过的一种必然的和特定的历史潮流，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但十月革命初，苏共派出尼科尔斯基等远东共和国情报部的特工，到中国组织共产党并不成功。此时正是马林才解开的扣。这个荷兰共产主义者被说成是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因是1913年2月马林远渡重洋前往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在爪哇岛三宝垄担任商会的秘书，兼任三宝垄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韧报》主编。马林虽来自宗主国荷兰，却站在印尼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1914年5月9日，在他的倡议下，发起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又创办了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亲自撰文，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连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荷属东印度总督视马林为眼中钉，1918年把他驱逐出境。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1920年5月23日由印尼社会民主联盟改称而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

此时列宁拿马林换苏俄情报特工派到中国指导建党，原因是他有早于十月革命的创建印尼共产党的经验。马林的经验是，当时在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爪哇的伊斯兰教联盟，虽带有宗教色彩却也进行反殖斗争。马林便让信仰马克思主义却力量弱小的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伊斯兰教联盟，同时仍保留原来的党组织，这种“跨党”合作的方式有力推动了当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21年6月3日，马林乘坐客轮抵达上海，公开身份是记者。1923年1月12日马林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第三号人物，10月调离中国。 1942年4月14日马林壮烈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下。

另一个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神秘的是，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入侵，欧洲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来到南亚组织共产党，给中国传播的原旨原味的马克思主义，马林就是一个代表。

这个坐标还可以选择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实践，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如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湖南留日学生赵必振译、幸德秋水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主张。1902年10月2日，梁启超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一文说：“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连孙中山1912年10月在中国社会党总部，也曾作过“社会主义的派别及其方法”的长篇演讲。这些内容的刊载，进一步使中国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同情，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因此即使没有列宁、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中国也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有中国共产党。道理也是在中国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如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以及如直接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重庆组织”的当事人何拔儒、彭健修等，对青少年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有过的直接学校教育和影响。2016年4月1-12日我们在印度旅游考察，看到孟买1887年完工的维多利亚火车站，比今天我们绵阳的火车站还大，建筑也现代化，可见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南亚之早和影响之大，由此使人联想到1895年清朝发生南方人康有为等发动的公车上书，以及1898年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康有为、杨深秀、宋伯鲁等维新派就有过组建世界联合国的探讨热情，研究中国与英、美、日、俄等大国的关系，也就不觉得奇怪。

再说1920年重庆建党，主要力量不但是保路运动的骨干，李大钊、陈独秀等北京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支持和参与了的，因为张澜和蒲殿俊也曾帮助过他们。例如，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于1913年春赴北京就任，开始注意国外共产党发展，并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即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年他离川留居北京，把解散的南充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也带到北京。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也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

其次是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蒲殿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年他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这时他的四川老乡、保路运动的老战友张澜和他商量，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推荐蒲殿俊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并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

而我们之所以把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1879-1922，原名杨昌济，湖南长沙人），称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杨怀中先生在1897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时，就加入南学会的革命派，赞同谭嗣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隐居乡间研究和谐大国关系之学。正当他彷徨苦闷时，原先结交的革命党人、好朋友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大国寻找相处之道的感召下，他把杨昌济改名杨怀中，1903年去日本留学。1909年又去英国深造，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后来杨怀中把能公开的伦理学教学，暗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大国关系结合做研究，希望中国避免陷入“鸦片战争”的老路。

这是杨怀中先生学习马克思1858年写的在《鸦片贸易史》，看到：“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他反复思量，认为这场名为“鸦片”，实为“贸易”的战争，是中国乃至亚洲从传统走向现代历史的开始。今天来看，可以说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演变的分水岭，也是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转型的分水岭。

而且1921年马林能处理好“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的矛盾，马林在给“重庆组织”做工作时，还以“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实，比较保路运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势力，和辛亥革命的东南同盟会势力的地缘政治、人文生态的不同。众所周知，湖广填四川之所以要移民来“填”，就是因国家内乱，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重庆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重庆、四川人口锐减。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而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四川就存在上千年厚重的本土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上古文明，如三星堆、金沙、宝墩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可证。

湖广移民四川，针对的是荒芜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所以无论穷人和富人，还是官方和民众，都认可“勤劳”，维护本土经济的自我发展。所以保路运动不单纯是反帝反封建，还带有保护本土经济自我发展的愿望强烈，革命态势才发动得如此广泛，而且快。从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到张献忠农民起义兵败四川西盐边境山寨大围坪；从湖广填四川到保路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解放；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道路是何等的曲折。依法治国、合作共赢、反对通赢通吃，也许在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就已形成的共识，而且后来盆塞海干涸，文明迁徙到世界各方，但在中国先秦古典集大成的文献中，仍对应保留下类似道法自然和大同世界等思想。

而从1963年以来我们在绵阳市盐亭县收集到的材料，也可证盐亭人袁思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飏、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参加过“重庆组织”。而且他们在青少年时，也都受过盐亭境内的上古文明的熏陶，在这类上古文明独特的盐亭存古学堂读过书。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张澜和罗纶，因出生在今西充县，由于有与盐亭接近的地缘，青少年时也受到过盐亭古文明的熏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最初出发的基本点，就是要治理中国的“内乱”，甚至是要解决所谓中国历史存在始终无法摆脱的“治乱循环”。这是没有“以苏解马”的社会主义的出现，中国也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选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远古联合国的解散或瓦解，是由于距今5000年左右四川盆塞海的干涸。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克服自然灾害一要顺应自然，二也要发展自然科学技术。这是两种智慧：一是人文智力，二是科技智力。而杨怀中、谭嗣同等先进的中国人，对和谐大国关系的研究，也是他们可以追溯到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

陈奎先生以《古水井》做书名，“古水井”也可以看成“古”到远古巴蜀的堰塞湖、盆塞海。“古水井”寓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看成可以追溯到巴蜀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的大同世界理想。“古水井”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今天也在前进中。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18大报告中，确定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APEC北京会议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新型的大国关系，反对通赢通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依法治国等理念和举措的中国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