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二日，庐山是早晨。
　　毛泽东走出美庐，作睡前散步。
　　几十座避暑石屋安卧在绿荫掩映的山坡上，静悄悄不曾醒来。这些别墅式建筑多是蒋介石三十年代所营建，如今换了主人。每座别墅里都配有从全省筛选而来的年轻女服务员，她们服务的对象都是中国出类拔萃的人物。
　　晨光熹微，他的身影停在日出的位置。火花一闪，青烟飘起，迅速被风驱散。他一手夹烟，一手拄腰，放开视野。
　　长江水悠悠荡荡，鄱阳湖苍苍茫茫，雾岭云谷人迹渺渺，惟有他独个儿神情冷冷。
　　唉，历史就像眷恋山岫的云雾，在他面前脚下纠缠不休……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长征路上，毛泽东赠诗彭德怀，盛赞他是猛将，“像《三国》里的燕人张飞张翼德”，是开路的“先锋”。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转战陕北，国民党军长刘勘率七万之众迫在屁股后边，实在恼人。彭德怀替毛泽东分愁解忧，率两万部队去找刘戡，问毛泽东：“对刘戡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毛泽东在电话里激励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于是，彭德怀一战而毙刘戡。若是“丈八蛇矛”的年代，便不只“击毙”，还要“斩下项上人头”哩……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抗美援朝，林彪怯阵，彭德怀慷慨请缨，打得美国人惊呼：“当年八国联军陷北京，现在十七国联军攻不下一个彭德怀……”台湾报纸甚至幸灾乐祸：“现在美国人不说国军不会打仗”翻翻世界史，好像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敢于同世界性的联合国对立而不败，只有彭德怀成为打败世界性联合国军的东方将领……
　　能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白云悠悠，人世悠悠。
　　现在，彭德怀上了“万言书”；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说：“老彭啊，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抡起胳膊吼：“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二十六日晚，彭德怀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骂粗话：“你在延安操了我四十天的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
　　“张飞张翼德……”毛泽东深知其人地喃喃三遍。据说那天早晨他情绪一度流出哀凉。没有枪声的庐山，损折一员大将，值得吗？张飞这样的人物谈得上什么野心？你叫他当皇帝他也当不了，不肯当，毛泽东又怎能不明白？
　　但是，转瞬间他眼神里又闪出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处理彭德怀，关系“三面红旗”之争，关系他那“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关系到主义之争。举凡经天纬地的巨人，为主义之争，莫不可以牺牲一切。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可以牺牲六位亲人，也可以牺牲他的那颗将星──“张飞张翼德”。
　　他深知，现在的形势，尤其要维护那个“凝聚力”……
　　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两千年。毛泽东多次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他首先提出为秦始皇翻案，并且请郭沫若写了文章，发在人民日报。
　　每当日出之际，毛泽东常常发出深刻的生死感怀和人生慨叹，“人生易老天难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
　　你彭德怀讲真话，我毛泽东也是在讲真话。我讲了几十遍，“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这次上庐山，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带头纠“左”，这不是真话？
　　上海会议，我感觉到纠“左”不力，讲了不满的话：“……我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总书记为副帅。”你彭德怀张口就挖苦：“您不是早就挂帅了”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卫士请你来谈话，你就是怠慢不来。这不是真话？
　　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我在船上呼吁团结，你退出舱外不回来听，上得山又写“万言书”，这不是真话？
　　我多次检查反省：“我因易被感情驱使……个性不好束缚”，你“张飞”难道不要反省？只要讲真话就可以任着性子，不要那个团结那个“凝聚力”？
　　庐山就是一首苍凉的浪漫诗。十年后，毛泽东在此悟到宇宙的秘密，并且告诉了斯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我看要不了多久，五百年或一千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和我们所做的事一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这种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感怀，尽管苍凉，却并不忧伤。
　　一九五九年之夏，发生在庐山上的这一幕，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是悲剧式人物，但他们都是英雄做了英雄该做的英雄事。
　　彭德怀抡起胳膊为人民“鼓与吹”，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妻离友散，不怕从此开始的一连串厄运和苦难，也因此而更加流芳千古。
　　毛泽东作为经天纬地的政治家、大谋略家、一代领袖，在党和国家和民族陷于危困之际，不踌躇不沮丧，依然冲力高扬，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不怕为此担历史骂名，果断决策，保证和维护那“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以及丝毫不能损伤的“凝聚力”。无疑，这是战胜困难，渡过危机的首要条件。
　　他成功在随之而来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那样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成百万上千万的人，放在历朝历代都将是“盗贼蜂起，民变丛生”；一旦全国乱起来，在具有“啸聚山林”。“有枪便是草头王”和“军伐混乱”的“历史传统”的中国，更不知将死多少人，民族又将陷入怎样的灾难之中，社会又将发生多大的倒退！
　　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他断然地以非常手段维护了那支队伍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以及由此而强大起来的“凝聚力”，那种崩溃和混乱没有发生，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奇迹般地摆脱了困难，重新走上繁荣。
　　据老人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男人都没了阳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国男人阳气转盛，中国女人大出风头，生育出一个英国又加一法国，大概还不止这个数。
　　毛泽东为庐山上的“胜利”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折了彭大将军，不是为此担了骂名，甚至也不是随后刮起的第二次“共产风”，在全国饿死多少人……
　　他付出的最大代价，是越来越失去了真话。
　　毛泽东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个人品质，而在于时代和文化。他的个人经历和所受全部教育，不可能超越中国历史文化对他的限制。他可以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却难以胜任领导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他凭着中国文化所赋予他的全部智慧、勇气和力量，加之他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全部优秀品质，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他和他的战友他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建起初具规模的大工业基础，可以抬起头同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平等对话，平等交往。他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给了我们最终“腾飞”的政治保证和经济条件，使后人有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可能。
　　不要嘲笑他的“三面红旗”、“大同邦、理想国”，那是一曲悲壮的歌，不甘落后的探索者的歌。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登上了吉普车，载着时代和文化给他的胜利给他的失败下山了。